《六祖坛经》全一卷，全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又称《法宝坛经》、《坛经》。由禅宗六祖慧能述，法海集，元代宗宝编。收于《大正藏》第四十八册，其敦煌写本亦收于同册。为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之说法内容，由其弟子法海集录而成。中国禅宗，由菩提达摩传慧可、僧璨、道信、弘忍而至慧能，共六代，所以称慧能为六祖。佛教历来的贯例，只有释迦牟尼佛祖的言说，方能称“经”，其他祖师、大德的著述，只能称“论”，或者托佛陀所说，是佛印可的言教。只有《坛经》一书，是唯一非佛陀所说而称“经”者，可见其在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世界佛教中所占之地位。何以称之为《坛经》呢？因为刘宋元嘉十二年（435），求那跋陀罗（394—468，汉名功德贤）经海路至广州，并在法性寺创立戒坛，预言“将来有一位肉身菩萨到此坛受戒”，后来在梁天监元年（502，一说九年），又有智药三藏自印度来广州，于法性寺求那跋陀罗所建戒坛（一说系宝林寺）之畔，亲植菩提树一株。他复至曹溪口，掬水而饮，以水质甘美，知溪源必有胜地可建兰若。遂至上源，见山水宛若印度宝林山，乃劝村人建立一寺，名宝林寺；并谓百七十年后，“有肉身菩萨至此菩提树下，开演上乘，度无量众”。
至唐仪凤元年（676），六祖慧能至法性寺，与僧作风幡之问答，并于菩提树下剃发受戒。翌年，慧能至宝林寺大弘教化，一如所谶。其后慧能说法虽不限于此坛，他的门人弟子为了重视此坛开始的纪念性，所以将六祖前后开示的言教语录，统称为《坛经》。胡适先生以为应作《檀经》，从木不从土；其实以从“土”为妥。关于《坛经》是否六祖慧能大师之著述，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掀起学术界之争论，其起因是由于胡适先生于1930年先后发表《荷泽大师神会传》、《坛经考之一—跋曹溪大师别传》，主张《坛经》之作者非六祖慧能，而系其弟子神会，于是掀起一阵激烈争论的热潮。为什么学术界对《坛经》会发生这么大的兴趣呢？因为《坛经》不仅是关系中国思想史一个转换期的重要关键，同时也是佛教对现代思想界一个最具影响力的活水源头。《坛经》代表了中国佛教一种特殊本质的所在，也表现了中国文化、或者说中国民族性中的一分奇特的生命智慧。这样的一部重要经典，如说其作者并不是一向所传说的六祖慧能，那当然会掀起学术界与佛教界的轩然大波了。胡适先生是此一段公案的始作俑者，此说大违传统之观点：《坛经》乃六祖慧能所说，法海所记；遂引起钱穆、杨鸿飞等两派之论战。佛教界对胡适先生提出的问题，反驳者甚多，但真有力而不涉及宗教感情以学术立场就事论事者，则甚少。
唯一最有力量而最有分量，不以卫教姿态表现者，则唯印顺大师的《神会与坛经》，这是一篇最佳的批驳胡适先生对禅宗史的错误观点的文章。胡适先生之主要论据有三点：第一，现存最古老之《坛经》（敦煌古本），强烈暗示神会乃慧能之唯一传人，如经中曾谓：“吾灭后二十余年，邪法缭乱，惑我宗旨，有人出来，不惜身命，定佛教是非，竖立宗旨。”依其考证，慧能灭后二十余年，正是神会于滑台大云寺召开无遮大会，批判北禅之际，故有此说。经中又谓：“大师先天二年八月三日灭度，七月八日唤门人告别……六祖言：‘神会小僧却得善等，毁誉不动，余者不得。’”古本中不提怀让、行思，而单论神会，并谓“余者不得”。