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敞中的孤独
我在一条名叫Antoinette（安彤耐特）的Lane里住了10年。Lane，在英文中是小巷、小道的意思。安彤耐特弄堂是一条死道（Dead Road），很像上海的弄堂。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把美国的一条死道和上海的弄堂联系在一起。上海的弄堂是有后门的，比喻得并不确切。但是，我相信在离开上海弄堂三四十年以后，它突然在异国他乡冒出来，绝不会无缘无故，一定是出于什么契机给我送来不寻常的信息。
我确实出生在上海一条弄堂的小阁楼里，只记得窗很高，屋顶很低，楼梯很黑，家里十分拥挤。那是清贫如洗的记录，家里人都不太愿意提及。可是，我的记忆恰恰是从那里开始。小孩子不喜欢宽敞，也不适应明亮，因为母亲的子宫也是狭小和黑暗的。
我在小阁楼里住了四年，留下的记忆并不可靠，有些可能是长大以后拼凑而成，因为上海的阁楼几乎都是一个模式。小阁楼曾经数度在我的梦中出现，有时候独自爬在陡立的楼梯上，像睁眼瞎一样，伸手不见五指；有时候，站在小板凳上，踮起脚尖往窗外张望，却什么也没有看见。不过，那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梦了。
出国来美，经历了天翻地覆的人生变化，我几乎忘记了自己是谁，更谈不上回忆出生的地方。是这栋房子、这条弄堂把我拉扯到记忆的源头。
也许离开母体的孤独和恐惧一直没有离开过我，小阁楼一直驻在我的心头，只是被时间的尘埃所湮没和封存。否则如何解释三四十年后的今天，它突然以死道的形式在我的眼前复活呢？
美国的死道与中国的弄堂完全没有可比之处。
安彤耐特弄堂很短，不到百米，共15户人家，多是四卧室两厅两厕两车位的平房，属于中产阶级的居住水平。路口朝西，对着太平洋。路的两旁各六栋房，路东三栋，呈半圆型，把路封住。路南第二栋就是我的家。
上海的弄堂是一个居民单元，由一排排像美国“Town House”那样的楼房组成，一栋楼有三到四个门牌号码。每个门牌里，卧室和露台在楼上，客厅和厨房在楼下，楼前还有一个空间，围在砖瓦水泥墙里面，供种花养鱼等休闲之用。这种房子，如果一个门牌只住一户人家的话，是蛮舒适的。
安彤耐特弄堂由一栋栋独立的洋房组成，房间的总数超过人口。
上海有“七十二家房客”的文化风情，每栋楼都塞满了人，房叠房（称为“阁楼”），床叠床（打地铺），一间睡房几代同堂，“集中营”式地挤在一起。楼上楼下合用一个厨房、一个厕所、一个水龙头，居然相安无事，持续了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
上海人精明、圆滑，有锐利的目光、敏感的嗅觉，既善于合作又有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都和拥挤的生存空间有关系。一方面，天天活在别人的眼皮底下，缺少自由和个性。另一方面，远亲不如近邻，生老病死，喜怒哀乐，也是整栋楼分享，像大家庭一样。
美国的房子，宽敞得家家可以开个招待所。以每个睡房安两张床计算，我们家里有四间睡房，八张床起码能睡十人以上。厨房和餐厅连在一起，摆个四五桌还绰绰有余呢！但是，住在里面的只有三口人！我喜欢宽敞，喜欢客厅里的玻璃大门，喜欢明亮的洗澡间，喜欢设备齐全的厨房，喜欢在晚上睡觉前把里里外外十几扇门都检查一遍。可是宽敞得有点失落，有点无法定位。我不知道前后左右都住些什么人；做饭时，闻不到隔壁刺鼻的辣椒和香醇的酱油味；外出时，无人招个手，更向谁去高声报个去处？至于互通买便宜货的信息或者推荐一个有本事的医生，至于看个球赛和电影时营造一点捧场起哄的氛围，以及倾听邻居吹牛、传送小道消息等，都一去不复返也。
