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鲜艳的五星红旗第一次从古都天安门城楼冉冉升起，饱受战争苦难的中国人民开始了新的和平生活。在甘肃省长逾千里的河西走廊这块狭长地带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继续制造抢掠和屠杀，无辜群众和人民解放军的干部、战士仍在流血和牺牲，新生的人民政权受到了严重干扰。由于西北野战军进军迅猛，短短三四个月就从关中平原大步踏上了河西走廊，而新疆的国民党军将领陶峙岳又率部起义，于是那些本想逃往新疆的国民党反动分子就麇集于河西，他们与当地的反动地主、特务、惯匪沆瀣一气结成匪帮，利用这个地区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煽起的民族仇恨，特别是回汉民族仇杀所造成的民族隔阂，并利用宗教迷信，欺骗、蒙蔽了一些少数民族群众，威逼、裹胁他们，制造一起起叛乱事件。不清除匪患人民群众就不能安居乐业，不安和恐惧就不能消除，土地改革、经济恢复与各项建设事业都将无法正常开展。面对河西走廊的这种形势，黄新廷指挥第3军，自1949年9月到1952年3月以主要精力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歼灭顽匪。
剿匪是一场政策性很强的特殊战斗。由于暂时有一些被欺骗的群众跟着匪徒们跑、有的地方甚至暂时出现了民匪不分的现象，因此剿匪在一定意义上说又是一个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问题。那些少数真正的匪徒，多是生性残暴的狡诈之辈，辽阔的草原和无边的戈壁与沙漠，把他们磨炼成了剽悍的骑手，仗着胯下战马，行动迅速，出没无常。
针对匪徒的活动特点，黄新廷等与当地党政领导干部一起，首先组织了野战军、地方武装和党政机关三位一体的指挥部，对剿匪部队实行统一指挥；对部队进行民族政策的教育，提高指战员执行民族政策的自觉性；克服部队中部分同志的轻匪和急于速决的思想倾向，树立不畏艰险、不怕扑空、负责到底的精神。他们抽调了600多名干部到河西各地，一方面调查社情和匪情，摸清各类匪帮的政治背景和活动规律；一方面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开展反霸、反特和揭露反动会道门的斗争。与此同时，黄新廷还把剿匪、建政与肃清敌特结合起来，把争取群众与做好民族团结工作结合起来，并且收容管教了3000多名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教育动员匪属回家安居。这样做的结果，既争取了群众，又孤立了那些死硬的顽匪，为彻底剿灭匪患扫清了外围。
在剿灭匪徒的特殊战斗中，黄新廷指挥骑兵、骆驼兵、侦察部队，运用摆阵伏击、堵截追击、包围分割等各种战法，灵活机动地歼灭了一股股匪帮。在水草丰美的梧桐林，他们设伏歼灭了由内蒙窜来的德王残部；在牛桥子，他们在连续追击18小时后，终将新疆叛匪尧乐巴斯一部全歼；在八堡，他们施以围剿与政治争取并举，终将惯匪叶长寿逼降。从1949年10月至1950年11月，经过上百次大小战斗，他们歼匪近百股，8000余人，河西地区的匪乱基本上得到平息。
那些死硬的反革命匪徒和被打散潜伏下来的顽匪，暗中联络聚拢，在大西北境内形成四股匪帮，近6000人，流窜甘、青、新三省交界的柴达木盆地。其中最大的一股是国民党新疆阿山地区专员乌斯满匪帮。新疆解放时，乌斯满受美国驻乌鲁木齐领事的指使，勾结、收容各种特务和反革命分子，裹胁被蒙蔽的哈萨克族部分群众发动叛乱，曾拥有4万余众。经进疆人民解放军部队政治宣传与军事进剿，多数受欺骗的哈萨克族群众渐渐觉醒而离匪归家，剩下来的大多是作恶分子和有血债的死硬分子，裹胁部分群众共约2000余人，8个部落。这些匪徒有沙漠作战经验和吃苦耐劳的习性，人人善骑，流窜迅速，在新疆无处存身就流窜到柴达木盆地的海子地区。
