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一：草原雄鹰——布德
戴着一顶鸭舌帽和一幅黑色墨镜，被挖去双眼的布德和一般牧民没有什么区别。可乡亲们都知道，布德的眼睛虽然看不见，但心是雪亮的。去过他家的人，不管经过多长时间，他都会记得。 布德经常教育年轻人：不能忘记共产党的恩情！他的一条腿有些瘸，那是帮助别人买粮时从马上摔下来弄伤的。
1958年底西藏燃起了叛乱的火焰，四处蔓延，打破了雪域高原的平静。
1月3日，西藏黑昌公路段护路道班的领导派藏族工人布德和翻译护送道班的医生去邻近的红旗林场协助救治伤员。前天，红旗林场的几十人打退了数百名匪徒的多次进攻。布德三人翻山越岭 ，当日就到达了林场。当时匪徒猖獗，布德心系道班安危，护送医生到达后迅速返回护路道班备战。黄昏时节，布德离开林场不久就遭遇了一伙叛匪。布德夺路而逃，喇嘛们们朝布德开火。 子弹擦破了布德的腹部，血流如注，布德忍痛跃入河流，逃入林子深处。在林子里，布德碰上一个正在放牧的牧奴。牧奴告诉他匪徒计划明天再次围攻林场。布德毅然冒险折回红旗林场。
4日凌晨，气喘吁吁的布德赶回了林场。他的情报已经没用了，因为上千名匪徒已经逼近林场了。当时林场只有干部职工30多人。布德没有休息，立即和大家拿起武器保卫农场。大家英勇作战 ，打退了敌人的轮番进攻。但敌我实力相差悬殊，大家手中的弹药越来越少，被迫步步后撤，渐渐被敌人压缩到越来越小的地域。坚持一天后，敌人的火力却越来越猛，红旗林场到了生死关 头。
5日清晨，林场领导决定挑选两名藏族工人化装成牧民，向驻扎在索县养路段的解放军部队求救。布德自告奋勇，要求突围求援。当晚，夜幕下大雪纷飞，布德和另一工人化妆成牧民，把信塞 进羊皮袄领子里，匆匆上路了。6日凌晨，布德被300多名匪徒抓住了。布德迅速咬破羊皮领把信吞进口中。敌人为了从布德套出他此行的目的，将他五花大绑，捆住双手悬空吊起，在他悬空 的脚上绑上一只重五六十公斤的盐袋，再扒光他的上衣，用皮鞭狠狠抽打他的胸腹、背脊。布德被打得鲜血直流，坚持不吐一字。残忍的匪徒竟然用勺子活生生地挖去布德的双眼，又用滚烫 的酥油浇进血肉模糊的眼眶，布德惨叫着昏死过去。
就在敌人折磨布德的时候，解放军已经得知红旗林场被围，飞驰而来，解了林场的围。匪徒被击溃，奄奄一息的布德被迅速送往医院急救，最终和死亡擦肩而过。
布德的经历在藏民中具有代表性。他家世代是巴青县的农奴，父母被奴隶主折磨致死，布德从小就饱受奴隶主蹂躏。1951年，尝试逃跑十多次、失败了十多次的布德终于逃跑成功，被一座解 放军的牧场所收留。解放军入藏后，修建了农林场、护路道班，解决自身的生活问题，保障运输。解放军的这些组织收留了许多逃亡的奴隶。刚来牧场的时候，布德“遵守规则”，蹲在被领 来的地方等着领取残饭。最后有人过来组织逃亡奴隶后排队，进入了一个叫做“食堂”的地方。在里面，布德第一次捧起了碗，吃到了米饭。牧场让布德知道了自己是一个人，和任何其他人 一样的人。牧场还送布德去拉萨学习，学成还计划送布德去内地学习。不想布德在赶赴内地的途中，落入奴隶主手中，被当作“逃跑奴隶”重新套上了枷锁。布德寻机逃跑后继续赶赴内地， 在经过黑昌公路段设置的护路道班时，看到部队急需这条低质量的道路运输物资，就留了下来修路。不论是放牧、伐木还是修路，布德都干劲十足，恨不得把一切都奉献给工作。他做了二十 几年奴隶，如今特别珍惜做人的自由和荣耀。
西藏叛乱平定后，废除了奴隶制。陷入黑暗的布德返回了家乡巴青县拉西乡，参加了故乡的民主改革。布德和妻子嘎巴各自分到了5头牦牛。全乡每户按人口多寡，分得10头到20头牦牛不等。 乡亲们载歌载舞，歌唱新的生活。1960年5月，巴青县拉西乡成立了人民政府。布德被乡亲们选为副乡长。此后，布德带领群众开荒，使拉西乡实现了粮食半自给。再后来，布德担任过乡长、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人大代表。1985年，布德病痛加剧，主动退休，于2005年逝世。
人物二：用小提琴演奏中国爱情——何占豪