刚搬来的时候，我简直无法住下去。
“能不能搬去一个连着左邻右舍，有大家庭气氛的地方住？”
美国先生抓抓头皮朝我看，不吭声。我发脾气的时候，大声嚷嚷：“这不是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监狱里吗？”
我怀念和人交流，怀念被人注意，怀念关心别人，怀念……霎时间，上海的“七十二家房客”好像变得如天堂一般美好。
先生不紧不慢地说：“那，就不是这样的房子了。”开始我不懂，后来才知道，那是房式一律、地宅狭小、墙连墙的低价房屋。美国也有“上只角”和“坏地段”之分。可是，居住空间和孤独成正比：房子越大，生活越是乏味。
发现玛丽亚
这里的房子都设计得很简单。如果乘飞机，从上空往下看，我们就像蚂蚁住在一把手枪里。厨房、餐厅连着车库，是枪柄。枪身比枪柄长一些，里面横剖为二，中间是过道，卧室两南两北，余下的就是客厅和厕所。卧室外是宽敞的草坪，铺在马路和住房之间，绿茵茵、厚甸甸的，引来小鸟、蝴蝶，也可供我们打排球。有时候还有无名之犬来凑热闹，在我们的草坪上大小便。屋后是小巧玲珑的花园，松柏、花卉、果树、攀藤，都被围在齐肩高的砖墙里，还有蓝天、白云和涛声。
我在家工作，办公室朝北，抬头便见马路风景。
观察马路上的动静，在过去简直是对时间的亵渎。我辛苦工作了十几年，从来不知道度假是怎么回事。我的脑子里除了学习就是效率。可是现在，我一边喝茶一边和马路“调情”。
那是一天中最繁忙的时候。天才破晓，就有人陆陆续续地去海滩散步，看不清嘴脸，好像移动的剪纸艺术一般，有的牵着狗，有的头上套着耳机。去时快，小跑的样子。回来时，慢悠悠的，像逛街一样。
天色由灰转白，朝阳升起来。抬头看，上空一半红一半蓝，海鸥穿插其间。金辉从马路的一角慢慢地染过来，弄堂好像脱去了灰色的睡衣。这时，耳边响起了马达声。
窗前出现了一辆辆汽车，如彩色的热带鱼鱼贯而出，一边以锵锵的现代音乐伴奏，一边给我们的弄堂留下一道道速度的烟尘。
这情景与清晨相比，简直是两个世界。
就在几分钟之间，小巷如倒空了的口袋，安静得要命，好像能把我消化了一样。此时此刻，这条弄堂只属于留守在家的人们。
呵，在美国旧金山南部的一个小城里，有一条叫安彤耐特的弄堂。静下来的时候，我轻声叫着它的名字。安--彤--耐--特，好听又上口！Antoinette，似曾相识！
我陷入了沉思。
斜对面那块蟹青绿的路牌，上面用白色写着Antoinette，总是目空一切地站着。它像高贵的守护神，却又默默无闻。我越看着它，越生出好奇的感觉。
每天，当我拥有整个弄堂的时候，我的思绪涓涓细流。
每天，当我面对路牌的时候，想象的门似被轻轻推开。
美国有许多总统的名字被刻在路牌上，如华盛顿、杰弗逊；有许多著名的城市被用做路名；有早年的开拓者、传教士被人们纪念，留名路牌。那么，谁是安彤耐特？
那是一个法国女性的名字。
也许，当年开发商投资者的女儿或者太太叫安彤耐特。
在美国，路名就像人名一样，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安彤耐特也许是个随便拣来的名字。
种种解释都不对，都和我的感觉不相吻合，直到那天清晨我去海边散步。
天刚亮，水珠如千军万马横扫过来，白茫茫，灰蒙蒙。浓雾切断了视线，天地都变得浑浑噩噩。走到路口，我不由自主地向路牌瞟了一眼，它仍旧直挺挺地立着，脸上露出点点暗绿，字迹模糊。我跨进了路边连着海滩的灌木丛，那条弯弯曲曲被人踩出来的小路--此刻，只剩下萝卜头一截，湿漉漉地躺在我的脚底下。世界像收缩了一样，变得那么狭小，我不得不凭着以往对方向的印象往前走去。走了几步，我猛转身，好像要弃路而逃的样子。一抬眼，视线正巧落在路牌的位置上。只见它离地而起，摇摇晃晃地飘在空中。我看见一个长长的东西，披着白纱，远远地被吊在大树上，若隐若现。我大吃一惊，回头就跑，一路踉踉跄跄奔出树林。眼中的天空、大海和沙滩，都朦朦胧胧地闪着白光，哪里才是归家之路？
