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老在想这个问题，我命途多舛，是不是那次骗吃圣餐产生的后果呢？
王品一的这个美国教会，中国人、美国人都有。中国人就七八个。我能讲上话的，就一个人。其余的那几位，我实在难于沟通。或者是一句中文不讲的主儿，或者是年纪八九旬的老人家，坐在那里都颤颤巍巍的，说话颠三倒四的。我真怀疑这些老人家，连人话都听不利索，上帝的讲话，他们能整明白吗？
我能接触上的那位叫李子金。英文名字是杰克?李。这哥们跟我一样——陪读的。我们后来一聊，我才发现，我俩的人生轨迹有很多相似的：大学毕业、来美的时间，1岁大的女儿，国内公务员的身份，还有他老婆也在乔治城大学留学。
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是，我到教会来是以寻朋友、找关系为目的。他来教会的目的是免费练英文听力的。
这小子的特点就是会省钱。都说我们中国人爱节约，李子金可谓中国人的“节约天王”。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有次我们两个人喝酒，他酒后吐真言，他说他平时连自己的屁都不舍得放。理由是他的屁是沼气，积攒起来可以发电。那样的话，家里的电费就省了。
我问他：“找工作了吗？”
他回答：“没找。不想找。”
“为啥？”
“我算过，像我们这样外语不好的人，只能干些工资标准最低的工作，一个月下来顶多千八百的收入。但为了这份工，你还得买车，还得买保险，还得上税，还耽误给老婆做饭。我老婆在外边吃一餐饭，就是五六美元。都快赶上我打工一个小时的工钱了。你说，外出打工值吗？”
李子金的老婆徐慈颂一年四季的午饭，当然还包括早餐和晚餐，只吃李子金做的。徐慈颂对我说过，吃别人做的饭，她吃不饱。
我和小李子认识之后，最大的好处是能有一个陪我闲唠嗑的人了。因为两人有相同阅历，谈起来还是有共鸣的。
只是有一点美中不足。在白天，无论你有多么要紧的事打电话找他，他都不会接。他接打电话的时间是每天晚9点至早6点。这段时间在美国用手机打电话不花钱——免费。
背着杰克?李，我给他起了个外号：Free?lee(免费李)。
我在家闹心的时候，我就和小李子在电话中闲扯。从晚上9点可以一直讲到早上6点。反正我们俩都没工作。白天补觉呗。
我能找到第一份工作，说老实话，要感谢的人是杨棉。
杨棉那天手都摸到门把手了，一把让我拉了回来。不容他分说，我直接把他拽到了地下室。因为这家的房子要卖，所以地下室收拾得非常干净、整洁。
我们俩出入这个来回，乐怡和表姐他们一家人一点都没察觉到。
我和杨棉坐在同一个沙发上。许久无言。
听到表姐一家人要走的声音，我快速上楼，与他们告别，致谢。然后，我对乐怡说：“我今晚要跟杨棉谈事。你先睡吧。”
其实，后面那句话没必要讲。我们现在房间多，从搬进来我就没和乐怡在同一个屋里睡过。
转身，我走到地下室，用一次性纸杯，给杨棉倒了一杯水，放在我们面前的茶几上。
等我坐下，杨棉好像已经下了决心似的，对着我，对着我们对面的墙，对着灯，开讲了：“至于我是叫张三还是李四，已经意义不大了。为了方便，以后，还是管我叫杨棉吧！呵呵，如果咱们还有以后的话。我是一名逃犯，好像是应该叫逃犯。我是学计算机的，在银行工作。快两年了。半年前，我一时鬼迷心窍，把一家外贸企业的国际汇兑私自截留了5万美元。后来，我寝食难安，惶惶不可终日。我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花了1万美元买了本名为‘杨棉’的假护照，并以商务考察的名义申请到了美国签证。这样，我们就在机场巧遇了。我当时箱子里东西不多的原因，就是我慌不择路造成的。前些天，我确实去了趟里士满。每天自己躲在汽车旅馆里，想到过回国自首，也想到过自杀。最后，我决定，先回到你这儿，请你帮忙，用你的名义在这附近帮我租个房子，一间就成。租期半年。我希望用半年时间办成两件事。一是我准备申请难民庇护，以期获得合法居留身份。二是抓紧时间学习，准备美国注册会计师资格考试。半年内，如果两者都实现了，我今后就可以在美国落脚谋生。否则，便得回国自首。”
