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摩那帮家伙已成了我们攘夷的阻碍。是可忍，孰不可忍！”
即便不是如此，其时国内的局势也已杀气腾腾。英国因为“生麦事件”仍无定论而大为光火，派出由8艘军舰组成的舰队前往鹿儿岛。而长州藩也以将军家茂上奏“施行攘夷的日期为5月10日”为借口，在炮击美国商船贝姆布洛克号之后，还相继炮击了欲通过下关海峡的法国商船克亚琴号、荷兰商船梅诸萨号，点燃了“攘夷战”的导火线。
在此环境下，人们自然不会轻易放过对萨藩暗杀攘夷派先锋的怀疑。
当时，宫廷外围共有九门。九门的守护之职分别交由相关各藩负责：
清和院御门--土佐的山内家
寺町御门--肥后的细川家
堺町御门--长州的毛利家
下立卖御门--仙台的伊达家
蛤御门--水户的德川家
今出川御门--备前的迟田家
乾御门--萨摩的岛津家
中立卖御门--因州的池田家
石药师御门--阿波的蜂须贺家
被任命担当九门守护的，除须怀有笃厚的勤皇之志外，也需得到朝廷的认可，同时还需与公卿公家有结亲之交。
但由于发生了姊小路公知遭暗杀的事件，萨摩的岛津家被免去了“乾御门”的守护之职。5月29日，该藩藩士也被禁止出入宫门。乾御门的守护改由出云的松平家担任。
对萨摩志士而言，这一变化过于突然。
在他们抱怨的同时，人心向背已不可逆转地倒向了长州，以及与长州藩士精诚合作，强行推进攘夷的以三条实美为代表的激进派一边。
“看长州那帮家伙得意的。”
不用说，藩与藩之间既有嫉妒，又有竞争。
不过这一年，也就是文久3年的前半期，攘夷派势力的抬头的确势不可挡。
如今静下心来仔细分析，有两大因素为此跃进提供了舞台。
其一，自然是和宫下嫁。以三条实美为代表的激进派猛烈抨击下嫁之事，并将与之有关的以岩仓公为代表的多人从天皇身边驱逐。然而他们却没有想过，如果没有下嫁一事，怎会有后来命将军家茂进京，并上奏攘夷的具体期限一事呢？
其二，毋庸置疑，是由寺田屋骚乱引发的萨摩藩残忍杀害田中河内介等志士的事件。前者与幕府最初的意图截然相反，无论从任何方面而言都强化了朝廷的立场，同时削弱了幕府的力量。
岩仓具视一定从开始起便算准了这一切变化。此时，被驱逐至京城之外的他一定屏气凝神，密切关注着自己投下的“恢复朝权”的石头，是如何划出波纹，推动时代前进的。
从这一意义上说，寺田屋骚乱正是使“攘夷”跃进到“倒幕”的最大动力。萨藩同志遭遇的“上意讨逆”及田中河内介的牺牲，将草莽派的志士们一口气推向了倒幕的一边。
“顾及面子与门第的大名不足与谋。真正能够拯救日本的，只有我们这些舍身取义的草莽勤皇家！”
起初，他们均毫无二致地将勤皇要么看作是游乐，要么看作是炫耀。然而在河内介死后，以真木和泉、平野国臣、久坂玄瑞等人的气魄为代表，他们的倒幕演变为否定一切旧势力的单纯无私、凄凉悲壮的、真正奋不顾身的勤皇。
在上述两种因素之外，还有一点无法忽视的，是继承了河内介之志，一心为勤皇而奋起的中山忠爱、中山忠光兄弟的行为。
他们两人都很年轻。正因为年轻，才称得上是天真无邪、锋芒毕露，连其父忠能卿都为之茫然。
换言之，正是上述三点因素，成为了对以三条实美为代表的公卿之中的攘夷派施加了巨大影响，并成为从内部涤荡他们勤皇之心的洗涤剂。
这一年的上半年，日本以列强为对手，经历了两场战争。
其一是长州藩挑起的马关海峡之战，其二是英国对“生麦事件”进行报复的萨英战争。
萨英战争中，英国舰队奇袭并大败萨摩藩后撤往横滨；而四国联军对长州的攻击，战争规模同样很大，结果对长州非常不利。危急关头，高杉晋作通过巧妙的和谈拯救了长州。
由此，日本已陷入了危机的漩涡。姊小路公知的遇害，导致萨藩被驱逐出九门守护之职，也使日本中央政治的格局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马关海峡之战：该场战争是由长州藩炮击通过下关（即马关）海峡的外国船只引起的。英、美、法、荷4国的17艘军舰联合对长州发动了大规模报复性进攻，长州最终惨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