我把这个梦告诉先生，我说：“安彤耐特，对我，不是一个普通的符号，只代表了我们居住的地址。它给我联想，给我情感，尤其是在我拼写或者拼读这十个字母的时候，这个名字好像赋有生命。”
先生哈哈大笑，说道：“安彤耐特？你是不是在说玛丽亚·安彤耐特，路易十六的妻子，法国大革命被绞死的那位？”
天！美丽的法国皇后，大革命送她上了断头台。
“难道我们的弄堂以她命名？”我伸长了脖子问道。
“为什么不可以？”他凝神望着我，很不明白的样子。
他哪里知道我肩扛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被大革命处死的人何以上路牌得到纪念？
先生说：“一个路牌，你为什么大惊小怪？上网查一查当时的开发商就知道啦。”
是的，要弄清真相并不难。
不，不，我摇了摇头。
耳旁，涛声不绝，轰隆隆地冲上来又呜咽咽地退下去。
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到底谁是路牌上的安彤耐特，有追究的必要吗？与其大费周折，宁可留下一个问号。也许，在我的心底里，早已认定她就是昔日的法国皇后，她是我记忆中唯一的“安彤耐特”。是不是在昔日学习历史的时候，下意识里我对她的结局和死亡深感同情，而没有得到理性的确认。否则，我怎么会做那么一个奇怪的梦呢。
让那个不谙世事的女人--以暴易暴的牺牲品--寄居在美国的一条弄堂里吧！给她一份同情，给她一份原谅，给她一份安抚和关怀，难道不是我想要的吗？
这时，我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难道这就是孤独的结果？我是活糊涂了还是活清醒了？独处，真的能打开心灵之门？
每天早晨，弄堂里尘埃落定，人去巷空，我恢复了与路牌的对话。
老兵的思路
于是，我开始给玛丽亚·安彤耐特讲述弄堂里的故事。
隔壁住着一位二次大战的老兵，七十多岁了，曾随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一带痛打日本鬼子。他叫乔治·杰克逊。老兵家的房子和我们一个模样，四个卧房只住两口子。
第一次和他照面是刚搬来的时候，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在后院里拔草，我们两家的花园被一道齐眼高的围墙隔开。他家的后院有一棵高大的苹果树。我听见有人叫了声“Hi”。抬起头来，看见围墙那边站着个老头，递给了我一个塑胶袋，里面是红彤彤的苹果。
乔治，他自我介绍说，“I made your wall”，意思是，我家后院的围墙是他砌的。我听说乔治是我们弄堂里的元老，参加了这片住宅区的开发。他说话的时候，用手掌撑住前额挡太阳，像中国的农民，而不是架太阳眼镜的洋人。“谢谢你，乔治！”我没说完，他已经从围墙上撤了下去。
苹果里面是温馨的故事。先生说，乔治原配太太活着的时候，弄堂里逢年过节、婚丧喜庆都由她来张罗。
他还说，乔治本来可以发财的。复员后，他曾经是建筑承包商，凡是乔治承包的工程，尽可闭上眼睛睡大觉。但是，乔治事必躬亲，雇工不多，生意一直做不大。退休后，他继续做，老了，还亲自动手。他的背驼了、腰弯了，工做得慢了，可是从来不马虎。这是士兵的思路。
乔治说话的声音缓慢厚重，走路也如此，如大象的脚步，每走一步好像都包含了完整和负责的意思。他天天一早出门，我总能在窗口看到他。他开那辆老掉了牙的大卡车，柴油电机“腾腾腾”，声音特别响。车经过我家门口的时候，我向他招招手，他总是给我一个点头，表示看到了，然后扬长而去。