杨棉陈述完了。我的内心反倒没什么可担心的事了。自己的路自己走，自己的梦自己圆。
我起身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对杨棉说：“这个房子也不是我们花钱租的，在我们搬走之前，你也可以同样享受免费待遇，你就住这个地下室吧。我困了，上去睡觉了。对了，你的事对我家人谁都不要讲。你就告诉他们，你是从银行辞职的，准备在美国做注册会计师。”
我对杨棉的叮嘱，实际有些多余。自从我们到美国之后，乐怡对我以及跟我有关的人和事，她一概不关心、不过问、不打听。我戏称“三不政策”。
美国别墅的地下室，往往有自己的出入门。杨棉每日的行踪我概不过问。他除了有时到一楼厨房用下微波炉外，其余时候都不会上楼的。有时我请他上来讲讲话，他也固执地不上来，害得我只能往他的地下室跑。
杨棉把地下室已经演变成书城了，也不知道他老人家啥时候买了这么多书。我一本也看不懂。估计是应付注册会计师考试方面的书。
有一天晚上11点钟，我心里实在是太闹心了，就径直走到地下室，拉着杨棉，走出室外。
我递给他一根烟，他拒绝了，说他已经戒了。我说就算陪我了，整一根。
杨棉问我：“啥事闹心？”
我答：“找工作的事呗。咳，找不着。”
“你能跟我讲讲，都是怎么找的吗？”
我就把自己最近与找工作有关的经过描述了一下。他听后，很轻松地说：“你这不是挺有收获的嘛！”
我诧异地问：“一个没找到，怎么算有收获呢？”
“你刚才不是说，那个卖烟的人答应给你份工作吗？”
“哥们，你太单纯了。那小子与我无亲无故的，两句话没讲，就说给我安排工作，谁信呀？”
“咱俩也是非亲非故的，你不也让我免费住在这儿了吗？”
“这是两回事。咱们是同一架飞机来美国的，属于难兄难弟，是有无产阶级感情的。他是谁？咱能和他是同一道上的人吗？”
“老马，先别下断言。给他打个电话问问吧。也不费事。”
“也是。按你说的吧。哎哟，他的名片我放在哪儿了？”
我急速返回楼上，开始搜找那张名片。
动静大了，把乐怡吵醒了。
乐怡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质问我：“你大半夜的不睡觉，在这儿折腾啥呢？”
“找张名片。”
“谁的？”
“一个老美的。”
“老美的？你现在跟谁学的，张嘴就撒谎！”
“你怎么就认定我撒谎呢？”
“你一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还会有老美给你名片？做梦呢！”
乐怡不屑一顾地转身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不知为啥，以往听到乐怡这种讥讽的话，我都会怒火万丈，大发雷霆，但这次我镇定自若，心中甚至有几分窃喜。我心想，你就自高自大，自以为是吧，等我找到名片，找到工作了，我再讥讽你也不迟。
终于在我的一条裤子的兜里，翻出了那个被揉成一团的名片。名片上名字叫“Ali Huang”。哦，卖烟的那个老小子姓黄。盯着名片，我会意地笑了。这哥们姓黄，中文名字是叫“黄鼠狼”吧？
对了，中国老话讲，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Ali Huang一见面就能说给我介绍工作，莫非也没安啥好心吧？
我第二次见到“黄鼠狼”是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的办公室在华盛顿特区第十七街上。“黄鼠狼”办公室不算大，就一间小屋。工作人员一共才三个，还包括他自己。