这时，黄新廷被野战军指挥部赋予甘、青、新三省会剿总指挥的重任，统一指挥四个军下属的四个骑兵团、一个骆驼兵团和一些步兵部队。为便于实施指挥，他组织了一个精干的指挥班子来到敦煌，部署对几支股匪的进剿，并亲自指挥对乌斯满匪帮的瓦解和围剿。
乌斯满既反动透顶又阴险狡诈，他率残匪逃出新疆到达柴达木盆地的海子地区后，企图在这里喘息休整待机再起。黄新廷根据上级在少数民族地区剿匪“慎重稳进”的方针和对被胁逼群众实行争取的政策，摸清了乌斯满匪众的心理状态。决定采取待而不发的策略，邀乌斯满派代表前来敦煌谈判，允许他在敦煌设长驻代表一人。与此同时，黄新廷派人前往乌斯满匪部，并送去一些群众急需的食品等物资。这样做，既将乌斯满“稳”在了海子地区，又争取教育了被胁迫的群众。但是，乌斯满并无谈判诚意，而把谈判当做缓兵之计。黄新廷一方面力争谈判成功，但同时也对乌斯满有所警惕。在谈判过程中，黄新廷派人侦察了解匪众的动向，摸清了地形和两条由敦煌到海子的捷径，以及匪帮可能逃跑的方向。当谈判确无成功可能而乌斯满的代表仍在假惺惺地装模作样时，黄新廷命令骑兵部队秘密向海子地区进攻。7天后的拂晓，当匪徒和被裹胁的群众还在酣睡中，就被俘虏50余顶帐房，缴枪50余支。继由匪俘带路直捣乌斯满的巢穴。这时天已大亮，乌斯满发觉我骑兵后仓皇西逃。我骑兵部队奋勇疾追70余里，匪首乌斯满和他的参谋长哈巴斯被生擒，其号称“战斗英雄”的副司令加拿白则被击毙。黄新廷的头部负了轻伤。
经过近二个月的剿匪战斗，西北全境匪乱基本肃清。这时，正值西北军区、第一野战军召开党代表大会，大会特向黄新廷和他指挥的剿匪部队发来贺电。在匪首乌斯满押到乌鲁木齐处决时，《新疆日报》发表文章向剿匪的人民子弟兵致敬，为人民的胜利欢呼。
黄新廷头部的伤痛和征途的疲劳还未消除，柴达木盆地上战火的余烬尚未熄灭，他又急切地乘车驰骋在那块荒漠的大地上。随行的人员看到他那兴致勃勃的神态，不解地问：“军长，咱们打仗到过那么多好地方你都不去玩，这荒凉的草滩上有什么看头噢？”黄新廷昂首仰望四野，像检阅自己的部队那样全神贯注，然后意味深长地说：“同志，你可不要小看这大块荒地，它可是个宝贝，将来要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大贡献哩！”是的，这辽阔富饶的柴达木埋藏着多么丰富的矿产啊！现在，战争已经结束，匪乱已经平息，沉睡多年的柴达木已伸出双手在渴望开拓者的到来！黄新廷向往着新中国的美好未来。他兴趣盎然地拣了不少各色各样的矿石，带着将为开发这块宝地贡献一份力量的激动心情返回了部队。
作为一名征战半生的高级指挥员，在几年剿匪的同时，他也十分关注鸭绿江彼岸的战争，潜心研究过朝鲜战争的许多电文和经验。终于，黄新廷的部队接到了开赴朝鲜战场参战的命令。他从茫茫戈壁滩清剿国民党残匪的枪声、马蹄声、驼铃声交织的半原始的战斗生活，一下子跃到朝鲜半岛飞机大炮加火箭的现代化战场。这个跨度太大了。
为了奔赴神圣的抗美援朝的国际主义战场，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第1、第3两个军合并为第1军（黄新廷大半生的戎马生涯都是在这两支部队度过的），黄新廷任军长、梁仁芥任政委。这次整编不仅是建制、人员的变动，更重要的是把基本上是小米加步枪的部队改编为现代化装备的作战部队。整编尚未结束，黄新廷奉命到北京中央军委受领任务。在中南海，彭德怀元帅和黄克诚总参谋长亲自向他作了交代。彭德怀还亲切地问他有什么困难。他像解放战争时期在西北战场接受彭总交代的每项作战任务时一样，还是那两句简单而坚定的回答：“请彭总放心，没有什么困难，我们一定努力完成中央军委交给的作战任务。”真的没有困难吗？不，困难多得很，就在他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在他那从未停歇过的大脑里，就存放着许多困难和问题呵！去向敬爱的彭总一条条摆出来吗？不！他历来认为，一个指挥员在受领作战任务时向上级提一大堆困难，是怯弱的表现，是将要打败仗的懦将。更何况，全国人民已经给予志愿军以巨大的支援，****中央和中央军委已从编制、装备、供给等方面为参战部队解决了根本性的问题。