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一：用科学点亮天空——陈景润
“我所攀登的山峰，在雨雪云雾笼罩下，它吸引你走进它，像磁场引导指南针，除非你是一个勘探队员，你不会知道这山脉的价值。”——徐迟
1978年1月，新中国第一届科学大会召开在即，《人民文学》在刊头位置发表了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十几年来，科学工作者、知识分子首次以英雄形象的主角身份登场。它像是一枚信 号弹，顿时点亮了科学和真理的天空。
被选为主角的是数学家陈景润。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全中国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个身材消瘦、不大言谈的人。更没人能想到，在十年浩劫那嘈杂混乱的岁月中竟然还有人独自默默的在煤油灯 旁演算着一般人都看不懂的公式。十几年来的独自坚守只为寻找到真理的答案，如果不是历史的偶然让他进入公众的视线，他会像许多默默无闻的科学工作者一样独守着那一方书桌。
陈景润1933年出生在福州。因为身材瘦小，又不爱说话，小时候他是个很不起眼的孩子。没人知道这个让人觉得有点“怪”的孩子，心中却有着一片不为外人所知的美妙天空。1950年他考入 厦门大学数理系，开始显露出对数学的特别兴趣。他把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和其他数学经典反复研读，在1956年写出了名为《他利问题》的论文，从此开始了在数学领域的攀登。他以易 于常人的吃苦努力，在短短几年中，发表了多篇论文，改进了许多数学家研究的成果。
十年浩劫爆发了，偌大的中国没有几个人还安静地坐在书桌前，陈景润却高兴地拿着自己历时三年的辛苦之作，厚厚二百页的论文《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 叩响了北大教授闵嗣鹤老师的家门。
这篇论文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
这个猜想产生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偶然发现，每个不小于6的偶数都是两个素数之和。例如3+3=6；11+13=24。他反复试验结果都一样但就是无法证明。于是在1742年， 他只好求助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威的数学家欧拉。欧拉回信说，这个猜想肯定成立，但他也无法证明。后来欧拉穷尽一生的劳作，也没能完成这个证明。随后的二百多年，有人对一个个大于6的 偶数进行了验算，一直算到了330000000，结果都表明哥德巴赫猜想是对的，但还是无法证明。全世界科学家为了证明它奋斗了260多年，谁也无法摘下这颗数学王冠上的宝石。
闵嗣鹤教授对论文进行了仔细的审阅，告诉陈景润，人家是用高速电子计算机证明的“1＋3”，而他证明“1＋2”完全靠自己运算，论文太长了，证明过程繁琐，必须要再简化。
得到指点的陈景润又继续没日没夜地继续他的研究。但是在混乱年代，陈景润也受到了批判，研究遇到许多阻力。外面狂风暴雨，他连个桌椅电灯都没有，却仍旧伏在床板上演算他的“1+2” 。六年中，他很少出门，除了简单的吃饭和睡觉外，所有时间都在演算、简化他对“1+2”的论证。草稿纸用了几麻袋，铺板都被磨光了。
6年之后，陈景润完成了对“1+2”论文的修改，他把精简论证后的论文再次送给闵嗣鹤审阅。老先生看完论文满意地合上了眼，不久去世了。
1973年4月，中国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科学》杂志，在英文版16卷第2期上全文发表了陈景润的证明，向世界宣告中国科学家证明了“1＋2”。
“我所攀登的山峰，在雨雪云雾笼罩下，它吸引你走进它，像磁场引导指南针，除非你是一个勘探队员，你不会知道这山脉的价值。”
这里面饱含的孤寂与快乐，只有执著的人才能体会。
人物二：生死契约——严宏昌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该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向国家伸手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牢杀头也干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 八岁。”
自从朱元璋讨饭出了名，几百年来，“乞丐之乡”的帽子就扣在安徽凤阳的头上。其实凤阳是穷是富，田里的收成是好是坏，和历史没什么关系，和两样东西有关系：一是看老天爷，二是看 乡亲们的干劲和汗水付出。
60年代后期，农民干多干少一个样，渐渐失去了生产积极性，田地渐渐荒芜，收上来的粮食自然就越来越少，后来甚至连种子粮都收不齐。村民只得“重拾祖业”，去讨饭。到了1970年，凤 阳小岗村村民严宏昌家里实在没吃的，他只能辍学跟着村里人去要饭。那一年严宏昌21岁。
讨饭的日子不好过，饥一顿饱一顿。1973年，不愿意要饭的严宏昌开始外出找活干，挖塘、修铁路、抬土方，什么活都干，后来参加了建筑队，沿着铁路建设住房、桥梁，经过不断努力做到 了五级工，最后还成了风阳小有名气的“包工头”。最多的时候，他一个月往家里带回200块钱，成为村里公认的富裕户。
1978年凤阳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本来的贫困生活雪上加霜。这一年小岗村庄稼几乎颗粒无收。生产队干部改选之时，严宏昌回到小岗村参加选举，村民们对他当队长充满了期待。六十 多岁的老社员关廷柱说过一番话：“洪昌啊，我们小岗就看你这一下子了。哪怕你就给我们一天弄两顿菜稀饭，叫我们不要饭我们就满意了。我想喝一碗洋面浆子，想了十年我都没喝上嘴啊 。”
严宏昌绞尽脑汁地想办法，最后想到了分田单干、充分调动乡亲们积极性的方法。经过讨论，大家觉得分开干是最好的办法，可风险太大了。当时，十年浩劫虽然已经结束，但中央的政策尚 不明朗，分田单干到底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还是保平安呢？严宏昌和村民都犹豫不决。但是饥饿的感觉是实实在在装在肚子里的，加上农时不等人，大家最后心一横，死也要做个饱死鬼。就 这样，生存下去的需要战胜了恐惧，大家下定决心，分田单干。
1978年11月24日晚上，小岗村18户村民的当家人，一个一个假装若无其事地聚集到小岗村最西头的严立华家，一场重大的土地会议开始了。考虑到分田到户是很冒险的行为，弄不好要挨批斗 蹲监狱，所以大家连后事都想好了，然后立下字据。严宏昌拿出钢笔，颤抖着写下了那份著名的“红手印契约”：