但日后我明白了，对于一个移民来说，这辈子能在华盛顿特区有间这样的办公室，绝对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了。有些华人回国吹牛，说他（她）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工作，99%都是胡说。准确地说，他们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的地区工作。这个地区范围就广了。大华府地区包括华盛顿特区，简称DC，还包括马里兰州的一部分，还包括弗吉尼亚州的一部分，就是表姐和我们现在住所的附近地区。
另外，日后还让我明白一点，在美国，特别是在DC，乘地铁上班的人中，经商的可能是亿万富翁，从政的可能是政府的一名部长。
我当时对“黄鼠狼”不以为然的原因是他和我一样，是个没车族。
一个和我一样穷的人，还能帮我介绍工作？我犯了个狗眼看人低的毛病。
那天，一大早儿，我还是先徒步到地铁站，然后乘地铁到了华盛顿特区十七街附近。出站，一眼就看到“黄鼠狼”电话中给我说过的他们公司所在的办公楼。
“黄鼠狼”也不客气，刚一见面就提醒我：“对不起，这里不能吸烟！”
我把手从衣兜里尴尬地抽出来。
“我这间小公司是做烟草生意的。主要销售的地区在台湾和东南亚一带。最近我准备开发日本和大陆市场。关于日本的事，先不讲了。我请你来的意思，是想请你帮我开发大陆市场。不知你是否有兴趣？”
“对不起，我以前没做过生意。你刚才讲的我不怎么明白。你让我干啥？”
“一句话，你回大陆去，把我们公司经销的香烟拿到大陆去卖。OK？”
我一听，来时热血沸腾的心，一下子降到了冰点。
这怎么可能呢？我费尽艰辛万苦，好不容易来到美国。凳子还没坐热乎呢，就让我回去？啊——呸！真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我反问一句：“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去开拓大陆市场呢？”
“No,no。大陆刚改革开放，政策还不稳定。我身为台湾人，担心人身会遭到伤害。所以，我想请人替我做大陆的生意。”
我十分明确地告诉他：“No!”
他很吃惊我的回答。隔了几秒钟，他问我：“你不想听听我给你开出的条件吗？”
我义正词严地说：“不。我只关心能够在美国这里的工作机会。”
我当时觉得自己这样回答特有正义感，特爷们！
“黄鼠狼”无奈地摇摇头。然后，用好奇的眼神问我：“那你想在美国做哪一类的工作呢？”
“什么工作都行。只要给钱的活都干！”
“送外卖可以吗？”
“行啊，没问题！”
“一小时最低工资5美元。”
“行！怎么你们还干送外卖的生意？”
“黄鼠狼”从桌子上名片盒中，取出一张名片，并在名片上用英文写下一个地址，递给我，说：“按这个地址找王老板，跟她说是我介绍你来的，她会给你一份工作。再见！不送了。”
那天，我当天就干上活了。只是在实习期，老板不付工钱。白干了大半天。
晚上回来的路上，我异常兴奋。想一下子飞到家，对着乐怡高呼：“我有工作了！我不是‘三没’产品了。我比你强！”
我伸出自己的双手。左男右女——左手代表我，右手代表她。考驾照，她赢了我，我竖起右手的食指；这次找工作我赢了她，我竖起了左手的食指。1:1现在两个人是平手。
乐怡，你等着！下一步就该比谁挣钱多了？我堂堂七尺男儿，有的是力气，你还能拼过我？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我一进家门发现，乐怡已经回来了。而且，她居然都没等我一起吃饭，自己先吃上了。
我大人不记小人过，不与女人计较这些细枝末节。只是问了句：“没有酒啊？”
“我看你像瓶酒。你以为这是在中国呀？”
“平常日子也就算了，今天怎么应该整点酒吧？”
