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关于合作运动问题。蒲鲁东主义者夸大合作社的作用，鼓吹通过合作社改造资本主义。马克思在写给代表的指示中深刻地批判这种理论。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合作运动只是证明生产联合完全可以代替雇佣劳动制度。但是，合作运动决不能改造资本主义社会。正是由于合作运动不仅不能触动它的基础，不会危害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而且在工人阶级中制造了改良主义的幻想，因此，那些面善口惠的贵族，资产阶级的慈善空谈家，以至机灵的经济学家，都一改过去的反对态度，突然对合作运动大加捧场。这也从反面教育了工人阶级，如果把这种运动当做争取自身解放的主要形式，那就是上了资产阶级的当，就是在实质上维护了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马克思指出，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必须进行社会基础的变革，这就是说，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这种变革只有把社会的有组织的力量即国家政权从资本家和大地主手中移到生产者本人手中才能实现”[1]。因此，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
第三，关于工会问题。当时除了英国之外，其他国家工会组织正在萌芽。蒲鲁东主义者反对一切工会。蒲鲁东就认为，组织工会是与社会的公共秩序相违背的，工人联合起来进行罢工斗争是违反雇主的自由权利的。蒲鲁东主义者的观点，在大会上遭到大多数代表的批驳。大会通过了马克思起草的给代表的指示。马克思指出，资本是一种集中的社会力量。工人阶级必须集中自己的力量，才能战胜资本的统治。工会不仅对于阻止资本家的不断进攻，反对资本家降低工资、解雇工人、延长劳动日等劳资之间的游击式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在斗争的实践中，工会已成为工人阶级组织的中心。因此，它“作为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本身和消灭资本权力的一种有组织的力量就更为重要了”[2]。
过去，工会过多地局限于地方性的日常经济斗争；但是，随着工会运动的发展，它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因而越来越积极地参加政治运动。各国工人阶级必须积极建立工会组织，支持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为千百万被压迫者的解放而斗争。
第四，关于劳资关系问题。大会讨论了限制工作日、劳资斗争中的国际联合行动等问题。蒲鲁东主义者在讨论中反对限制劳动日立法，认为劳动日的长度是由资本家与工人缔结的契约决定，无论国家或工会都无权干涉。这些意见，都遭到大会的拒绝。大会根据马克思指示通过的决议指出，限制劳动日不仅对于恢复工人阶级的健康和体力是必要的，而且对于保证工人有机会发展智力、进行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也是必需的。因此，建议通过立法手段把劳动日限制为八小时，以此作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共同要求和共同行动纲领。大会指出，组织劳资斗争中的国际联合行动，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特殊职能。协会必须尽自己一切力量，反对各国资本家利用外国工人作为破坏本国罢工的做法；必须使各国工人阶级在反对资本和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不仅有兄弟和同志那样的感情，而且像兄弟和同志那样地行动。
日内瓦代表大会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也通过了马克思的主张。
马克思对日内瓦代表大会的结果十分满意。1866年10月9日，在库格曼的信中写道：
“我曾经很为第一次日瓦内代表大会担心。可是从整个情况看，结果要比我预期的来得好。在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影响是出乎意料的……巴黎的先生们满脑子都是蒲鲁东的空洞词句。他们高谈科学，但什么也不懂。他们轻视一切革命的即产生于阶级斗争本身的行动，轻视一切集中的、社会的、从而也是政治的手段（例如，从法律上缩短工作日）来实现的运动；在自由和无政府主义或反权威主义的幌子下——这些他们16年来一直泰然自若地忍受着并且现在还在忍受着最可耻的专制制度——他们实际宣扬庸俗的资产阶级的生意经，只是按蒲鲁东的精神把它理想化了。”[3]
洛桑代表大会是第一国际第二次大会，于1867年9月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71人，其中瑞士代表38人，法国代表18人，他们大多是蒲鲁东主义者。马克思这时正在最后审校《资本论》第1卷，没有出席大会。
在大会上，蒲鲁东主义者把日内瓦大会已经解决的问题，例如工作日问题、普及教育问题、女工问题、交换银行问题等又重新提了出来，企图利用自己在人数上的优势推翻日内瓦的决议。马克思的拥护者与他们作了严肃的斗争，在一些主要的问题上取得了胜利。
大会讨论的最主要问题是工人阶级对待政治斗争的态度。早在伦敦代表会议上蒲鲁东主义者就反对工人阶级参加政治斗争；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他们又以工人阶级不应参加政治斗争为理由，反对支持波兰独立运动。在洛桑代表大会上，许多代表以具体事实说明：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是密切相关的；在没有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等政治自由的国家，工人运动的发展就受到很大影响；反之，在一些存在较广泛的政治自由的国家中，工人运动就获得较快的发展。因此，参加政治斗争，争取政治自由，是无产阶级获得彻底解放的必要条件。
经过激烈的争论，大会通过决议：“鉴于国内缺乏政治自由，阻碍无产阶级的社会解放，大会声明：（一）劳动者的社会解放和他们的政治解放是不可分割的；（二）取得政治自由，对每个国家都是绝对必要的。”为了强调工人阶级参加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大会决定今后每次大会都重申这项决议。
大会讨论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所有制问题。《共产党宣言》明确宣布：“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用一句话表示出来：消灭私有制。”[4]蒲鲁东主义者主张土地应归个人所有，反对土地公有化。蒲鲁东主义者托伦说：“我的公式是：土地归农民，贷款给产业工人。”另一个蒲鲁东主义者库勒里说：“我是自由的拥护者，因而也就是私有制的拥护者。”由于蒲鲁东主义者的阻挠，大会在土地所有制问题上未能作出决议。但是大会认为交通、邮电和大型企业国有化是合适的。