如今，自己领导的是一个装备优良的部队，尽管还有很多困难，但他坚信共产党人是能够战胜各种困难的。只要自己坚定而有信心，同那些并肩战斗的战友和广大的指战员们共同奋斗，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是可以创造出来的。1952年12月，吉林省通化市一带，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里，迎接了这支来自大西北的光荣部队。在短短21天里，部队完成了平时需要几个月才能完成的战前准备工作。1953年1月，黄新廷、梁仁芥率第1军踏上了正被战火燃烧着的朝鲜国土。
这时，朝鲜战争已进入第三年，战场形势同初期相比已发生了极大变化，经过先后五次战役的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把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到三八线附近，迫其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并对峙于三八线一带，开始进行停战谈判。志愿军采取“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创造性地构筑坑道工事，形成了坚固的地下长城式的防御体系。
由于朝鲜战争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新参战的部队一般都要先执行一段构筑工事等任务以熟悉战场，然后再到一线接防。但是，黄新廷一到朝鲜就急匆匆地去晋见志愿军首长，慷慨陈词，摆了可以立即到一线去接防的充分理由。他终于争得了两个师直接到一线接防、一个师参加构筑坑道的任务。
任务“争”到手后，黄新廷和军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带领各师干部到交防的兄弟部队去拜师取经，亲自察看自己的部队即将接防的一块块主要阵地的山头，邀请兄弟部队的领导干部和战斗英雄来传经送宝，组织部队立即掀起临战训练热潮，使部队在未进入接防阵地前就能熟悉阵地情况，学会各种打法。他们及时对部队进行国际主义教育，要求指战员尊重朝鲜人民和人民军，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他们千方百计力求尽快缩短在朝鲜战场上“新兵”到“老部队”之间的差距。
1953年三四月之交，第1军全军正式开进第一线接防。接防后，黄新廷以他多年养成的作风立即到一线阵地视察，钻坑道、爬山头；同指战员交谈，观察敌军动向。他提出要控制敌我阵地之间缓冲区的主动权，派精明的侦察小分队到敌人鼻子底下摸情况，组织突击小分队夜间去敌阵地侧后袭扰，以及组织好流动炮火等等。他提出的这些办法是行之有效的，使刚接防的部队既受到了锻炼又鼓舞了士气。1953年5月，为使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老老实实地在谈判桌边坐下来，促使朝鲜停战早日实现，志愿军总部决定发起夏季进攻战役，确定了“稳扎狠打，由小到大”的作战方针，并给参战的第1军临时配属了两个火箭炮团、一个高射炮团又七个营、一个坦克团、八个榴弹炮营、两个野炮营、两个工兵营，以及汽车、通信部队一部，共同完成进攻战役任务。
面对如此众多的现代化武器装备，黄新廷十分激动和满足。这是他几十年戎马生涯中第一次指挥多兵种的现代化部队。他清醒地知道，站在自己面前的主要较量对手，是武装到牙齿的头号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作战手段。仅就武器而言，志愿军和他们相比仍然是小巫见大巫。
