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中西宗教文化的相遇与碰撞源远流长。基督教异端派别聂斯脱利派(Nestorians)，早在7世纪的唐代传入我国，称为“景教”。天主教在元代首次传入我国，到明末再次传入，以利玛窦、汤若望等为代表的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促进了基督教与我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相遇、碰撞。19世纪鸦片战争后，基督新教各派相继传入我国。基督教与我国传统文化也进入了全面碰撞时期。特别是20世纪后期，随着我国内地的改革开放，中西双方的政治、外交解冻，经济、文化交往增多，以及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的重构，为中国学术界提供了重新评价西方思想精神及西方社会政治发展的空间。而对西方思想精神的寻根溯源和古今比较，都离不开研究和理解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当代中国学术界的基督教研究成为了比较中西文化异同、重构中国思想精神、为中西文化在世界当代发展中定位的研究。因为在过去的两千年，基督教思想是西方文明的精神基础；另一方面，在与中国文化相遇而本土化的过程中，基督教需要吸收中国文化Paschal Ting，Marian Gao，BernardLi，Dialoguebetween Christian Philosophyand Chinese Culture，Taipei：Fu Jen University，2002，p209-210。
其次，在“全球化”时代，道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对话是当今世界宗教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时代结束后，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因与时代发展的趋势相悖而难以立足。当代世界发展的主流是不同政治之间的相互对话和各种文明之间的相互适应，是不同文明、不同信仰的多元共存，谋求社会之共同发展和进步。在文化视域下，“宗教是文化的核心”。何光沪先生也说：“宗教是文化的精神，因此文化对话的关键在于宗教对话。宗教精神体现了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性，因此文化对话的基础性工作就在于宗教对话，文化对话最终成功的希望也系于宗教对话。”何光沪：《月映万川——宗教、社会与人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64页。在这样一个彼此相关的世界中，宗教对话的意义被汉斯·昆提到了实现宗教和平、确保世界和平的高度，而要实现不同宗教信仰间的对话，有必要对不同宗教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比较研究。因为只有这样，对话才会有意义，也才可能产生有价值的结果。
第三，目前，各种宗教面对的共同挑战，不同宗教面临的共同问题，使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不仅必要，而且也使得不同宗教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对话成为可能。当今各种传统宗教影响下的传统社会正在经历日益加速的现代化过程，与此同时，物质文明发展与精神文明的脱节已经给现代人带来了新的忧虑、空虚和恐惧。人类面临一系列共同问题，如因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世界并不安宁。特别是20世纪后半期严峻的生态危机和道德危机——人口爆炸、局部冲突、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全球变暖、生物物种加速灭绝、国际性的恐怖主义、国际性毒品贩卖等等，都成了各大宗教及其影响下的社会生活所面临的共同难题。“环境危机的实质是文化和价值问题，而非技术和经济问题。环境问题的实质是价值取向问题，是目标和意义的选择问题。不能只从经济利用的角度来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要认识到自然存在物的非经济价值，特别是它们的精神价值(如审美的、认识的、科学研究的、教育的、心理和精神治疗的、人格塑造的)”裴广川主编《环境伦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孤立地依靠经济和法律等手段，还需要从价值观上确立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新型关系，用伦理道德来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指导和规范人们的行为，并承担起人类对生态环境的道德责任。这需要包括各种传统宗教在内的传统文化发挥力量，需要不同文化的传统及信仰能够沟通与合作。本文关注的便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道教与作为西方传统文化核心的基督教之间的对话。
第四，生态伦理思想是宗教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伦理”本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但二者却有着紧密的关系。在人类历史上，宗教信仰是历史最悠久的一种信仰，道德与宗教信仰的结合是最牢固的一种结合。成熟形态的系统宗教均以某种特定的信仰为核心，同时又有一整套伦理规范与之相匹配。伦理是人类维系其社会存在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宗教中与社会生活最为密切的部分，是其融洽人类生活、适应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宗教伦理道德是宗教中最有生命力的部分。伦理本身关涉人的存在原则及其生存关系，因此，伦理的基本问题就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在现代社会中，宗教的许多功能衰退了，但宗教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功能却日益突出。“宗教既直接在教义中阐述伦理规范，又以教义为依据，间接地制定了各种伦理规范。总之，宗教在现实社会中所表现出的影响力主要在于它的道德规范。另外，道德规范也是宗教的坚实基础。”［日］池田大作、［英］B·威尔逊：《社会与宗教》，梁鸿飞、王健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页。道教和基督教都属伦理化宗教。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一方面通过市场自由、信息和资源的共享，改善了经济结构，加快了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文化的理解和融合；另一方面，资本、原料、技术甚至文化的巨大差异带来的竞争力不平衡，也使得南北不平衡愈加明显。人们也可以看到，一方面科学技术发展，物质财富日益丰富；另一方面，却又存在着人性、精神和道德的贫困与退化。随着传统价值（在近代人道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道德价值观念）的衰落和社会变化的加速，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出现了某种伦理危机，出现了所谓的“社会道德水平的滑坡”。21世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面临着文化转型和道德建设的艰巨任务，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神圣与世俗、个人与社会、公正与效益等关系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的重要问题。这种情况，无疑给宗教伦理学的研究提供了契机。“道教伦理乃是中国道教体系中以得道成仙为理想的关于道德现象与生命现象等的一种信仰化哲学体系。”