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汉民族进入封建社会之后，依照葬仪往往把葬地选在远离居住地的城市郊外。尤其是隋唐时期，在城内很少发现有同时期的墓葬。然而，1957年古都西安市梁家庄附近出土了一座未被盗掘扰乱、保存完好的隋代石椁墓，实属罕见。墓主是谁？为什么会埋在当时的大兴城内？
突然出现的古墓
1957年，神州大地又一次掀起了基本建设的高潮。古都西安也不例外，明代的城墙早已容不下城市发展的需要，城市迅速向四周延伸着。施工人员在距离唐长安城西墙内约一公里的梁家庄附近基建工地上发现了一座残长50米、宽22米的夯土台基。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闻讯赶到工地，怀疑它是一座建筑物的遗址。据当地居民反映，这里原来地势很高，历年取土挖掉了很多。
与此同时，一份资料呈现在考古人员的眼前。基建施工单位在工程进行中，为了解地质情况进行过钻探，在夯土台基下探得了与台基所用纯净黄土完全不同的五花土，有一探洞遇到坚硬的石质物更是无法下探。这一资料引起经验丰富的考古人员的极大重视：夯土台基下必有新情况，有可能是墓葬。
如果确实是墓葬，那么是什么时代的？假如是汉代或汉代以前还在情理之中，那时这一带是在城外，如果是隋唐时期的又如何解释呢？那可是在城内啊!无论如何，按照考古发掘的规矩，一切结论只能产生在考古发掘结束之后。
发掘开始后，仅仅下挖0.6米，一座规整的墓葬就展现在人们眼前，那些五花土就是墓葬内的填土。这是座构筑规整的长方形竖井土坑墓，由墓室和墓道两部分组成。墓室呈长方形，近地表处长6.05米、宽5.1米；向下逐渐内收，至墓底部长5.5米、宽4.7米，深度为2.9米。墓道在墓室南壁的正中，为斜坡式，长6.85米，宽度1.35—1.6米。
这类墓葬形制，在考古学上称为平面呈甲字形的土坑竖穴墓。
进一步清理填土后，墓室中露出了一具完整的石椁和一方墓志。志石和志盖合放在石椁的南侧。前文所提到的探铲遇到的石质物就是墓志。那一铲恰巧打在了志盖的正中，将一方好端端的志盖打裂成4块，所幸志石完好无损。墓志的发现为解开城里出现墓葬之谜，提供了可信的依据。墓主究竟是谁呢？
一场豪华的葬礼
墓志盖上阳刻篆书“隋左光禄大夫女墓志”九字。志石为方形，长宽均近40厘米，志文楷书，计370字。志文虽短，但解开了两个使人迷惑不解的疑团。
一是，墓主竟是一个年仅九岁的女童，名叫李静训，字小孩，陇西成纪人。
根据墓志和有关文献得知：李静训家世显赫，她的曾祖父李贤是北周骠骑大将军、河西郡公；祖父李崇，是一代名将，年轻时随周武帝平齐，以后又与隋文帝杨坚一起打天下，官至上柱国，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在抗拒突厥侵犯的战争中，以身殉国，终年48岁，追赠豫、鄎、申、永、浍、亳六州诸军事、豫州刺史。
李崇之子李敏，就是李静训的父亲。隋文帝杨坚念李崇为国捐躯的赫赫战功，对李敏也倍加恩宠，自幼养于宫中。李敏多才多艺，《隋书》中说他“美姿仪，善骑射，歌舞管弦，无不通解”。开皇初，周宣帝宇文赟、皇后杨丽华（即隋文帝杨坚的长女）的独女宇文娥英亲自选婿，数百人中就选中了李敏，并封为上柱国，后官至光禄大夫。