根据志愿军总部的作战意图和部署，他再次踏上了前沿阵地。在临津江两岸，东起老秃山西至马良山几十公里的防御阵地上，他同有关的师团干部一起，白天钻在前沿观察所里，夜晚利用敌人照明弹和探照灯的光亮，对敌人的阵地做了详细的观察和研究。他准备在敌前沿阵地选几个对进攻有利的支撑点，以便实施突然进攻，攻占敌阵地，继而打敌反扑，以求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是装备悬殊、相持对垒的敌我两支大军集中力量在几个小点上的搏斗，也是精神与物质、士气与谋略的较量。而对于刚入朝参战的第1军来说，攻击目标的选择、进攻计划的制定、冲击出发地囤兵洞的构筑、炮火的组织运用、突击兵力的使用时机，以及对敌坑道、地堡、堑壕的打法等等，一系列问题严酷地摆在了各级指挥员的面前，首先是摆在了黄新廷的面前。黄新廷听取了各种意见后，以一个久经战争锤炼的高级指挥员的胆识和气魄，定下了作战计划：向临津江东敌阵地上的桂湖洞东北198.6高地，和江岸西水郁市西北无名高地等四个支撑点发动进攻。
临战前特别使人兴奋而又紧张，黄新廷不停地奔波于各部队，检查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他容不得半点马虎和疏漏。一次，黄新廷单独一人坐车回军指挥部，途中被空中的七架敌机发现，紧紧地追着他的吉普车扫射、轰炸；黄新廷沉着而机智地指挥司机像扭秧歌一样左摆右拐。最后驶到树阴深处隐蔽起来，七架敌机投完了数十枚炸弹后，大概以为那辆吉普车已化为灰烬，轰鸣着返回了。黄新廷仰望着空中逝去的机群，轻松而风趣地对司机说：“没什么，马上就该我们还击了！”
是的，来而无往非礼也，我们的还击即将开始。但是，就在发起攻击的前夕，一个不幸的事件发生了！担负主攻某高地任务的某团指挥所坑道被敌机全部炸垮，七名团的领导干部和主攻营、连干部全部壮烈牺牲。悲痛和复仇的怒火燃烧着黄新廷和所有指战员的心。这个仗是打还是不打？是按时打还是推迟打？是仍用原部队打还是换个部队去打？对此众说纷纭。黄新廷对自己指挥了多年的这支团队是十分了解的，对战前演练中指战员们的决心和周到的准备是了如指掌的，对被复仇烈火燃烧着的颗颗红心也是非常理解和信任的。他毫不动摇地下了决心：立即调整指挥，按原计划打。6月25日，战役第一阶段中进攻198.6高地的战斗打响，主攻部队在炮火急袭后只用了38分钟就冲破了敌人七道铁丝网、布雷区和大小56个碉堡，以及一条坑道的防御体系，占领了高地主峰及东西两侧高地表面工事，接着又迅速分割歼灭了坑道、碉堡内的敌人。这个高地是敌防御阵地的一个制高点，被占领后将动摇其防御体系的稳固性，于是争夺制高点的肉搏战开始了。在持续六昼夜的激战中，主攻部队的勇士们，击溃了敌人120余次反扑，毙伤敌3000名，志愿军的红旗始终飘扬在高地的炮火和硝烟中。紧接着，黄新廷又发动了对相邻的笛音洞西北高地的攻击。担任这个主攻任务的部队以无比英勇的精神，呼喊着突破了敌前沿阵地。在战役的第二阶段，黄新廷指挥另两个师的部分部队，在临津江西岸进行了攻占高阳岱东无名高地的战斗。
整个夏季进攻战役中，志愿军第1军共歼敌7000余人，把阵地向前推进了5.7公里，歼灭了号称李承晚首都警卫师的伪1师。在连续战斗的日日夜夜里，黄新廷一直坚守在自己的指挥岗位上，熬过了几个不眠之夜，只有在每次激战前的短暂平静中，他才闭目稍微养一养神。
1953年7月27日，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被迫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面对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黄新廷心中不禁感慨万分：从扛着红缨枪打土豪到今天战胜头号帝国主义，历史在这里飞跃了一个时代，写下了多么闪光的独特篇章。然而，他既未满足，更未沾沾自喜，当参加停战协定签字仪式的彭德怀司令员归来，途经第1军作短暂停留，赞扬指战员在入朝后短短几个月的出色工作和战绩时，黄新廷把这看成是对自己和第1军的鞭策和鼓励，他同军部的其他领导人一起，随即在部队中进行了反对和平麻痹和预防骄傲的思想教育。