1959年，上海音乐学院领导在备选节目中挑中了排名末尾的梁祝题材，作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曲目。管弦系的何占豪和作曲系的陈钢称道了创作任务。当时，年轻的学生们觉得“化蝶” 有宣扬封建迷信的嫌疑，在初稿中并没有梁山伯与祝英台化蝶的内容。学院领导在审听初稿时提出了这个问题，力主增加了化蝶章节。
1959 年，上海兰心大戏院上演了一场特殊的演奏。他们是在用西方的小提琴来讲述江南传统的爱情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
在演奏席上担任协奏小提琴手的何占豪是上海音乐学院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也是这首26分钟长的协奏曲的两位作曲之一。整个演奏过程中，何占豪的心都悬着。他不知道观众们怎么看待这场 中西交融的演奏。最后一个音阶收尾了，台上的演员静静地等待观众的回应。台下出现了七八秒钟的寂静。何占豪紧张得额头都冒出汗来了。突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何占豪这才长 长地松了一口气。
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初奏的时候，两位作者何占豪和陈钢的年龄分别是26岁和24岁，他们都还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其中的何占豪是浙江诸暨人，从小就受民间音乐的熏陶， 解放后考入浙江省文工团当演员，1957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校教学制度规定学生每学期必须抽出一定时间下厂下乡，与工农同吃同住同劳动。音乐学院的学生下乡还要为群众演出 。1958年，何占豪和同学们到上海郊区下乡，给当地农民现场演出。他们演奏的是贝多芬、巴赫等人的名曲。演出完，农民们没鼓掌，只站着发笑。学生们问大家好不好听，农民们回答好听 ，但是听不懂。乡亲们提出学生们能否演奏沪剧、越剧听听。这让何占豪和同学们感到尴尬。他们伤心地发现，西方高雅的小提琴曲目和中国群众存在巨大的隔绝，西方名曲远不如乡村音乐 甚至是即兴表演受欢迎。于是，小提琴演奏的民族化被上海音乐学院提上了科研日程。大学二年级的何占豪等六人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
转眼到了1959年，上海音乐学院筹备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曲目。实验小组提出了几个实验题材：大炼钢铁、女民兵、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学院领导挑中了排名末尾的梁祝题材。为此，学校 安排何占豪和作曲系的学生陈钢合作，共同创作梁祝。几个年轻人为国庆献礼挑灯夜战，困了就在自来水管上洗个头。民族题材和西洋音乐相结合，在中国是头一遭。何占豪等人没有经验， 加上头脑中约束较多，创作出来的初稿并没有民间流传的“化蝶”经典章节。当时，年轻的学生们觉得“化蝶”有宣扬封建迷信的嫌疑，所以没有采纳。学院领导在审听初稿时提出了这个问 题，力主增加了化蝶章节。
《梁山伯与祝英台》首演大获成功，乐声飞遍全国。报纸杂志纷纷报道，电台广播反复播放，新华社称之为“中国自己的交响乐”。各阶层群众的来信不断涌向上海音乐学院。它渐渐超越了 产生的时代，成了足以代表民族的音乐品牌。有学者感叹道：“哪里有太阳，哪里就有中国人；哪里有中国人，哪里就有《梁祝》！”
如今的何占豪已经是国内著名作曲家，年逾古稀依然活跃在乐坛上。他将“民族音乐现代化”作为奋斗目标，也涉足流行歌曲。通俗歌曲《相见时难别亦难》、二胡协奏曲《乱世情》、民族 管弦乐《伊犁河畔》、古筝协奏曲《孔雀东南飞》等都是何占豪的作品。
人物三：末代皇帝的新生——溥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