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其对于政治这样的“热中”，所以他一有机会，便想出来做一点事，为国家做一点事。政治上的活动人物，有两种不同之型式，一种是革命者，一种是改良者。革命者有他的政纲，有他的主义。他是要彻底改革的，他是要彻底建设的。改良者则不然，他不见得有具体的政纲。不见得有一成不变的主义，他不想破坏现状，他没有打倒了一个旧的，创出一个新的之雄心，他只欲在现状之下，使他尽量的改良，尽量的做一点好事。非万不得已，他决不肯去推翻已成的势力。因为他相信有所凭借而做事，每是牺牲最少而成功最易的。梁任公便彻头彻尾是这样的一位改良派的政治家。传说中的伊尹，五就桀，五就汤，古传中的孔子，一日不得其君，则惶惶然若不可终日，皆是这个型式中的人物。梁氏既是一位改良者，所以他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前便反对革命而主张君主立宪；在袁世凯未露逆谋之前，便始终以为他还是可以与之为善的；在段祺瑞最无忌惮的时代，便也未觉得他是绝望了的。总之，他是竭力欲出来做一点好事的。现状的能否根本推倒原是很渺茫的，所以还是就现状之下，而力谋补助，力求改良，力求做一点好事，即仅仅是一点也是好的。像这样的“热中”下去，当然未免有“不择人而友”之讥。然而他的心却是热烈的，却是光明的，却是为国的；即在与最不堪为伍的人为伍着时，我们也还该原谅他几分。比之一事不做的处士，贪污坏事的官吏，其善不肖为何如。何况梁氏也曾两次的放下了他的改良者的面目，为正义自由，为国体人格而战，已足一洗其政治上的温情主义者或容忍主义者之耻呢！
四
在学术上，梁氏对于他自己的成就也有很正确的分剖与批判。他的话是那样的坦白可喜，竟使我们无从于此外再赞一辞：
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启超常称佛说，谓“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为菩萨发心”；故其生平着作极多，皆随有所见，随即发表。彼尝言“我读到‘性本善’，则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尚未读通，恐并“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以此教人，安见其不为误人。启超平素主张，谓须将世界学说为无限制的尽量输入。斯固然矣；然必所输入者确为该思想之本来面目，又必具其条理本末，始能供国人切实研究之资；此其事非多数人专门分担不能。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者，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委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启超与康有为有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其治学也亦有然。有为常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故有为之学，在今日可以论定；启超之学，则未能论定。然启超以太无成见之故，往往徇物而夺其所守；其创造力不逮有为，殆可断言矣。启超“学问欲”极炽，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每治一业，则沉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他；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则又抛其前所治者。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时而抛故，故入焉而不深。彼尝有诗题其女令娴《艺蘅馆日记》云：“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尤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百凡可效我，此二无我如。”可谓有自知之明。(《清代学术概论》第一百四十七至一百四十九页)
他因为“爱博”，所以不能专，不能深入，因为他“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所以“浅且芜”的弊，也免不了。然而他究竟是中国“新思想界之陈涉”，虽未必有精湛不磨的成功，然他的筚路蓝褛，以开荒荆的功绩已经不小了。且他还不仅仅为一个陈涉而已，他的气势的阔大，规模的弘博，却竟有点像李世民与忽必烈，虽未及建国立业，其气势与规模已足以骇人了。他在政治上虽是一位温情主义的改良论者，野心一点也不大，然在学术上，他却是一位虎视眈眈的野心家。他不动手则已，一动手便有极大的格局放在那里；不管这个格局能否计划得成功。他喜于将某一件事物，某一国学术作一个通盘的打算，上下古今的大规模的研究着，永不肯安于小就，作一种狭窄专门的精密工作。