第二，韦处厚兴福寺《大义禅师碑铭》谓：“洛者曰会，得总持之印，独曜莹珠，习徒迷真，橘枳变体，竟成《坛经》传宗，优劣详矣！”《坛经》既为神会门下“习徒”所作，此书当然必出神会一系。第三，敦煌本《坛经》与神会之《神会语录》多所雷同。例如：二者皆主张定慧一体；二者对坐禅之解说皆相同。关于当时之禅学论，二者皆批判“看心、看净”之禅学，胡适以为“看心、看净”乃神秀弟子普寂与降魔二人之主张，而《坛经》与《神会语录》则系为批驳此一主张而作；二书皆重《金刚经》；对“无念”皆有相同解说。针对胡适先生之论点，印顺大师予以批驳。
对于《坛经》暗示神会乃慧能唯一传人之反驳，谓敦煌本确为现存最古老版本，并受神会门下之宗重，但于其前，尚有更古老之曹溪古本，为法海等所集录，乃敦煌本之底本，故《坛经》非为神会所作。印顺大师并举出《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所述，慧忠（？—775。与行思、怀让、神会、玄觉等四人并称为六祖门下之五大宗匠，与神会同于北方弘扬六祖之禅风，而批评当时于南方之江西等地阐扬“平常心是道”之马祖道一，并对南方禅者不重视经典而随意说法之作风予以驳斥，故于平时特别重视经、律、论与教学之研习）早于公元750年时，已见《坛经》被添糅南方宗旨，此与神会思想全然不同，此尚明显存于敦煌本《坛经》中，故曹溪古本之存在当无疑义。
对于《坛经》传宗之反驳，以为胡适误解《坛经》传宗之文义，胡适所举“习徒迷真……优劣详矣”一语，应解释为：神会之习徒迷真向俗，如“橘”逾淮而为“枳”（胡适原文为“柘”），竟演变成以《坛经》为传宗之依约，而失却传法——默传心印之实质，徒换来传授《坛经》之形式（当时师徒传法须附带传授一卷《坛经》作为凭证）；故神会为优，其门下为劣。对于《坛经》与《神会语录》内容雷同之反驳，就当时禅学论，当时“看心、看净”之禅风，乃四祖道信以来本有，而非普寂、降魔首倡，故不应以此二书皆批判此种禅风而推断此乃为批驳普寂等而作，更不应进而据以断定《坛经》乃神会所作。就《金刚经》而论，禅门之宗重《般若经》，乃源自道信之宗重《文殊说般若经》；慧能之重《金刚经》，乃继承此一传统而已，并列举文证说真正偏重《金刚经》者，非为慧能而是《神会语录》。否定胡适主张“二者皆重《金刚经》，故《坛经》为神会作品”之说。对于“无念”之反驳，《坛经》之无念乃直指本来解脱之一念，为肯定的；而神会之无念则偏重于否定之不作意，二者完全不同。《坛经》之坐禅为于外之一切境界心念不起，肯定“念”之存在，而强调不着外境。《神会语录》之坐禅，则以念不起为坐，为“不作意”之消极意义，二者截然不同。
前述各点已足以证明《坛经》非神会所作，故二者虽皆有定慧等主张，然其先后已判然有别。虽然胡适先生对《坛经》的研究意见，并不为大多数的佛教有识之士所接受，但他提出的问题，无意中帮助佛教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并且引起学术界和佛教界对《坛经》的广泛重视，从而推广了对《坛经》的认识。在这一点上，胡适先生仍然算是有贡献的。关于《坛经》之成书，最初系法海奉韶州刺史韦璩之命集录而成，然后人多所节略，而未能见祖意之大全，元代德异乃探求诸方，得其全文，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于吴中休休庵上梓。翌年宗宝更校雠三种异本，正其讹误，详其节略，并新增入“弟子请益机缘”之内容，而予印行。卷首附德异之《序》，宋代契嵩之《赞》，卷尾附法海等所集之《六祖大师缘起外纪》、《历朝崇奉事迹》、柳宗元之《敕谥大鉴禅师碑》、刘禹锡之《大鉴禅师碑》、《佛衣铭》、编者《后跋》。就现存最古之敦煌本《坛经》而言，其主要思想为：