“1978年12月地点严立华家。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该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向国家伸手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牢杀头也干心 ，大家社员也 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
契约写好后，十八个人神情紧张地按下了二十一个红手印（其中三人还代替未到场村民按了手印）。严宏昌连夜组织，把耕地、牲畜、农具按人头分到各户。分到土地的村民不等不靠，积极 性大大提高，第二天就下地大干起来。
“大包干”就这样偷偷摸摸地开始了。第二年秋天，小岗村收获了十几年未有的大丰收，成功解决了温饱问题。肚子饱了，大家又开始担心纸包不住火，万一这件事暴露了怎么办。让大家没 想到的是，他们成功的经验竟然在安徽全省得到了推广，先是其他人偷偷学静静地干，接着是全国大张旗鼓地宣传、学习、跟进。他们的土办法有了个科学的名称，叫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被严宏昌等人的手印给轻轻推开了。
如今，这张按满红手印的契约被永久珍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中。
年度人物
1978年3月18日，陈景润受邀请出席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第一次科学大会。
新中国成立以来，科学家和专业技术人员还是第一次济济一堂，拥有自己的全国性代表大会。考虑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几个月前还被称为“臭老九”和“反动学术权威”，这次大会的意义 更加重大。更让科学界欢欣鼓舞的是，大会正式宣布科技工作者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也属于工人阶级的一分子。这从根本上解决了困扰科技人员几十年的尴尬的“身份”问题。会上 ，1192名先进科技工作者和7657项优秀科研成果的完成单位受到表彰。
知识和教育在被荒废了十年之后，重新赢得了尊敬。社会重新正视科技发展问题，人们开始带着崇敬的眼神看待那些有别于工人、战士和党员干部的科技人员。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书面 发言中宣称：“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陈景润的故事就像是来自远古地底的呼啸声，划过众人的耳边，震撼了一个时代。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竟然还有人坚守科研！陈景润成了“科学春天”的一声惊雷，惊醒了多少还在迷茫无 助的人。他在80年代前期似乎变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化身。陈景润只知道工作，不喜欢公园，不喜欢逛街；陈景润不拘小节，头发长了不理，错过图书馆闭馆时间被关在阅览室里等等，都被 那时的人看作是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甚至有人学习陈景润的高度近视，学习他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埋头科研。不论对错，知识分子重新进入了社会关注的焦点。
1978年最终成为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命运的拐点。除了年过不惑的陈景润被人所知，这一年，著名科学家黄昆20多年后重回研究所，陈佳洱返回北京参与制定低能核物理加速器研究的规划，袁 隆平由怀化农校调入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晋升为研究员，巴金重新拾笔，耗时7年完成了《随想录》。此前，他们不仅缺乏相应的科研条件，还要承担体力劳动，有人甚至变卖了科研图书。后 来我们说，国际竞争最终要回归到人才的竞争。那么1978年的科学重兴，对中国之后崛起和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大史记
今年，广大知青经过艰苦的等待和艰难的争取，终于可以返回城市了。当梦寐以求的回城车票握在手中，知青们又痛苦起来。千辛万苦争取来的胜利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就像当年恋恋不舍地 告别父母下乡一样，如今知青们已经在乡村生活了数年甚至十数年，农村有了他们的回忆甚至子女。当年人们会看到成群结队的知青围坐在火车站的广场上，魂不守舍，有人唱起了知青歌曲 ，整个车站彻夜都是此起彼伏的歌声……
最终有数十万知青选择了留在农村，真正“扎根”在农村。
1978年12月23日，在上海北部长江边上沙地和滩涂上，宝山钢铁基地动工兴建了。1978年经济的困难和国家的落后，让全国上下产生了迎头奋进的紧迫感。国家提出了要建设120个大项目，其 中包括10大钢铁基地、9大有色金属基地、10大油气田的宏大目标。为了达成目标，中国开始大量引用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前一天（12月22日），中国技术进口总公司与新日本钢铁公司签订了 关于向日方订购钢铁总厂成套设备的总协议书。宝钢就此产生，既没有配套生活设施，邻近地区也没有矿产支撑。现在，宝钢依靠技术和管理，依托进口的澳大利亚铁矿，逐步发展壮大。但 当时“引进大潮”中的一些其他项目和设备，就没有宝钢这么幸运了。
当年，西安棉麻厂的青年工人张艺谋开始转变装扮，竖起衣领，沉默寡言，不久还辞去工作前往北京电影学院求学去了。当年有许多青年像张艺谋一样，受到在华上映的日本影片《追捕》的 影响，竞相模仿片中高仓健饰演的检察官“杜丘”形象。杜丘孤独沉默的形象迷倒了大片青年男女，让人们看到了有别于中国银幕形象的表演。
还有两件被载入史册的“大事”不得不提。5月10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了几经修改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公开发表。关 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在全国展开。“实事求是”重新挂在了人们嘴边，这四个字出现在了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主要任务，也是它的主要功绩是 确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