彭德怀司令员刚离开第1军不久，贺龙率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来到了第1军。停战虽已实现，但两位老总仿佛不约而同地都要来检验和看望自己的老部下。贺龙是黄新廷的革命引路人和敬爱的严师。几十年来，黄新廷跟随他南征北战，直到解放战争末期贺龙率军挺进大西南才离开。这次在朝鲜战场相逢，自然格外高兴和亲切。然而，贺龙同过去一样，关心着老部下的成长，这次他要利用见面的机会，认真检查一下黄新廷的工作和战绩。在黄新廷陪同贺龙到前沿阵地视察并汇报部队情况时，贺龙毫不客气地对夏季进攻战役中黄新廷的指挥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黄新廷从容地据实一一作了回答，就如同考场上的论文答辩一般。贺龙严肃的面孔渐渐展露了笑容，最后竟放声爽朗地大笑起来。
1954年至1957年底，黄新廷再次进入人民解放军最高学府政治学院和军事学院深造，使他有机会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和******的著作，较深地钻研了军事理论，把自己几十年的作战经验升华到理论的高度。这对他后来担任高级领导职务起了很大作用。在校学习期间，1955年10月，黄新廷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7年底，黄新廷带着学习的丰硕成果，接受中央军委的任命，出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在他同家人度过了一个难得的轻松愉快的新年之后，就动身赴康定地区，组织指挥平定少数反动藏族头人和奴隶主的叛乱活动，在那里一直战斗了四个春秋。
1960年，46岁的黄新廷升任成都军区司令员。他身经百战，精力旺盛，年富力强，成熟稳健。为了保卫祖国的西南边疆和加强部队建设，他的足迹踏遍了四川的山山水水，深入到军区的偏远角落、深山哨所，下到基层连队蹲点调查，还亲自到战备仓库、军事工厂、战备施工现场，发现问题、指导工作、帮助解决问题。回到军区，他又一头扎进办公室。从未来作战战略方针的研究到军区部队建设等重大决策的制定，无不渗透着他的心血。在****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他也是一名很活跃的积极分子。他热心关注地方工作，哪里的矿藏可以扩大开采，哪条河可以建电站，哪片山林土地可以发展柑橘等等，都讲得有根有据，具体实际，令人信服。
正当黄新廷意气风发地倾注全力保卫与建设大西南的时候，一场残酷无情的历史大风暴骤然降临了。贺龙元帅的悲剧株连了黄新廷的命运。
1965年8月，黄新廷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异常地不研讨党和国家大事，却提出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正睡在我们身边。作为大军区司令员，黄新廷是了解党和国家的形势的，然而这些提法使他感到意外，一种不祥之兆袭上心头。紧接着在12月，黄新廷又急匆匆被召去参加上海会议，讨论什么却全然不知。会上，更令他意外的是，连中央委员的边都沾不上的叶群，却成了会议的主角。她哭哭啼啼，栽赃辱骂罗瑞卿大将，并要求回部队传达。这是黄新廷几十年革命生涯中从未遇到过的。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阴沉形势，黄新廷不知该怎么办了。他去找上级谈，找老战友谈，想倾吐心中的积疑，但他们不是拒而不见就是与自己一样感到迷茫。回到成都，他第一次违心地以应付的态度传达了中央上海会议的精神。
1966年11月，“**********”的狂风恶浪席卷全国，黄新廷凭着一颗共产党员的赤诚之心，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极力减少这场“革命”所带来的灾害。他无论如何没有料想到，等待他的却是一场残酷的迫害。