1.见性成佛，此佛性即真我，俱有：众生本具足、众生之真我、具足无量功德、能生万法等四种特性。
2.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念为宗，此为般若思想之展开，此三者系具体之修行方法，以遣除一切执著而达无烦恼之解脱境界。《坛经》之中心思想并非止于此，尤其是较晚之至元本《坛经》，然皆为此二大中心思想之衍生。如：（1）不落阶级之顿悟说，指不需方便即可开悟，为见性成佛之衍生。（2）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之慢经、慢教说，后期禅宗特别慢经、慢教者，尤以南岳下之洪州宗及青原下之石头宗为甚。更进而喝佛骂祖，此乃从不立文字演变而来，主要是受到牛头宗之影响。（3）禅宗之道家化，此主要受江左牛头禅影响所致，注重实行之禅学，主要思想为：空为道本，无心合道；空既为万物之本，故一切本自解脱，本自合道，如此则无需经教、礼佛。此种放任、无为、老庄化之禅，使禅宗脱离烦琐之仪式教条而更兴盛，更富中国色彩。
唐代之有禅宗，不仅是佛学之革新，其后更成为宋代理学之先河，而六祖慧能则为此一大转捩中之关键人物，《坛经》更是一部扭转乾坤之伟构。至于《坛经》之版本，于唐代慧忠国师时，已有改换之伪本，后于辽国，遂焚弃本书。至元世宗至元年间，有德异、宗宝二人，探求古本，删定正讹，刊行于世，即为今之《坛经》。除现行本主要根据明藏本外，还有所谓宗宝本、契嵩本、兴圣寺本与敦煌本。宗宝本与明藏本无大差别，契嵩本（三卷）已失传，至于兴圣寺本则是现代在日本发现较敦煌本稍晚的第二古本。敦煌写本全称《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慧能弟子法海集。全一卷，凡五十七节，不分品目，为各种版本中之最古者。日本兴圣寺本题为《六祖坛经》，晚唐僧人惠昕编于宋太祖乾德五年（967）。
据《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所载，惠昕所编共有三卷十六门，然现存者仅有二卷十一门，为南宋高宗绍兴年间（1131—1162）晁子健翻刻于蕲州，留传日本，由兴圣寺再行刻印。此外，真福寺本、金山天宁寺本、大乘寺本，皆属此一版本。曹溪原本，全称《六祖大师法宝经曹溪原本》。全一卷，十品。二万余字，比敦煌写本字数多一倍。不著撰人（亦有版本署门人法海录）。宋吏部侍郎郎简所撰之《六祖坛经序》云：“会沙门契嵩作《坛经序》，因谓嵩师曰：‘若能正之，吾为出财模印，以广其传。’更二载，嵩果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有人据此而谓此版本为契嵩所改编，亦有人认为此即元代僧德异于至元二十七年之刊印本。至元二十八年宗宝之改编本。全一卷，十品，品目与前本不尽相同，然文字大致相同，此为常见之流行本。《坛经》的版本虽有上述四种，法海录为本经最原始的本子，早已失传。《大正藏》内所收的法海录，是在敦煌所发现的唐人写本，其中已经有神会的门弟子添进了不少的话。目前所流行的版本是元初重编本，即德异首刊的吴中流传本和宗宝另刊的南海流传本。《大正藏》中所收的宗宝本，其实是德异本。因两底本大致相同，经过了两三个朝代的翻印，讹误又讹误，故单本皆单提宗宝名，人皆知只有宗宝本而不知有德异本了。