有一回，我包了几百个馄饨，装了一盒送去给乔治尝尝。第二天，他来敲门，蓝卡其工作服上沾满了白灰，双手抄在身后，撑着一个快要断了的背脊，喘着粗气对我笑。
“嗨，乔治，馄饨好吃吗？还要不要？”我问道。
他还是笑，笑得脸部皱纹里的白灰纷纷散落。他从背后递给我一个白塑胶口袋。
“什么东西啊，乔治？”
我打开一看，里面两条鲜亮硕大的海鱼，鱼尾巴一晃一晃地还在动呢！
“送给你。”说完，他转身就走，迈着大象般的脚步，又沉又稳地走在绛红色的晚霞里。
先生说，他经常在码头上帮人，是渔夫们的好朋友。他们之间没有现金交易，用最古老的方式，以工换工。这鱼就是当天捕来的。
我们怎么能够白吃乔治的鱼呢？就算他吃了我们一盒馄饨，那值什么钱？物物交换要讲公平。第二天，我赶做了些春卷，又给他送去。乔治开了门，没有请我进屋坐坐。他接过春卷，眉开眼笑，谢了谢。想不到，傍晚时分，他再敲门给我们送来了两只沉甸甸的海螃蟹！我说：“乔治，You don"t have to（你没有必要这样做）。”
“知道，知道。”他点着头嘿嘿地笑，也不进门，双手叠在背后，一转身，一摇一摆地走了。从那以后，每次见到乔治的身影，不知何故，我的眼睛里便出现了两个人，另一个是他那已经辞世的原配，那个古道热肠的老太太。
有些故事是听来的，有些是出自我的想象。圣诞节的礼物，感恩节的会餐，孩子们的生日，结婚纪念日的欢庆，就像项链上的挂件，戒指上的宝石一样灿烂绚丽，有声有色地从别人的记忆中走出来，注入我的心田。我送给乔治一张里程回扣的免费机票，他给了后续的太太去东部旅游。
“你为什么不去呀，乔治？你应该给自己一些假期。”“呵呵，她喜欢旅游，我走不开。”
以后，乔治有了好吃的，常常来敲门，一袋一袋地送给我们，并附上了他的理由：“我太太不爱吃。”我则用中国菜回报他。
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我对弄堂的不公平，十多户人家，应该每家都送一些。我总是感到她的存在，那位素未谋面的老太太。玛丽亚，你在天堂里应该见过她。她的爱是无条件的，就像母亲爱孩子一样，手心手背都是肉。我便多做了几份，让儿子给邻居送去，请大家尝尝中国风味。
去年冬天，乔治有几个星期没有出门。我以为他想通了，终于和太太双双外出，真为他们高兴。以前乔治从不和她同行，太太出门，他留守家里。
那天，我从超市买菜回来，从车上卸下大包小包的食品，抱在胸前，正往家中走去。忽然，看见乔治坐在家门口的草坪上晒太阳，赶紧把东西送回家，兴冲冲地跑出来和他打招呼。
“乔治，回来啦？”我拍拍他的肩膀问道，“你去哪里玩了？”
他斜眼瞅了我好一会儿，像在看陌生人一样。
我难堪地笑了笑，弯腰凑近问：“乔治，你好吗？”
“I am fine （我没事）。”他一字一吐地说，伴着两声“呵呵”的干笑。这时，我看到，他那陷在眉骨下的眼睛像糊上了一层膜似的，光泽微弱。乔治好像苍老了许多。午后的阳光照在他脸部松弛的肌肉上，一道黑，一道白。
难道出了什么事吗？我的心一沉，眼睛顿时酸涩起来。这位邻居是我所见到的现代人中最清醒、最智慧、最干净的一类。他最应该得到上帝的保佑。
我突然发现乔治的椅子后面靠着两个残疾人支撑架。“出车祸了吗？乔治，你的卡车呢？”
乔治说：“在车库里。我的膝盖废了，换了人造的。”原来，乔治去医院动了手术。
这时，我才明白他那大象般的脚步，为什么走起来那么缓慢而沉重。“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乔治？我能为你做什么吗？”乔治摆摆手，吃力地说：“谢谢。”
邻居们议论说，这下好了，乔治也该享享福了。据说，他有丰裕的退休金，他的房子一次付清，不含债务。他是一个没有负担的老人。美国人喜欢把坏事变成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