一天，灾难自天而降。未经任何党的会议和组织手续，一伙人气势汹汹闯进黄新廷的住宅，切断电话线，宣布他是“贺龙分子”、“****分子”，具体的“罪行”洋洋数十条。他组织部队去帮助群众抢收因“闹革命”无人过问而倒伏的稻谷，被扣上“以生产压革命”的帽子；他看到造反派冲击西南局和四川省委，派人去保护党和国家机密档案，也被强加上“镇压造反派”的罪名。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他被拳打脚踢、折臂扭腰，揪到街上游行，家中的书籍除马、列和******的著作外，被洗劫一空，妻子受株连被关起来批斗，孩子四散流落他乡。对黄新廷长时期的揪斗和折磨从此开始。
1967年2月，黄新廷和成都军区政委郭林祥一起被押到北京关在京西宾馆，****一伙逼他交代揭发贺龙的材料。此时，他体质日渐虚弱，心境却越来越亮堂了，迷茫的情绪已被捍卫真理的决心所代替，透过表面上的“革命”口号和喧闹场面，他看到了中国的党、政府和军队即将出现巨大的不幸，一大批为中国革命出生入死立下汗马功劳的开国元勋和将帅，包括他的革命引路人贺龙，将面临灭顶之灾。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他忘了自己身陷囹圄，处境险恶，却惦念和关注着贺龙元帅和其他老战友的安危。他想到了最后一次见到贺龙元帅的情景：上海会议后，贺龙虽然处境日愈险恶，种种阴谋步步向他进逼，但他仍抱病到攀枝花钢铁基地视察。黄新廷陪着贺龙行程数千里，听到看到的是他对攀钢的关心和指示，是对建设和保卫祖国西南边陲的真知灼见。万万没有料到，这次陪行竟是他同相随多年的贺龙元帅的最后诀别。
10个月里，****一伙采用各种手段威逼利诱，要黄新廷揭发贺龙。历来只认真理不认权势的黄新廷，虽已被折磨得只剩下一身干瘦的皮肉，但内藏的却是一副铁铮铮的硬骨头和一颗坚持真理的红心，决不说一句违心的假话。在他写的材料上始终只有一句话：“贺龙是好同志，好领导。”字字千钧，掷地有声。这一句话包含着他对贺龙元帅的全部感情，凝聚着他对贺龙的由衷敬爱。当他写这句话时，脑海里翻起多少波澜，想到贺龙多年的赫赫战功，坚强的党性，顾全大局和维护中央的崇高胸襟，以及他那坦诚、乐观的高风亮节……早在红一方面军从中央根据地出发长征时，他毅然率领红二、六军团在湘西钳制10多万敌军；当他率领红二方面军长征时，宁愿自己和部属忍饥挨饿，千方百计把白洋带到陕北交给****中央；抗日战争中，他率领120师转战在贫瘠的晋绥山区，部队常以黑豆充饥，仍念念不忘中央的困难，尽力为中央筹粮筹款……
黄新廷的态度自然触怒了****一伙，1967年12月他再次被押回成都。在造反派手里，他受到了变本加厉的折磨和迫害：通宵达旦的站立审讯，轮番的拷打，大小会游斗，长时间的罚跪，不给水喝，不许大小便，有时晕死过去醒来又斗。他被打得遍体鳞伤，脚腿肿得挪不动步，半边脸被抽打得一片乌紫。就这样持续五个月，仍然未从他口中得到贺龙“****”的半句材料。
1968年5月，黄新廷又被押回北京，关在半壁店。一间斗室，四壁透风，夏天蚊子咬，冬天寒风吹透心。他在这里整整被关了六年。在那度日如年的2190天里，他已被折磨得虚弱不堪，经常拉脓便血，行走困难。但****一伙仍不放过他，继续无休止地批斗、审讯和逼供，逼他交代同贺龙、李井泉、王尚荣、余秋里等同志的关系，揭发他们的“罪行”。专案组要他揭发王尚荣时，他说：“王尚荣是个好同志，能联系群众，工作勤勤恳恳。”要他揭发余秋里时，他说：“他是个好同志，政治工作经验丰富，对358旅政治工作抓得很突出。”专案组得不到所要的材料，就气急败坏骂他是土匪。黄新廷淡淡一笑说：“国民党反动派骂我们土匪、共匪、****、贺匪几十年了，你们也骂，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上！”有一次，提审人训斥他说：“树倒猢狲散，看你还能顽固到何时？”黄新廷马上机敏地意识到贺龙已惨遭不幸。这个在顽敌面前没有眨过眼皮的硬汉子，此时却悲愤不已。专案组对他实在没有办法了，就编造了一个假材料念给他听，要他签字。他听后怒斥道：“这是你们捏造的！”专案组威逼他说：“你敢写上去吗？”黄新廷提笔写道：“完全是你们捏造的假话。”专案组的人只得灰溜溜地走了。又一次，专案组要黄新廷交代过去的历史，他提笔写道：“枪有两支哑一半，三发子弹一粒算，缺枪少弹生命换，当年就是这么干。”后来，当黄新廷被摧残到生命垂危时，才被送进*******，但治疗又夹杂着新的迫害。黄新廷依然不屈服于迫害和压力。请看当年贺龙专案组值班日记的记录：
