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必先观国政，料事务，察民俗，本治乱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后从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
夫万民不和，国家不安，失非在上，则过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诛杀不以理，重赋敛，竭民财，急使令，罢①民力，财竭则不能毋侵夺，力罢则不能毋堕倪②。民已侵夺、堕倪，因以法随而诛之，则是诛罚重而乱愈起。夫民劳苦困不足，则简禁而轻罪，如此则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变，则万民无所托其命。今人主轻刑政，宽百姓，薄赋敛，缓使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从制，饰智任诈，负力而争，则是过在下。过在下，人君不廉而变，则暴人不胜，邪乱不止。暴人不胜，邪乱不止，则君人者势伤而威日衰矣。
故为人君者，莫贵于胜。所谓胜者，法立令行之谓胜。法立令行，故群臣奉法守职，百官有常。法不繁匿。万民敦悫，反本而俭力。故赏必足以使，威必足以胜，然后下从。
故古之所谓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设赏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轻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随时而变，因俗而动。夫民躁而行僻，则赏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故圣人设厚赏，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赏薄则民不利，禁轻则邪人不畏。设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则民不尽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则邪人不止。是故陈法出令而民不从。故赏不足劝，则士民不为用；刑罚不足畏，则暴人轻犯禁。民者，服于威杀然后从，见利然后用，被治然后正，得所安然后静者也。夫盗贼不胜，邪乱不止，强劫弱，众暴寡，此天下之所忧，万民之所患也。忧患不除，则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则民望绝于上矣。
［注释］
①罢(pí)：通“疲”，疲惫。②堕倪：“堕”通“隋”，惰怠。倪，傲慢。
［译文］
古代想要辅正世事管理天下的人，都一定要先观察国家政治情况，查清国家事务，了解百姓的风俗，弄清治乱的根本所在，懂得得与失的原因是哪些，然后才着手做事。所以，法制能够确立，治国的政策得以实行。
万民不团结，国家不安稳，不是由于君主有过错，就是由于百姓有过错。现在如果君主倒行逆施不讲道理，惩罚杀戮不依照事实，重征赋税，索尽百姓的财源，急征徭役，用尽民间的劳力，财源用尽百姓就必须去做抢夺的事，劳力用尽百姓就不得不表现出懈怠的态度。民间已出现抢夺和怠傲的情况，因而随便用法去惩罚，这样惩罚愈重暴乱愈起。百姓劳苦困乏供应不足，就无视禁令轻视犯罪，这样是君主有过失。君主有过失而不改变，万民就没有地方能够寄托他们的命运了。现在假使君主减轻刑罚政令，宽恕百姓，轻征赋税，缓征徭役，然而百姓放纵行私而不听从管理，炫耀聪明行骗，依恃暴力相争，如此是下民有过失。下民有过失，君主不明察变化，暴乱的人就不能压制，动乱就不能禁止。暴乱的人不能压制，动乱不能禁止，君主的权力受到损害而威望一天天地下降了。
所以作为君主，最珍贵的莫过于统御。所谓统御，就是法度建立，政令通畅，这就能统御一切。法度建立，政令通畅，群臣就守法尽责，百官就有规律秩序。法度不准奸邪增长，万民就会敦厚朴实，专心农事而俭朴勤劳。因此行赏一定要起到鼓励的作用，行罚必定要起到归服的作用，然后下面才会遵从统治。
古时之所谓贤明君主，并非只有一人。他们行赏有薄有厚，行禁有轻有重，做法不一定一样，但并非特意使之不同，而是顺着时势的发展而突化，根据人们风俗而行动的。人民急躁而行为邪恶，行赏就不可不厚，行禁就不可不严。故圣人设厚赏不能称为过分，行重禁不能称为暴戾。赏薄则人们不认为利，禁轻则恶人无所畏惧。设立人们不认为利的轻赏，想要驱使人们做事，则不愿尽力；制定人们不以为惧的轻禁，想要制止人们作恶，则恶人不可能平息。于是，公布法令，人民也不会服从了。因此，赏赐不足以令人鼓舞，士民就不会为君主卖力；刑罚不足以使人害怕，坏人就轻易违法犯禁。人民，畏于刑杀然后才能顺从，得到好处然后才能听从，被管理然后才走正路，安居乐业然后才平安无事。如果盗贼不能压制，邪乱不能制止，强者挟制弱者，多数欺负少数，这是天下所最担忧，百姓所最畏惧的。忧虑不能除，人民就不能安居；人民不能安居，他们对君主就失望了。
夫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显于后世者，以为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务①一也。夫民贪行躁，而诛罚轻，罪过不发，则是长淫乱而便邪僻也。有爱人之心而实合于伤民。此二者不可不察也。
夫盗贼不胜②则良民危，法禁不立则奸邪繁。故事莫急于当务，治莫贵于得齐③。制民急则民迫，民迫则窘，窘则民失其所葆；缓则纵，纵则淫，淫则行私，行私则离公，离公则难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齐不得也。齐不得则治难行。故治民之齐，不可不察也。圣人者，明于治乱之道，习于人事之终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于利民而止。故其位齐也，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
夫君人之道，莫贵于胜。胜，故君道立；君道立，然后下从；下从，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体从，则不可以礼义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注释］
①务：指努力的目标。②胜：此处为被制服。③齐：适中。
［译文］
国家最大的利不超过安定，最大的害不超过动乱。五帝三王之所以声名远扬，成为后世的模范，就在于他们能为天下兴利除弊。他们设赏立禁的方法不一定相同，但治国安民的目标是相同的。民众贪心而行为狷急，假如刑罚太轻，罪过不被检举，这就是增长淫乱而勉励邪僻。尽管有爱人之心，实际上却恰好伤害了老百姓。这两方面不可不仔细考虑。
盗贼不被压制，良民就不安；法禁不能设立，奸邪就猖狂。因此理事最要紧的是处理当前急务，治国最宝贵的是掌控轻重缓急。管制过急，民众就会觉得紧急；民众紧急，就会出现窘迫；民众窘迫，生活就丧失保障。管制过松，民众就会放任；放任则会产生淫僻，淫僻则会营私，行私则离公，离公就难以被任用。所以政策不能设立，关键在于管理的力度不恰当。不恰当，政策就难以实行。因此统治天下，政策恰当，是不可不仔细体察的。所谓圣人，就是知道治乱规律、清楚人事终始的人。他管理人民，只求有利于人民。所以他实行恰当的政策时，不盲目跟从古人，也不拘束于今人，而是顺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顺着习俗的更移而更移。
君主的治国之道，没有比压制住邪恶更重要的了。压制住邪恶，君道就因此而能建立；君道建立，然后下民就会顺从；下民顺从，教化就因此才能建立而可取得成功。假如百姓不心服身从，就不可进行礼义的教化，君主治国不能不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