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所说的“氾(ｆàｎ)论”，即是广泛论说之意。高诱解题说：“博说世间古今得失，以道为化，大归于一。”本篇所谈圣人之道所说的“因时变而制适宜”、“随时而动静”等，包含着很强的辩正法，在此基础上，作者觉得“常故不可循”，“法与时变，礼与俗化”，既不厚古薄今，也不厚今薄古，强调“乘时应变”思想。圣人掌握上述“权变”的思想，故而可以管理好天下。作者觉得没有绝对的是非对错，由于评判的标准也是随时空改变着的，所说的“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古之所以为治者，今之所以为乱矣”。在选拔任命人才方面，作者也提倡“人有厚德，无问其小节”，提出了重大体、重发展的思想。
［原文］
古者有鍪而绻领以王天下者矣，其德生而不辱，予而不夺，天下不非其服，同怀其德。当此之时，阴阳和平，风雨时节，万物蕃息，乌鹊之巢可俯而探也，禽兽可羁而从也，岂必褒衣博带，句襟委章甫哉！
古者民泽处复穴，冬日则不胜霜雪雾露，夏日则不胜暑热蚊虻。圣人乃作为之筑土构木以为宫室，上栋下宇，以蔽风雨，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伯余之初作衣也，緂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后世为之机杼胜复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掩形御寒。
古者剡①耜而耕，摩蜃而耨，木钩而樵，抱甀而汲，民劳而利薄；后世为之耒耜耰锄，斧柯而樵，桔皋而汲，民逸而利多焉。
古者大川名谷冲绝道路，不通往来也，乃为窬木方版，以为舟航，散地势有无得相委输。乃为靻而超千里，肩荷负儋之勤也，而作为之揉轮建舆，驾马服牛，民以致远而不劳；为鸷禽猛兽之害伤人而无以禁御也，而作为之铸金锻铁，以为兵刃，猛兽不能为害。故民迫其难则求其便，因其患则造其备，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则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
古之制，婚礼不称主人，舜不告而娶，非礼也；立子以长，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礼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夏后氏殡于阼阶之上，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周人殡于西阶之上，此礼之不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夏后氏塈周，殷人用椁，周人墙置翣，此葬之不同者也；夏后氏祭于暗，殷人祭于阳，周人祭于日出以朝，此祭之不同者也；尧《大章》，舜《九韶》，禹《大夏》，汤《大濩》，周《武象》，此乐之不同者也。故五帝异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后世，此皆因时变而制礼乐者，譬犹师旷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无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于礼乐之情者能作，言有本主于中，而以知榘彟②之所周者也。
鲁昭公有慈母而爱之，死为之练冠，故有慈母之服；阳侯杀蓼侯而窃其夫人，故大飨废夫人之礼。先王之制，不宜则废之；末世之事，善则著之。是故礼乐未始有常也。故圣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夫夏、商之衰也，不变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袭而王。故圣人法与时变，礼与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变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
［注释］
①剡(ｙǎｎ眼)：锐利。使锐利，磨使锋利。②榘彟：规矩、法度。
［译文］
远古的时节，一度有戴着形似兜鍪的帽子，穿翻毛皮领衣服的君王而能管理好天下的，他的德政让百姓好好活着，而不是叫百姓没活路，让百姓获得财物而不是聚敛民财，故而，天下人并不讥笑他的服饰，而是都被他的恩德感化而顺从。在那时节，阴气、阳气平平和和，风雨按季节降临，万物繁衍成长，乌鸦、喜鹊在低处筑巢，没有人去损伤，禽兽驯服得能够用绳子系着牵着走，哪里必须得穿上宽大的衣服，系上宽腰带，衣着曲襟衣；戴着章甫帽呢！
古时百姓居住在水乡泽国，在堤岸悬崖上打洞栖身，冬天忍不了霜雪雾露的袭击，夏天熬不住暑热和蚊虻叮咬。圣人便为百姓筑土架术修成房屋，上有脊梁，下有屋檐，能遮风挡雨，躲避寒暑，民众故而住得安乐。伯余最初教人们制作衣裳的时节，搓麻绳，捻麻线，用手牵拉经线，靠手编结，做成的那种“衣裳”，如同捕捉鱼虾禽兽的罗网；后世发明了织布机，方便百姓用来织出布帛，故而百姓能够遮蔽身子，抵抗寒冷。
古代磨利石片当犁头耕田，磨快蚌蛤当锄头除草，用木镰刀打柴，抱着瓦瓶打水，百姓劳累而得利很少；后世发明耒耜耰锄翻田耕耘播种，制出斧头砍柴，发明桔皋取水，百姓劳动轻松而获利多。