“今天？今天啥日子？就你小样还有啥喜事咋的？”
“喜事到不敢说，确实有件事要告诉你。”
“你先别讲了。我差点忘了，还有件事想告诉你呢。”
“啥事？”
“我今天找了份工作。在学校内的一家餐厅做收银工作。现在，你说吧，你想告诉我啥事？”
我听乐怡说完，马上想找面墙撞死。天哪，既生瑜，何生亮？
“你说话啊——你刚才不是说有事要告诉我吗？”
“嗯，没啥大事。我今天给表姐家打电话没打通。”我语无伦次，都不知道该编什么样的瞎话了。
“你真是个‘三没’产品。电话没打通，也算个事？你更年期提前了吧？”
找工作这一仗，我和乐怡打个平手。双方各得0.5分。总成绩现在是1.5︰0.5，还是乐怡领先，我暂时落后。
男左女右，若用手指头比划出1.5︰0.5，该咋比划呢？这个问题我连续想了好几个晚上也没想出来。
我在美国的第一家打工的单位是一家中餐馆。老板是母女俩。大女老板近50岁，这个饭店是她老公，即小女老板的亲爹离婚后给大女老板留下的“遗产”。
大女老板全职负责经营这个餐馆。小女老板是大一学生，只要有时间，她都会来店里负责收银。
我只知道大女老板姓王，大女老板叫啥，我干脆就不知道，小女老板名字叫珍妮。她姓什么，我也不清楚。
这家餐馆的菜，按中国人的标准看，猪都不愿吃。按美国人的喜好看，这家算是最地道的中国餐馆。历史上曾有几位美国总统、国务卿都来过这个小店。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几乎天天都有人光顾这里。
当然，这个小店会贵客盈门，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的地理位置——该店恰好在美国白宫与国会山之间。
正因为这个小店生意红火，才能给我一个就业机会——送外卖。
通常在美国，只有生意不好的店才请不到外卖工。对于生意好的店，想去送外卖的人争先恐后，赶都赶不走。而这个母女俩的中餐馆，却始终招不满送外卖的小时工。原因是他们的店需要靠双脚送外卖的打工者。
在华盛顿DC，特别是在中午，在马路上开车比在地上爬还慢。送外卖的人，需要穿梭于各楼宇之间，驾车是不可以的。
这家要求外卖工的条件太适合我了。我，是在大学时闻名全校的篮球健将啊，特别是以步法移动迅速见长。我真想跟女老板说，所有的外卖都由我送吧！
这份活的收入，令我非常满意。当初“黄鼠狼”跟我说每小时5美金，我以为我只能挣这些钱呢。实际是，每小时5美元是饭馆老板付给我的打底工资。我们送外卖的绝大收入来源于客人的小费。
华盛顿DC办公大楼里的都是什么人啊？那都是有钱有地位的主儿啊！有时候，他们给我的小费比餐费还高。
当送外卖这个活做久了后，我总结到，能很爽快给小费的人，绝不是单单有钱。关键看他有没有身份和地位。一个大老板，他可以好意思当着自己的员工面前给你2块钱小费；一个政府部门的部长，哪敢拿2块钱做小费。政府官员是靠名声混日子的。小费给得少，那就说明你鄙视劳动人民！要知道，政府公务员的工资是我们这些劳动人民给发的。
一个月下来，我把装在罐子里的钱一清点，我的妈呀，总共3678美元。折合人民币3万多块钱哪。这是我在大海市冶金局需要工作30年才能赚到的钱！
若是在中国，我赚到这笔钱后，都可以退休了。
不跟国内的情况比，就是与乐怡比，我肯定也会远远胜出呀！我这月赚的钱是她收入的3倍还多。
这一仗，我以压倒性优势获胜。目前，总比分是1.5:1.5，两人平分秋色。
算账的那天晚上，我没经乐怡批准，擅自到酒店（美国卖酒的商店），搬回一箱啤酒。把它直接搬到地下室，与杨棉一起痛饮了一把。
美国啤酒的劲儿太大，我们俩还没喝到半箱呢，我就神志不清了。
在倒下去的时候，我好像听杨棉跟我说，其实，我更应该选择替“黄鼠狼”回大陆卖烟的那份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