“70.4.14，黄新廷态度很不好，他要求这样的医院死也不住了，情愿给他一颗子弹，四十年革命也无怨。”
“71.4.15，黄新廷仍然坚持顽固态度，不管给他如何说，他一概反驳……”
这篇忠实的记录，雄辩地证明，黄新廷是个在邪恶势力的淫威面前宁折不弯的硬汉子，是一个誓死捍卫真理的坚强战士，是一名真正的无私和无畏的共产党员。
1972年11月，在******总理的亲自关怀和过问下，黄新廷才从关押地被解救出来。这时，他已经被摧残得骨瘦如柴，浑身是病了。
1975年5月，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黄新廷被任命为军委装甲兵司令员，到任后被选为装甲兵党委第一书记，不久又被增选为中央军委委员。这时，他虽已年逾花甲，一身疾病，但却仍像当年指挥打仗一样，全力以赴站在新的领导岗位上。装甲兵机关大院是被****、“******”破坏的“重灾区”。原司令员许光达大将被逼身亡。后来的一位主要领导人又上了****的贼船，上千名干部分别被集中在三个“干部训练大队”里，终日学习“两报一刊社论”，机关大院内派性严重，一片混乱。面对这种形势，孤身一人来到装甲兵的黄新廷，深入到机关内做了许多调查研究，倾听了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借贯彻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的东风，把党委一班人团结起来。紧接着，他在8、9、10短短三个月里抓了三件事：
第一件，解散了三个“干部训练大队”，近千名干部各回原单位，单位已撤销的按照党的干部政策量才分配工作，同时收回了许多被错误处理转业的好干部。如此众多的干部重新归队，一下子就打破了机关铁板一块的局面。第二件，调整了团以上领导班子，把一些帮派分子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让一些久经考验的好同志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第三件，组织力量纠正冤假错案，召开颇有声势的平反大会，为死者昭雪，为生者还誉，实际上是一次对“******”的声讨会和对“**********”的否定会，极大地鼓舞了大家同“******”斗争的勇气。
黄新廷这种实际上的拨乱反正之举，需要多么无私的胆量和巨大的魄力啊！装甲兵大院内，首先清理出来的一片净土显得格外突出。不久，“******”果然发难，掀起了“批邓”反右的恶浪，黄新廷在装甲兵的所作所为，自然引起了种种非难和攻击，什么“倒行逆施”、“反攻倒算”、“还乡团头子”等罪名向他扑来。黄新廷心如明镜、稳如泰山，他早看穿了“******”反动透顶的本性和外强中干、丧失民心的没落趋势，既有斗争到底的决心和最后必胜的信念，又做了再次被打倒的准备，他沉着冷静又极为策略地对待周围的一切。对来自上边的文厉词严的“指示”，或顶或拖，或应付了之；对那些编造罪名、攻击谩骂的大字报，他不闻不看；对可能发生的问题事先采取了预防措施，对武器装备和车辆作了必要控制，对群众积极宣传教育，强调所作所为是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进行的。然而，他这个顽强的硬汉有时也是“遮掩”不住的。“******”要求军队各大单位领导到清华大学去看“批邓”的大字报，他硬是“斗胆”相拒，抗而不去。有一次******召集“批邓”汇报会，他在******对面久久怒目而视，不发一言。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会议宣布撤销******的一切职务。到会人员都从敞开的大门进去，唯独黄新廷被追随“******”的某人单独领到一个只开一条缝的小门，让他侧身而入。原来他们对黄新廷特别害怕，怕黄新廷随身带短枪进去“作乱”。