例如，他要论中国的学术，便写了一篇《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大势》，要论中国的民族，便写了一篇《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要对于“国学”有所讲述，便动手去写一篇《国学小史》，要对于中国民族的文化有所探究，便又动手去写《中国文化史》。这些都是极浩瀚的工作，然而他却一往无前的做去；绝不问这个工作究竟有无成功的可能。他的《中国学术史》，据他的计划要分为五部分，其一：先秦学术；其二：两汉六朝经学及魏晋玄学；其三：隋唐佛学；其四：宋明理学；其五：则为清学。他的《国学小史》为民九在清华学校的课外讲演；五十次的讲述，讲义草稿盈尺。我们未见此稿，不知内容究竟如何，然即就其论墨子的一部分(已印行，即《墨子学案》)而观之，已可想见其全书内容的如何弘博了。最可骇人的还有他的《中国文化史》的计划；他为了要写此书，特地先写了一篇极长的叙论印行，名为《中国历史研究法》。在他的已成的《中国文化史》本文的一小部分《社会组织篇》上，我们又见到他的《中国文化史》的全部计划。这个文化史，范围极为广大，凡分三部，二十九篇，上自叙述历史事实的《朝代篇》，下至研究图书的印刷，编纂，收藏的《载籍篇》，凡关于中国的一切事物，几无不被包括在内。现在且钞录其全目于下：
（第一部）
朝代篇神话及史阙时代，宗周及春秋，战国及秦，两汉，三国南北朝，隋唐及五代，宋辽。
种族篇上汉族之成分，南蛮诸族。
种族篇下北狄诸族，东胡诸族，西羌诸族。
地理篇中原，秦陇，幽并，江淮，扬越，梁益，辽海，漠北，西域，卫藏。
政制篇上周之封建，秦之郡县，汉之郡国及州牧，三国南北朝之郡县及诸镇，唐之郡县及藩镇，唐之藩属统治法，宋之郡县及诸使，元之行省及封建，明清之行省及封建，清之藩属统治法，民国之国宪及省宪。
政制篇下政枢机关之制度及事实上之沿革，政务分部之沿革，监察机关之沿革，清末及民国之议会，司法机关，政权旁落之变象。
舆论及政党篇历代舆论势力消长概观，汉之党锢，宋之王安石及司马光，明之东林、复社，清末及民国以来所谓政党。
法律篇古代法律蠡测，自战国迄清中叶法典编纂之沿革，汉律，唐律，明清律例及会典，近二十年制律事业。
军政篇兵制沿革，兵器沿革，战术沿革，历代大战比较观，清末及民国军事概说，海军。
财政篇力役及物贡，租税，专卖，公债，支出分配，财政机关。
教育篇官学及科举，私人讲学，唐宋以来之书院，现代之学校及学术团体。
交通篇古代路政，自汉迄清季驿递沿革，现代铁路，历代河渠，海运之今昔，现代邮电。
国际关系篇历代之国际及理藩，明以前之欧亚关系，唐以后之中日关系，明中叶以来之中荷中葡关系，清初以来之中俄关系，清中叶以来之中英中法关系，清末以来之中美关系。
（第二部）
社会组织篇母系，婚姻及家族，宗法及族制，阶级，乡治，都市。
饮食篇猎牧耕三时代，肉食，粒食，副食，烹饪，麻醉品，米盐茶酒烟之特别处理。
服饰篇蚕丝，卉服，皮服，装饰，历代章服变迁概观。
宅居篇有史以前之三种宅居，上古宫室蠡测，中古宫室蠡测，西域交通与建筑之影响，室内陈设，城垒，井渠。
考工篇石钢铁器三时代，漆工，陶工，冶铸，织染，车，舟，文房用品，机械，现代式之工业。
通商篇古代商业概观，战国秦汉间商业，汉迄唐之对外商业，唐代商业，宋辽金元明间商业，恰克图条约以后之对外商业，南京条约以后之对外商业，近代国内商业概观。
货币篇金属货币以前之交易媒介品，历代圜法沿革，金银，纸币，最近改革币制之经过，银行。
农事及田制篇农产物之今昔观，农作技术之今昔观，荒政，屯垦，井田均田之兴废，佃作制度杂观，森林。
（第三部）
言语文字篇单音语系之历史的嬗变，古今方言概观，六书之孳乳，文字形体之蜕变，秦汉以后新造字，声与韵，字母，汉族以外之文字，近代之新字母运动。
宗教礼俗篇古今之迷信，阴阳家言及谶纬家言，道教之兴起及传播，佛教信仰之史的观察，摩尼教、犹太教之输入，回教之输入，基督教之输入及传播，历代祀典及淫祀，丧礼及葬礼，时令与礼俗。
学术思想篇上古代学术思想之绍述机关，思想渊源，儒家经典之成立，战国时诸子之勃兴，西汉时儒墨道名法阴阳六家之废兴及蜕变，西汉经学，南北朝隋唐经学，佛典之翻译，佛学之宗派，儒佛道之诤辩与会通，宋元理学之勃兴，程朱与陆王，清代之汉学与宋学，晚清以来学术思想之趋势。
学术思想篇下史学，考古学，医学，历算学，其他之自然科学。
文学篇散文，诗骚及乐府，词，曲本，小说。
美术篇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刺绣。
音乐篇乐律，古代音乐蠡测，汉后四夷乐之输入，唐之雅乐清乐燕乐，唐宋间乐调之变化，元明间之南北曲，乐器，乐舞，戏剧。
载籍篇古代书籍之传写装潢，石经，书籍印刷术之发明及进步，活字板，汉以来历代官家藏书，明以来私家藏书，类书之编纂，丛书之辑印，目录学，制图，拓帖。