古代大川深谷隔断交通，使人们不通往来，于是挖空大树，拼合木板，做成舟船簰筏，故而不同地理环境的人们可以互通有无。由于人们到千里之外全靠徒步行走，肩挑背驮非常辛苦，故而便揉木为轮，制造了车子，驾驭马，降服牛，使民众能够到达远方而不辛劳。由于凶禽猛兽伤害人类，没有方法阻止抵抗，便因此熔化金属，打制铁器，做成了兵刃，猛兽便不可以伤害百姓。故而民众在困难的逼迫下，便要求得生存的方便；被患祸所困扰，便要制造相应的防卫工具。人们各自靠着他们所具有的知识，去避免遇到的祸害，而靠近对他们有利的事情。故而固定的规则是不可以依循的，器械也不可以因循不变。那么先王的法度，也是能够变化的。
古时的礼制规定，儿女婚姻得由父母作主、媒人牵合，虞舜不报告父母就娶了娥皇和女英，这是不符合古礼的；确定嗣子要立长子，文王没立伯邑考而立伯邑考的弟弟武王为嗣子，这是不符合古制的；古礼规定男子三十岁才能娶妻，补过文王十五岁便生下了武王，这是不符合古法的。夏后氏时期的人死后将灵柩停放在堂屋的东阶上，殷朝人死后将灵柩停放在厅堂的楹柱之间，周朝人死后就将灵柩停放在西阶上，这是三代殡礼不同的地方；有虞氏时用瓦棺，夏后氏时用土棺，殷朝人用椁，周朝人柩车上还得修饰扇状的饰物，这是葬礼不同的地方；夏后氏时郊祭在黄昏举办，殷朝人在中午举办，周朝人在早晨举办，这是三代祭礼不同之处；尧帝时用《大章》，舜帝时用《九韶》，夏禹时用《大夏》，商汤时用《大濩》，武王时用《武象》，这些全是乐舞的不同。故而五帝管理天下的办法、制度各异，不过德泽都能遍及天下，三王管理政事的办法、制度各异，不过都能名扬后世，这都是由于他们能依据时势变化来制定礼乐，如同师旷调整瑟柱、上下移动时并没有尺度来衡量，却无不协和音律。故而通达礼乐情理的人便能制礼作乐，这是说他内心有一个谱，故而晓得如何才能协和法度。
鲁昭公有个奶妈，昭公很孝敬她，奶妈去世后，昭公破例为她守孝一年，之后就有了为奶妈服丧的礼法。阳国侯杀死了蓼侯，抢走了蓼侯的夫人，从这之后举行大飨祭典时废除了由夫人执豆的礼节。从这看来，先王的制度，不适合的就要废除；近代的治国方法，要是是好的，便继承发扬下去。礼乐从来就并非一成不变的。圣人制定礼乐，不过不受礼乐的限制。治国即使有常规，但一定以利民为根本；政教即使有常法，但一定以有效为最好。只要对百姓有利，就不必定要学习古制；只要适合真实情况，就不一定要遵从旧法。夏朝、商朝到了末世，桀纣没有更改古制导致灭亡了；夏、商、周三代刚兴起时，夏禹、商汤、周武王不因袭旧法但兴旺发达了。故而圣人的法度随时势而更改，礼仪随着习俗的不同而更改，衣服器械各自方便其实用，法令制度各自适应时宜。故而改变古法无可非议，因循守旧也不值得赞叹。
［原文］
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王道缺而《诗》作；周室废，礼义坏，而《春秋》作。《诗》、《春秋》，学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导于世，岂若三代之盛哉？以《诗》、《春秋》为古之道而贵之，又有未作《诗》、《春秋》之时。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诵先王之《诗》、《书》，不若闻得其言；闻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
周公事文王也，行无专制，事无由己，身若不胜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于文王，洞洞属属，而将降不能，恐失之，可谓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继文王之业，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乱，诛管蔡之罪，负扆而朝诸侯，诛赏制断，无所顾问，威动天地，声慑四海，可谓能武矣。成王既壮，周公属籍致政，北面委质而臣事之，请而后为，复而后行，无擅恣之志，无伐矜之色，可谓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变者，所以应时矣。何况乎君数易世，国数易君，人以其位达其好憎，以其威势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礼、一定之法应时偶变，其不能中权亦明矣。
故圣人所由曰道，所为曰事。道犹金石，一调不更；事犹琴瑟，每弦改调。故法制礼义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为治也。故仁以为经①，义以为纪，此万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时省其用，虽日变可也。天下岂有常法哉？当于世事，得于人理，顺于天地，祥于鬼神，则可以正治矣。
［注释］
①经：常道，指常行的义理、法则。
［译文］
百川源头各不一样，但结果都汇归大海。百家学说事业各不相同，但都以治理天下为目的。“王道”残缺才出现了《诗》，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才有《春秋》出现。《诗》和《春秋》即使是学问中的上等，不过都是衰世的产物，儒家用它们来教导世人，哪里比得上用三代盛世的经验来教化世人？要是觉得《诗》、《春秋》讲述古代的道理而崇尚它们，那么还有比没出现《诗》和《春秋》更早的远古时代呢！与其称赞王道残缺时代出现的《诗》和《春秋》，不如称赞更早的王道完整的时节。与其诵读先王的《诗》、《书》，不如听他们的话语；听他们的话语，又不如知道他们话语的根据；而这些话语的根据，又是难以用话语表达的。故而说能够言传的道，不算是永恒的大道。