据墓志记载，李静训自幼深受外祖母周皇太后的溺爱，一直在宫中抚养，“训承长乐，独见慈抚之恩，教习深宫，弥遵柔顺之德”。然而，“繁霜昼下，英苕春落，未登弄玉之台，便悲泽兰之天”。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六月一日，李静训殁于宫中，年方九岁。皇太后杨丽华十分悲痛，厚礼葬之。
二是，为什么葬在城内。
墓志中记载，李静训死后，当年十二月埋葬于京兆长安县休祥里万善道场之内。下葬后“即于坟上构造重阁，遥追宝塔，欲三四于花童；永藏金地，庶留连于法子”。这段志文清楚地揭示了李静训的葬仪是不同寻常的。
“京兆”是指隋代首都大兴城（唐为长安城）。大兴城以正中朱雀大街为界，东为万年县，西属长安县，“休祥里”（唐称坊）位于大兴城内皇城西南第二街由北向南第二坊，与隋唐长安城的勘查实测位置相符。《城坊考》中均有记载：“休祥坊东南隅万善尼寺。”注曰：“本在故城中（汉长安城），周宣帝大象二年（580年）置。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度周氏皇后嫔御己下千余人为尼以处之。”开皇三年由故城迁至新都大兴城休祥里。
不难理解万善尼寺并非是一般的尼寺，而是座皇家尼寺。
因此，李静训童年夭殇，埋于皇家尼寺之中是合乎礼制的，以示恩宠；并且在坟上构造重阁，巨大的夯土台基就是构造重阁的遗迹，可惜早已毁塌，难觅当时的雄伟风姿了。综上所述可知，李静训生前备受皇太后的娇宠，夭殇后埋于距皇城不远的万善尼寺，以慰皇太后思念之情。坟上构造重阁，日日超度，以祈永生。
清理填土后，一具石椁展现在眼前，石椁由17块青灰色岩石板拼成，通长2.63米、宽1.1米、高1.61米。石板厚0.14米—0.18米，椁壁石板与椁底以榫卯相接，比较坚固。椁盖由四块石板依次顺放，盖的四边略宽出椁壁。这四块石板大部分都已断裂，其中南端的一块上面中部刻有“开者即死”四字。李静训墓的制作者，企图以此四字保墓永固。
去除石椁盖板和四壁后，便露出一具雕刻精致的石棺和放置在石棺盖上和四周的随葬器物。石棺的外观制作成一座面阔三间的殿堂式建筑，长1.92米、宽1.89米、通高1.22米。整个石棺仅用8块石板构成，石材都经反复打磨，表面十分平整，而且进行了精雕细刻，是件高水平的石刻艺术品。
棺盖由一块整石雕刻成九脊殿堂式屋顶（亦称歇山顶）。山花甚小，垂脊甚长。正脊的中央置一火珠，正脊两端的东西两边有平直垂脊，南北两端又有角檐垂脊，屋瓦都是浮雕出的筒瓦，屋檐刻有莲花纹的圆瓦当。无独有偶的是，在棺盖东坡正面的筒瓦上也刻有一行“开者即死”字样。它的字体、雕刻技法等均与椁盖上的刻字相同，应出自同一人之手。
棺身四壁用六块石板构成，四角转角处是曲尺形整石。各石板之间的接缝处用铁细腰相扣，使之十分坚固。棺西壁刻出三间殿堂的正面，当心间的中央为关闭着的板门两扇，每扇上刻有门钉5路，每路5钉，但中央近门缝处的一枚门钉为铺首所替代，所以每扇门仅有24钉。门的两侧有门框柱，上有门额，下有门槛。框、额、槛上都刻有忍冬纹。
在门框柱和屋柱之间各刻一侍女相对而立，侍女髡髻呈三叠状，是隋代妇女的典型式样，服饰也一样。门的东西两侧各刻有一扇直棂窗，直棂九根，窗框四周刻与框、额、槛相同的忍冬纹，窗槛下有槛墙，阴刻精美的龙凤纹。在窗框柱和屋柱之间的壁上刻有莲花、宝瓶、忍冬等纹样，使整个壁面装饰得更加富丽多彩。