值得一提的是，1945年普会大藏经刊行会刊印以上四种版本之合编本，以供学者研究。《六祖坛经》的注疏极多，较重要者有：契嵩之《法宝坛经赞》一卷、天柱之《注法宝坛经海水一滴》五卷、袁宏道之《法宝坛经节录》、李卓吾之《六祖法宝坛经解》、亘璇之《法宝坛经要解》、益淳之《法宝坛经肯窾》五卷、青峦之《法宝坛经讲义》一卷、丁福保之《六祖法宝坛经笺注》一册、无著道忠之《六祖坛经生苔帚》三卷。这些都是研究《六祖坛经》的重要资料。现行本《坛经》有德异的序，后面有宗宝的跋；丁福保之《六祖法宝坛经笺注》尚有法海的序，故《坛经》有“二序一跋”。所谓序者，亦作“叙”。序言，是介绍评述一部著作或一篇文章的文字，后亦用作赠序体文章的名称。所谓跋者，是写在书籍或文章的后面，多用以评介内容或说明写作之经过等。法海之序名《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略序》，或称《唐释法海撰坛经旧序》。记录六祖慧能大师的生平事迹，后人增删此文，称为《六祖大师缘起外纪》。其所增之事实，间有穿凿附会之处，文笔不像一人所为。全文共915字，《全唐文》收录有此序，为存其旧，丁福保从《全唐文》文中录出，列于《六祖坛经笺注》之首。
法海（生卒年不详）是《坛经》的集录者，乃六祖慧能之入室弟子，曲江（广东）人。初见六祖，问即心即佛之义，言下顿悟。他集录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说法之内容，而成《法宝坛经》，记载六祖之语要、出世因缘等，理趣甚深，盛行于世，为后来禅宗之宗经。他撰的序的内容，在《坛经·行由品》中亦有记载。德异之序题名为《元古筠比丘德异撰坛经序》。德异（1231—？）是元代临济宗杨岐派僧人，俗姓卢，号蒙山，为示阳高安人。示阳即江南瑞州之瑞阳，瑞与示音相迩，故称示阳。高安是一个郡。瑞阳在明代称瑞州，元代称瑞阳，唐代称筠州，故称古筠，今江西之高安县。因此，世称德异为古筠比丘。他曾参苏州承天寺孤蟾如莹、径山虚堂智愚等师，后依福州鼓山之皖山正凝修学，并嗣其法，为六祖二十一世孙，休休庵之开山祖师。
初于松江（江苏）澱山弘法，至元二十七年（1290）再编《六祖坛经》，且至力流布，一般称此为德异本。现行本的《坛经》前面有德异的序，后面有宗宝的跋。宗宝的生卒年、生平皆不详，只知道他曾住韶州（广东曲江）风旛报恩光孝寺。至元二十八年（1291），校雠三种《坛经》异本，订正讹误，补善简略之处，又增编弟子请益机缘，乃刊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宗宝与德异是同时代人，这样一来，好像《坛经》是他二人同编的，实则各有各的版本，德异本远非现在的面目。在唐代慧忠（？—775）国师之时，《坛经》已有改换之伪本，后于辽国，遂焚弃本书。至元世宗至元年间，德异、宗宝二人各自探求古本，删定正误，刊行于世，即为今之《坛经》。当时二人之版本乃分别同时刊行，德异本系至元二十七年于吴中休休庵上梓，宗宝本则于翌年印行。二版本相比，宗宝本较为完善，后人取德异之序冠之，而成今本。宗宝之跋：“余初入道，有感于斯，续见三本不同，互有得失，其版亦已漫灭，因取其本校雠，讹者正之，略者详之，复增入弟子请益机缘，庶几学者得近曹溪之旨。”德异之序：“惜乎！《坛经》为后人节略太多，不见六祖大全之旨。德异幼年尝见古本，自后遍求三十余载，近得通上人寻到全文，遂刊于吴中休休禅庵，与诸胜士同一受用。”可见二人在编定《坛经》的过程中，都下了一番工夫，才有今日《坛经》的流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