《中国文化史》究竟是不是这样的编着方法，我们且不去管他；即我们仅见此目，已知他的着书的胆力之足以“吞全牛”了。但因为他的规模过于弘伟之故，所以他的着作，往往是不能全部告成的；《中国文化史》固已成了“广陵散”，即比较规模较小的《中国学术史》也因了此故而迄不能成功。这当然是很可悼惜的事。在这一方面，我们不禁要想起了着《通志》的郑樵，郑樵的野心正与梁氏不相上下；他的《通志》，恰好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绝妙的对照。然而郑樵却成功了；梁氏则半因爱博无恒，半因“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率，耗其精而荒其业”，终于成了一个未能成功的郑夹漈！我们在此，不仅为梁氏惜，也要为中国学术界惜。这部大着作假如告成，即使有了千万则的缺漏以及一切的芜浅，对于中国读者也是极有益的；他所要做到的至少是将专门的学问通俗化了，是将不易整理就绪的材料排比得有条理了。这样的一部书，即在今日或明日专门学者如林的时代也不会全失去他的读者的。
五
最后，我们还应该提到他在文学上的成功。我在上文已经说起过，他是一位最好的新闻记者。日报上的时论未必可存，新闻记者的文章，够得上文学史的齿及的也很不多见。然而最好的新闻记者，却往往同时是一位上等的文学者；像爱迭生(Addison)，像麦考莱(Macaulay)，像威尔斯(H.G.Wells)诸人都是这样。梁任公先生当然也是这种少数的新闻记者中的一位。梁氏在他的《饮冰室文集》第一次出版时，曾有一序，很谦抑的说起像他那样的时论是不足存的。他说道：“吾辈之为文，岂其欲藏之名山，俟诸百世之后也，应于时势，发其胸中所欲言。然时势逝而不留者也，转瞬之间悉为刍狗。况今日天下大局，日接日急，如转巨石于危崖，变异之速，匪翼可喻，今日一年之变率，视前此一世纪犹或过之，故今之为文，只能以被之报章，供一岁数月之遒铎而已。过其时则以覆瓿焉可也。”然他虽是这样的自谦，他的散文却很有可存的价值；时代过去了，他所讨论的问题已不成问题了。然而他的《变法通议》诸作至今读之，似还有一种动人的魔力。这便是他的散文可存的一个要证。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上对于他自己的文字，也有一段很公平的批判：
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一百四十二页)
他的散文，平心论之，当然不是晶莹无疵的珠玉，当然不是最高贵的美文，却另自有他的价值。最大的价值，在于他能以他的“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的作风，打倒了所谓恹恹无生气的桐城派的古文，六朝体的古文，使一般的少年们都能肆笔自如，畅所欲言，而不再受已僵死的散文套式与格调的拘束；可以说是前几年的文体改革的先导。在这一方面，他的功绩是可以与他的在近来学术界上所造的成绩同科的。黄遵宪在诗歌方面，曾做着这种同样的解放的工作，然梁氏的影响似为更大，这因散文的势力较诗歌为更大之故。至于他的散文的本身，却是时有芜句累语的；他的魔力足以迷惑少年人，一过了少年期，却未免要觉得他的文有些浅率。他批评龚自珍的文说：“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这种考语，许多批评者也曾给过梁氏他自己。
梁氏所作，以散文为主，诗歌不很多；连词、曲、传奇总计之，尚不及一册。他根本上不是一位诗人。然他的诗歌也自具有一种矫俊不屈之姿，也自具有一种奔放浩莽，波涛翻涌的气势，与他的散文有同调。他喜欢放翁的诗，稼轩的词，而他的诗词也实际的很受他们的影响。姑举一首《志未酬》为例：
志未酬，志未酬；问君之志几时酬。志亦无尽量，酬亦无尽时。世界进步靡有止期，吾之希望亦靡有止期；众生苦恼不断如乱丝，吾之悲悯亦不断如乱丝。登高山复有高山，出瀛海更有瀛海。任龙腾虎跃以度此百年兮，所成就其能几许。虽成少许，不敢自轻。不有少许兮，多许奚自生。但望前途之宏廓而寥远兮，其孰能无感于余情。吁嗟乎，男儿志兮天下事，但有进兮不有止。吾志已酬便无志。
本文以此诗为结束，并不是偶然的；“男儿志兮天下事，但有进兮不有止”，这两句诗已足够批评梁氏的一生了。
十八年二月作于上海
郑振铎与梁启超
郑振铎郑振铎于1917年靠人资助，来到北京读书，一直到1921年毕业，在北京待了四年。作为新生代的学生，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郑振铎在此期间不仅写作发表了不少文学作品，还与茅盾等人一起创办了文学研究会，对中国文学评论建设做出了不小的贡献。而作为曾经的思想领袖和政治人物的梁启超，虽然其社会影响力已经过了巅峰期，但在学术界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郑振铎在京期间正好是梁启超完全脱离政界，全心着力于学术研究的时期。梁启超的不少着作，作为学生辈的郑振铎自然都读过，且受着不小的影响。不过，随着新思潮的到来，郑振铎这一批当时的年轻人自是不再满足于上一代的境遇。当1923年梁启超就为青年开推荐阅读书目而大力提倡读古籍线装书时，郑振铎他们一群后生掀起了“反线装书运动”，这个运动一直持续到1929年梁启超逝去。但郑振铎对梁启超是衷心敬佩的，这种路径选择的不一，并不影响他对梁启超的公正评价。
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 傅斯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