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国内贩售，杜月笙的鸦片生意还融入了全球市场。在这方面，他得到了上海法租界当局的暗中支持。斯特林·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在《宋家王朝》中描述了这条通畅的“全球销售网络”：杜月笙的很多海洛因都是通过官方渠道进入法国大城市的，由于上海法租界由河内管理，而不是直接由巴黎管理，这就构成了一个从上海到河内、西贡进而直到马赛黑社会的阴暗交通网，这个网由科西嘉人强大的“科西嘉联合会”所控制。这个联合会有一个更通俗的叫法是“黑手党”。伊洛娜·拉尔夫·休斯认为：“杜月笙是强大的国际贩毒集团的中方伙伴，这个集团的活动范围已扩展到太平洋沿岸加拿大、美国和拉美各国。” 美国警方曾经收缴到来自中国的毒品，“五盎司一听的海洛因盒子上，都打着全国禁烟局的各种官方印记”。据西格雷夫的记录，有人甚至计算认为，当时全球的八包海洛因中，就有七包出自杜月笙之手。
靠蒋介石慷慨的毒品专营，杜月笙赚到了最多的钱，他以同样的慷慨方式回报前者。在1935年，他出资向美国柯蒂斯–莱特公司（Curtiss-Wright）订购了120架军用飞机，全数捐赠给国民政府。1936年，为了庆祝蒋介石50大寿，杜月笙送飞机一架，并将之命名为“上海禁烟号”。
天下之事，皆有因果。虞洽卿及中国商人阶层的商运沉浮，都可从1927年春季的那次“交易”探出端倪。
后世很多史家往往把上海商人与蒋介石的结盟，看成是一种害怕和胆怯的心理——与其面临革命的威胁，莫如求助于独裁者的庇护。不过，事实未必这样简单。正如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描述过的，在“四·一二”事变发生前几年，企业家阶层出于对军阀统治的失望，已经对强权政治采取了一种明显迁就的态度，并对专制产生了一种怀念之情。他们并不是单纯地由于害怕或走投无路，而投靠蒋介石集团并听从他的任意摆布，而是因为他们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充满了希望。与此同时，新崛起的劳工阶层又让他们感到陌生和恐惧，这更加增强了他们寻求国家强权保护的愿望。
上海企业家在“悲剧之月”的集体抉择再次证明，丧失商业力量的自主权，对政治权力的投靠是危险的，与权力结盟的结局将导向一条必然的被奴役之路。虞洽卿、张公权等人自以为与时俱进，其实是在大踏步地倒退，先是退到出发的地方，最后退至悬崖的边缘。白吉尔评论说：“这些人是资产阶级中最拥护民族主义，也最现代化和较具有民主理念的分子……在1927年，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仅是对无产阶级的背叛，同时也是对其自身的背叛。由于他们放弃了一切政治权利，便很容易受到国家权力的打击，而这种权力又正是由其帮助才得以恢复的。”斯言悠悠，可谓泣血之论。“理想落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它终于成为笑谈。”民国诗人穆旦的这句诗大概可以概括那一代有公共理想的温和的自由主义者们的共同心境。
1927年的中国企业家，很像杭州诗人戴望舒在那年夏天写的《雨巷》中的那个结着愁怨的女子：“她默默地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尽这雨巷/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她的颜色/散了她的芬芳/消散了，甚至她的/太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
自清王朝覆灭之后的自由时光，对企业家阶层来说，宛若一场被暴风雨惊醒的春梦。他们不会料到的是，历史只给了他们这一次机会。仅仅16年，“中央”又骑着高头大马回来了。它是被呼唤回来的，它被欢呼、鲜花和金钱所簇拥，这一切都是自愿的，尽管这些人中的一大半不久后就开始后悔了。
在被彻底“征服”之前，他们也曾经试图反抗。
【企业史人物】
菊生印书
1927年10月17日，五条大汉持枪闯进上海极司菲尔路（现名万航渡路）的一处民居，绑架了正在吃晚饭的张元济（1867~1959）。绑匪索价30万元。有一个绑匪看见张元济穿的毛衣上面有一个破洞，觉得很奇怪，就问：“你这么有钱的人也穿破衣服呀。”张元济真的不是有钱人，被绑架后，全家变卖了股票、首饰，仅凑足5000元，绑匪的赎金从30万元降到15万元，再降到10万元、5万元、3万元，六日后只好以1万元放人。
穿着破洞毛衣的张元济确实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出版商人。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文化产业曾经创造过一个惊人的奇迹：上海一年的图书出版量竟大于美国全年的图书出版量。奇迹的创造者就是张元济和他领导的商务印书馆。
张元济是浙江海盐人，号菊生。他是光绪年间的进士，曾任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为官期间，他与比他小一岁的翰林院编修、同年同省进士蔡元培共忧国事，颇为交好。1898年，张元济的官房走进一个刚刚获得任命的新章京，他就是名动天下的维新派魁首康有为。张元济、蔡元培积极参与康梁变法，戊戌政变后，张元济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于是受盛宣怀之邀到上海南洋公学（现在的交通大学）担任译书院主事。蔡元培同样立志教育，后来也到南洋公学担任总教习。1902年，张元济突然辞教到闸北一个小小的印刷工厂——商务印书馆当主管。