周公事奉文王，行为自己不专断，事情不由自己决断，身体紧张得如不能承受衣裳，嘴里紧张得如不能说话，对文王奉侍周到，他婉顺得如不能胜任大事，又恐失去，能够说是尽到为子之道。武王去世，成王年纪很小，周公继续文王的事业，脚踏天子之位，处置天下的政事，平定夷狄的叛乱，处罚管叔、蔡叔的大罪，依靠天子宫殿屏风立于王位，而受天下诸侯朝拜。诛杀赏罚，专制决断，毫无什么顾忌询问的。威风震动天地，声誉慑服四海，能够说是勇武果断了。成王已经成年，周公把权位归还成王，自己面朝北屈膝以臣礼事奉成王，每事必拜见后才去实施，再次禀告才接着去干，没有擅自、放恣的意愿，没有骄傲居功的神色，能够说是尽了臣子之道。如此一人之身而三次变化，所用来适合时势的转变。何况国君多次面临世道的更改，国家多次更改国君的情况呢？人君依靠他的地位；行其所好，达其所憎；用他的威势，满足自己的嗜欲要求。不过想用片面的礼节，依据一时而确定的法律，想来应付时势，适合变化，他们不能适合权变的要求也是很清楚的。
故而圣人所遵从的称为“道”，所行的称为“事”。“道”就如同金钟石磬一般，其声调是不改变的；所行之事就如琴瑟一样，每弦都能够改变声调。故而法制礼义，是统治百姓的工具，而不是作为治理的目的。故而用仁作为经，用义作为纪，这是万代也不会更改的。至于像用人考核他的能力，而依时察看他们的政绩，就算说每天有新的变化也是可以的，天下难道有什么固定不变的常规吗？同社会时事相合，适合人的常理，顺从天地变更，对鬼神和顺，那么就可以获得整治了。
［原文］
古者人醇、工庞、商朴、女重，是以政教易化，风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朴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犹无镝衔橱策而御马也。昔者神农无制令而民从，唐虞有制令而无刑罚，夏后氏不负言，殷人誓，周人盟。逮至当今之世，忍訽而轻辱，贪得而寡羞，欲以神农之道治之，则其乱必矣。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天下高之。今之时人，辞官而隐处，为乡邑之下，岂可同哉？古之兵，弓剑而已矣，槽矛无击，修戟无刺。晚世之兵，隆冲以攻，渠幨以守，连弩以射，销车以斗。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古之所以为治者，今之所以为乱矣。夫神农伏羲，不施赏罚而民不为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废法而治民；舜执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释甲兵而制强暴。由此观之，法度者，所以论民俗而节缓急也；器械者，因时变而制宜适也。
夫圣人作法而万物制焉，贤者立礼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与远举①；拘礼之人，不可使应变。耳不知清浊之分者，不可令调音；心不知治乱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独闻之耳，独见之明，然后能擅道而行矣。夫殷变夏，周变殷，春秋变周，三代之礼不同，何古之从！大人作而弟子循。知法治所由生，则应时而变；不知法治之源，虽循古终乱。今世之法籍与时变，礼义与俗易，为学者循先袭业，据籍守旧教，以为非此不治，是犹持方枘而周员凿也，欲得宜适致固焉，则难矣。
今儒墨者称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时之世而弗改，是行真非也。称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尽日极虑而无益于治，劳形竭智而无补于主也。今夫图工好画鬼魅而憎图狗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马可日见也。夫存危治乱，非智不能；道而先称古，虽愚有余。故不用之法，圣王弗行；不验之言，圣王弗听。
［注释］
①选举：远大的行为。
［译文］
古代的百姓淳朴，工匠厚实，商人纯朴，女子贞正。故而政令教化易于推行，风俗易于转变。如今世道德性一天天衰落，民众习俗愈加浅薄，要用质朴厚重的传统办法，管理已经道德败坏的民众，就如没有镝衔和鞭，而驾驭强悍的烈马一般。先前神农没有制度命令而民众听从，唐尧、虞舜有制度命令而没有刑罚，夏后氏不违反诺言，商人要发誓言，周人要用歃血结盟。等到现在的社会，能够忍受辱骂轻视侮辱，贪得无厌缺少羞耻，要用神农的办法处理民众，那么造成混乱是必定的了。尧时伯成子高拒绝出任诸侯而去耕田，天下人觉得他是高洁之士。如今的世人，辞去官职而去归隐，将会被乡间之人所鄙视。难道能与伯成子高一样吗？古时的兵器，仅仅是弓和剑罢了，木矛没有锋刃。晚世的兵器，高高的战车用来攻击城池，盾牌、车帷用来保卫，用连弩来射击，用销车来争斗。古时侵伐别的国家，不杀幼儿，不杀害白发老人。在古时是适合道义的，在现在会成为笑料。古时被看成光荣的举动，现在成为耻辱的事情。古代所用来处理国家的办法，现在变成造成混乱的缘故。神农和伏牺，不施加赏罚民众不会为非；不过后代的执政者不能废除法律管理民众；舜执干戚舞蹈而有苗顺服，不过当今的征伐者不能丢弃武器而制服强暴。从这儿能够看出，法令制度，是用来论定民间习俗节制缓急的；器物械用也是要依据时势的更改，制作适合社会需要的适当的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