“******”的神经虚弱到了何等可笑的地步！在“批邓”、“反击****翻案风”的黑浪恶涛中，装甲兵机关大院始终没有乱起来，至今人们谈论起来还感念地说：“要不是黄司令员坐镇，机关当时非乱不可。他使多少人免受其害啊！”
粉碎“******”后，黄新廷重又焕发青春，在他那被“**********”折磨患有心脏病、高血压、胃溃疡、风湿症等多种疾病的躯体里，迸发出了超越其年龄和体质的旺盛精力与意志。他深知装甲兵在未来战争中的突出地位，深知由于大****的严重破坏所造成的百废待兴的现状，更深知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贫乏和肩上的重担。他决心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通过装甲兵领导层一班人积极性的充分发挥，把被****、“******”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把装甲兵重建起来。他如饥似渴地刻苦学习，虚心地向内行和机关的工作人员求教，深入到基层去调查研究。他特别重视技术和科研工作，他深深懂得，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兵，不懂技术就领导不了装甲兵。他要取得真正的领导资格，经过努力没有多久他就做到了这一点。他对改革坦克的火控系统和改进动力系统等一系列项目，都作出了正确的决定，有些成果已应用到装甲部队，从而大大提高了装甲兵的战斗力，缩小了与坦克技术装备先进国家的差距。
黄新廷十分注意抓各种专门人才的培养，把这看做是装甲兵的关键性建设。“**********”中装甲兵各院校破坏殆尽，恢复或重建困难重重，但他迎难而上，除分工专人负责外，常常亲自过问，从选择校址、征用土地、建设校舍、组织班子到选调教员等等，他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黄新廷经常深入部队调查研究，及时解决部队建设上的重大问题。为了贯彻中央军委把训练教育提高到战略地位的指示，他一次下去就是三个月。在东北，在内蒙，在山东，在南京，他到处奔波，对坦克部队的军政素质、专业基础知识以及训练、装备等作全面考察。他提出的坦克训练要以单车为基础，新兵基础训练要以基地和训练团培训为主，战术训练要以野战攻防为主，仓库、修理要形成一条龙的配套建设，以及强调坦克火力、反对轻火力重机动的偏向等主张，抓住了装甲兵部队建设中带根本性的问题，至今仍作为重要的训练指导思想，贯彻于部队的训练实践中。他较早地恢复了显示军威的阅兵，强调部队的正规化建设。他还组织了坦克连的野战进攻示范演习。这些做法，都被后来的实践所证明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如果说，许光达大将是初建人民解放军装甲兵这个现代化重要兵种的第一位元勋，那么，黄新廷就是拨乱反正、承上启下、重建和开创装甲兵部队新时期的主将。
1978年底，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黄新廷被增补为************。1982年6月，在****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1985年9月，为了更好地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他自辞中央委员职务，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黄新廷退居二线后，仍像在一线那样为党的事业和军队建设操劳着。为了撰写历史回忆录和贺龙的传记，他曾千里跋涉重走长征之路，再访湘鄂黔根据地，在玉龙雪山、在金沙江畔、在湘西崎岖的山路上，重寻贺龙战斗的足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