也是在这一年，朝廷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张元济深感新式教育缺乏一套新型而统一的教科书，于是就与蔡元培一起设计新的教育方针。两年后，《最新教科书》国文第一册出版，一面市就销售一空。就是这一册薄薄的教科书把当时只有一个石库门房子的商务印书馆推上了成功的天梯。几个月内，《最新教科书》销售10余万册，成为全国各地学堂代替四书五经的唯一新式课本。到清廷灭亡的1911年，张元济出齐了各年级、各学科课本共375种，共801册，也就是每个月要编出8册，完成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工程。商务印书馆的经济收益自然十分惊人，它一跃而成为全国最大的出版印刷企业。
民国成立后，张元济顺势推出113种《共和国教科书》，从1919年到1937年，他动用国内外50余家公私藏书影印出版《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3种丛书共610种，近2万卷。张元济几乎以一己之力留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所有精华。这个工作之前只有下令编著《四库全书》的乾隆大帝曾经尝试过。为了普及新知识，他投资编辑出版大型百科全书式的低价普及系列书《万有文库》，前后出版了2000卷，还主持编撰我国第一部新式辞书《辞源》，开了现代工具书的出版先河。这些出版物对国民人文精神的苏醒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启蒙作用。同时，他创办编译所，编著和翻译海内外作品，1925年时会聚各路专家达286人，群星璀璨，几乎囊括了当时文坛的半数豪客。极盛时的商务印书馆占地80亩，资产规模2000多万元，拥有1200台机器、4500名员工和43家分馆，每天都有新书出版。商务印书馆还编辑出版了10多种发行量很大的杂志，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和《学生杂志》等，形成了图书与杂志两大关联互动产业。
自1919年之后，北京被军阀统治，大量文人南下上海，造就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文化景象。20年代的上海文化界，涌现了多位抱负豪放、精于经略的文化商人。除了张元济之外，还有经营“中国第一大报”《申报》的史量才，拍摄了第一部武侠电影《火烧红莲寺》的张石川和他的明星影片公司，创办了全国发行量最大画报《良友》的伍联德（《良友》创刊于1926年，一直到10年后，亨利·卢斯才创办了全美第一份类似的大型生活类画报《生活》）、经营全亚洲最大游乐场“大世界”的黄楚九等等。正是在这些人的推动下，上海代替北京成为新的文化中心，而它的文化特征又是“对传统文化和外国模式的双重背叛和继承”。到抗战爆发前，上海有30多家广播电台，36家电影院，200多种杂志——几乎相当于全国杂志总数的95%——还聚集了全国86%的出版社。张元济还建成了远东最大的公共图书馆东方图书馆，藏书46.3万册，其中8万册是外版图书。
张元济出身传统的文人世家，在经营上却完全借鉴西方企业的管理模式。商务印书馆有十分健全的管理规章制度。张元济在厂里一贯不苟言笑，对任何人都十分严肃。在日常管理中，他对两件事情抓得最紧：一是技术，二是人才。当时的全球印刷业正处在技术革命的周期里，为了提高效率和竞争力，张元济对印刷技术的每一个细节都非常重视，每次股东开会，讨论最多的就是如何更新设备。他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每个管理高层都要出国考察学习。对于人才，他更是不拘一格，唯才是用。有一次，一个20出头的练习生给他写信，指出新出版的《辞源》里的一些错误。张元济认为他是人才，就破格提拔他担任《小说月报》主编，这个叫沈雁冰的年轻人后来以“茅盾”的笔名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退休的时候，张元济选中的接班人王云五没有任何学历，是一个自学成材的奇才。作为国内最大的出版机构总经理，张元济数十年提携年轻人无数，日后很多文人在回忆他时都称其为“恩公张元济”。
张元济数次谢绝出仕为官，一生专注于出版一事，这跟游走在教育和政界之间的老友蔡元培颇为不同。他曾在一封致蔡元培的信中说：“盖出版之事业可以提撕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尤要。”当年的青年章京和翰林院编修，一南一北，分别造就中国最大书局和最重要的高等学府，真正是美事一桩。
张元济一生所嗜唯有图书，他在极司菲尔路的居家门口挂了一个小木牌子，上写四字：“收买旧书”。1932年1月28日，中日军队在上海闸北交战，商务印书馆宝山路总厂被投掷六枚燃烧弹，工厂全部化为灰烬。日军还放火烧毁了东方图书馆。据当时报纸记录，当时，浓烟遮蔽上海半空，纸灰飘飞10里之外，火熄灭后，纸灰没膝，五层大楼成了空壳，其状惨不忍睹。据统计，商务印书馆资产损失1630万元，占总资产的80%。
东方图书馆的全部藏书，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种，共 3.5万册，与全国最为齐备的各地方志2 600多种，共2.5万册，悉数烧毁，这成为张元济一生最大痛事。已65岁高龄的他痛不欲生，但很快振作起来，提出“一息尚存，仍当力图恢复”。半年后，印刷工厂就恢复了正常生产。抗战时期，商务印书馆迁至四川，日军抄走上海工厂里的460万册图书和50吨铅字。张元济留居“孤岛”，拒绝与日本人和汪精卫政府合作，生活窘迫之际，他宁可以卖字为生。某次，有两位日本学者求见，他在对方的名片背后写下八个字：“两国交战，不便接谈”。又一次，汪精卫政府的浙江省长傅式说送来一幅画卷，请他题字，还附有11万元的支票。他退回支票，修书一封曰：“是君为浙省长，祸浙甚深……以是未敢从命。”
新中国成立，张元济受邀参加了开国大典。他跟蔡元培都见过光绪皇帝、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此时，蔡元培已经在1940年去世了，唯有他身历三朝更迭，目睹五任首脑，无意中留下了一项无人可及的纪录。
张元济逝于1959年8月，时93岁。晚年，有后生问他：“你是文人，还是商人？”张元济面如枯色，不作一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