棺身的南端朝向墓道，其形制与西壁正面大门相似。在门框柱与屋柱之间的墙面上，各刻男侍一人，头戴梁冠，宽袖长袍，拱手而立，一人身后有佩剑，另一人执笏板，似为一文一武。石棺的北壁和南壁相似，东壁与西壁类同，唯有不同处是这两面均未刻大门。棺底部以一块长2.18米、宽1.04米、厚0.16米的整石构成，打磨平整而未施纹饰。
在隋、唐两代的文献中都没有什么品阶的官员方可使用石葬具的规定，我们从隋至唐安史之乱以前所出土的使用石葬具的墓主情况分析，石椁、石棺仅用于一品以上的皇室成员和有特殊贡献（文献中常见所谓葬事特加优厚）的勋臣。李静训是皇太后的宠孙，死后享用石椁、石棺，作为一个年仅九岁的女童，当属于特加优厚。
奢华的陪葬品
棺盖移开后，棺内露出一层厚10余厘米的淤土，淤土面上有一块丝麻织品，已经残朽。这是由于长年雨水渗入棺内致使盖在尸体上的被子漂浮起来的缘故。揭去丝麻织物和清除淤土后，棺内的人骨和随葬品都显露出来了。人骨虽部分被水冲乱，但头骨和四肢还保持着原来的位置。
尸体仰身平卧，双手抱在胸前，头部向南，面部向上。尸骨上面及四周布满各类随葬品，令人目不暇接。虽历经近1 348年，但由于未被盗掘和扰乱，除易腐物外，其余均保存完好。这是十分难得的，它为考古研究提供了一批断代典型器，同时也为研究各类器物的放置提供了确切依据。
李静训墓随葬器物既丰富且精美，陶俑和冥器共90件，金银器共31件，均放置在棺内墓主近身处。铜铁器19件。此外，还有残缺的铜环、铜饰品等尚未统计在内。铁器极易锈蚀，残存的有铁剪、铁盒、长方形铁器和铁镳斗。玉石器有的佩于墓主身上，有的散见于墓主身旁。玻璃器共24件。骨木、漆器共16件。木漆器11件。
其他尚有一些易腐物品的残片，共有230余件随葬品。
这些器皿中不乏精品，尤其是一些白瓷器是代表了隋代最高工艺水平的。而那些价值连城的金项链、金手镯、金杯、银碗、银指甲套和众多的玉饰、玉佩件等都是李静训生前所喜爱的物品。乃至像鎏金小铜铃、玻璃小瓶、杯等，都作为随葬品放入了棺内，恰恰成为了隋代皇室奢靡生活的真实写照。
李静训墓出土物中，最为令人瞩目的莫过于那条精美无比、璀璨夺目、价值连城的金项链了，它实属罕见的精品。金项链出土时套在墓主的颈上，很可能是墓主生前日常佩用的心爱之物。这条金项链制作技艺之精湛，堪称举世无双，用“巧夺天工”四字赞誉毫不过分。
项链由28个金质球形链珠组成，左右对称各14个，每个球形链珠均由12个小金环焊接而成，每个小环外又有小焊珠一圈和大焊珠5颗，其上再各嵌珍珠10颗，珠光闪闪，璀璨夺目。项链的下端是最具争芳斗艳的部分，居中为一个大圆金饰，上面镶嵌一块晶莹的鸡血石，在鸡血石四周嵌有24颗珍珠。
这块鸡血石纯净晶莹，虽在地下埋了千余年仍然鲜艳如新，光洁明亮，确实珍贵无比。在鸡血石两侧各有一四边内曲的方形金饰，它的四边、圆环、对角线都是连珠形的小焊珠；再外侧各有一圆形金饰，上镶嵌蓝色珠饰，周缘亦各镶嵌珍珠一周；最下挂一心形金饰，上面镶嵌一块长达3.1厘米、极为罕见的青金石。
整条项链鲜红的鸡血石与宝蓝的青金石交相辉映，再配以洁白的珍珠，在纯金的烘托下显得格外鲜艳夺目，雍容华贵，富丽堂皇至极，堪称是举世无双、价值连城的艺术精品。
由于这串项链具有浓郁的波斯艺术风格，因此有人认为是从中亚或西亚传入的，也有人认为是我国工匠所精心制作的。制作者究竟属谁虽然尚难定论，但它确是我国考古发掘中罕见的艺术珍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