姜生：《汉魏两晋南北朝道教伦理史稿》，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道教以“尊道贵德”为宗旨，历来重视建设伦理道德和协调人际关系，强调修“仙道”要以“人道”为根基。道教清虚自守的理想人格与当今西方生态伦理思想，如合理节制人的欲望、重新理解和阐释人的存在以及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等问题有着相近的内涵。基督教伦理也是责任与道德规范的伦理，它首先关注的是对伦理规范和上帝诫命的遵守，强调对上帝的义务。对基督徒来说，对上帝的服从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过基督教的爱神与爱人又是统一的，主张荣神益人。因此进一步挖掘和弘扬道教与基督教传统伦理思想体系中合理的成分，为普世伦理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和启示，促进人类社会朝向平等、和谐与进步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总之，在新的世纪，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道德危机，对道教和基督教生态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而且通过道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对话，在承认世界多元文化并存、承认中西宗教文化之间差异的基础上，通过对道教与基督教生态思想的深入剖析，透过各宗教纷繁的象征体系（即各种宗教表达自身信仰的具体形式之总和）去探讨道教与基督教生态思想精神实质的一致，看到某种更深层的价值相通。从表层来看，各传统宗教在价值观上各有侧重，但全面地看，它们同样都为人间的价值设定了一个终极的标准，同样都有不将人为的事物绝对化。只有超越象征形式的差异而看到人类精神的相通，才能避免对抗和冲突。正如《圣经·哥林多后书》3：6所言：“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是叫人活。”通过比较，旨在使不同宗教之间归向“叫人活”的“精意”，求同存异，促进中西宗教彼此之间的理解，这也是目前倡导各宗教之间对话的目的之所在。
本书是首次系统地对道教与基督教的生态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主要内容包括历史时期道教与基督教的生态思想、道教与基督教的生态神学思想、道教与基督教的自然生态思想、道教与基督教的社会生态思想、道教与基督教的环境保护及其实践、全球化与道教、基督教生态思想的当代审视、道教与基督教生态思想异同的原因分析等。
宗教与生态的跨学科研究促进了宗教生态学的产生，它探讨宗教对宇宙、自然的认识和表达的自然史观；宗教对生命的认识；人与自然、人与其他物种的关系；宗教的教义、教规及生活方式、修炼方法中包含的生态思想、生态思维等。
本书综合运用了比较宗教学、生态伦理学、深层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力图从不同视角和层面对道教和基督教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伦理道德规范及其实践活动进行较系统的分析和比较。由于本书旨在比较道教与基督教的生态思想，因此，在探讨问题时，主要侧重于道教与基督教生态思想的可比之处。这样，本文研究的内容就很难面面俱到，不免挂一漏万。在具体写作方法上采用问题研究的形式。由于本书涉及道教与基督教两大宗教，各宗教又在不同的时期衍生出众多教派，为了叙述的方便，本书在具体阐释时均从宏观着眼，视包括了众多教派的道教和基督教各为一个整体，对具体问题的论述将不拘泥于某一教派的观点，各教派观点均系于问题之下。
本书在借鉴现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拘泥于传统观点。如现代生态危机发生并日趋严重，一些人将其原因归咎于基督教信仰，于是对宗教生态思想的挖掘似乎与基督教并无多大关系。事实上，这种误解完全是出于对整个基督教神学的偏见或以偏概。《圣经》对自然界的赞赏和高度评价，初期教父们对大地的爱惜，是那些批评者所忽略的。而且，即使在西方也有不同的看法。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指出：“在西方，一些人指责源于犹太教的基督教传统允许文明以其无情的进军来取得对自然的统治。这一进程始于其开篇故事《创世记》，在那里，人类被赋予了主宰地球的使命。……这是一种动画式的对犹太教—基督教传统的看法，与现实几乎毫无相似之处。评论家们抨击宗教，指责它鼓励人们以一种傲慢与不负责任的态度对待自然，但他们却从未十分认真阅读过有关教本。毫无疑问，我们的文明确实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上，即我们让自然为我所用而不考虑此举所产生的影响，但因此而指责几大世界宗教中的任何一个，说它们助长这种危险的观念是不公平的。实际上所有这些宗教都要求我们具有关心和保护自然界的和谐与安宁的道德责任。”笔者在仔细研读《圣经》文本、历代基督教信条以及主要神学家著作的基础上，看到了基督教思想史上呈现出来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为更进一步的比较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生态危机与深层生态学、生态神学
一、严峻的生态危机与深层生态学的产生
伴随着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浪潮的高涨及其后科学技术不断取得的重要突破，一方面，世界工业化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和无比丰富的社会财富；但是另一方面，这些成就大多数是在损害自然环境基础上取得的。特别是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给全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方便、进步和希望，人类对自然界的开发能力大大提高，但与此同时，也破坏了整个大地的生态均衡。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发生了马斯河谷事件、多诺拉烟雾事件、伦敦烟雾事件等严重的公害事件。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人口迅猛增加，都市化速度加快，工业区不断集中和扩大，能源消耗大增，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震惊世界的公害事件接连不断，形成了第一次环境问题的浪潮。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开始出现，伴随着环境污染和大范围生态破坏而形成了第二次浪潮，这一时期，严重的环境污染和更大范围的生态破坏事件频繁发生，出现了明显不同于过去环境特征的现代环境问题：一是全球性大气污染，如“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酸雨的形成；二是大面积生态破坏，如大面积森林被毁、草场退化、土壤侵蚀和沙漠化；三是突发性的严重污染事件迭起。同20世纪上半叶比较，世界环境从区域性、小范围的环境污染扩展为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从少数工业城市扩展到整个世界。环境破坏以及它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从中等规模到大规模发展，从第一代环境问题（主要指区域性、小范围的环境污染）扩展为第二代环境问题（主要是指全球性环境问题），从宏观损伤到微观毒害的扩展。生物圈已经日益丧失其自我调节的机能，生态危机已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裴广川主编《环境伦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1-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