虽然这次大会在一些次要问题上通过了蒲鲁东主义者的决议，但这些决议都没有什么实际作用。
国际工人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868年9月在布鲁塞尔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共99人，其中比利时代表人数最多，达55人。
马克思没有亲自出席大会，但他为大会做了充分的准备。在总委员会会议上，他就大会议程的各项问题（土地所有制问题、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机器的后果问题、缩短工作日等）作了发言，提出了决议草案，写了《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第四年度报告》。
大会首先宣读了马克思代表总委员会所作的报告。马克思指出“1867-1868年是国际工人协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在平稳发展时期之后，它的影响增强了，以致引起了统治阶级的恶毒诽谤和各国政府的迫害。协会进入了斗争新阶段”[5]。马克思详细论述了各国工人阶级在与反动派的斗争中不断成长壮大的事实，热烈赞扬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精神，坚决反击各国反动派对国际工人协会的诬蔑和迫害，再次庄严宣布：“国际工人协会不容许离开正确的道路。今后它的命运将同人类复兴所依靠的那个阶段的历史发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6]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继续讨论所有制问题。在会上一些蒲鲁东分子坚持土地私有制的观点，认为土地是个人的幸福和进步的前提。大会驳斥了这种言论，认为小农仅是名义上的私有者。土地私有制不仅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幸福，反而使他们负债累累，成为高利贷者和商人盘剥的对象；土地私有制不仅没有起任何进步利用，反而是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使他们斤斤计较眼前利益，而不能积极参加争取社会进步的斗争；同时由于农民无力采用新技术，也使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更谈不上有任何进步了。大会决定“社会有权废除土地私有制并把土地变为公有”。大会不顾一些蒲鲁东主义者的反对，通过决议，要求实现矿山、矿井、铁路、森林、公路、邮电等国有化。
在罢工问题上，大会认为罢工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手段之一。大会建议组织互助储金以支持罢工斗争；成立职工代表委员会，以研究和决定有关罢工的问题。在缩短劳动日问题上，大会通过了马克思起草的决议草案，重申“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是今后任何一种社会改革所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7]。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机器的问题上，大会通过了马克思的决议草案，指出了机器不仅是资本家用来加强剥削的工具，而且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代表大会根据德国工人代表团的提议，通过一项特别决议，号召工人阶级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决议指出：“卡尔·马克思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他是经济学家当中第一个对资本进行科学分析并把它分解为原始成分的。”
1887年，恩格斯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写道：二十年来国际工人运动获得何等巨大的进步：十年前，蒲鲁东的著作是罗曼语区的工人的唯一精神食粮，现在，蒲鲁东的著作早已被遗忘而由《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所代替，“马克思的主要要求——由上升到政治独占地位的无产阶级以社会的名义夺取全部生产资料——现在也成了罗曼语区各国一切革命工人阶级的要求”[8]。在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这些蒲鲁东主义曾流行一时的国家里，现在都已经由马克思主义占统治地位了，例如，“现在法国工人已经完全抛弃蒲鲁东。他只是在激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还有些信徒，这些作为蒲鲁东主义者，也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可是社会主义的工人却对他们进行最激烈的斗争”[9]。
[1]马克思：《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19页。
[2]同上书，第220页。
[3]马克思：《致库格曼》（1866年10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31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9页。
[5]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第四年度报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60页。
[6]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第四年度报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65页。
[7]马克思：《关于缩短工作日的决议草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59页。
[8]恩格斯：《〈论住宅问题〉第二版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73页。
[9]同上书，第374页。
五、在讲台上扮演“哑角”的特殊贡献
马克思自己曾经幽默地说，在国际协会中，他总是“在讲台上扮演哑角”[1]。他默默无闻地为国际协会做了大量工作，花了许多精力，却从来不愿出头露面，不追求权力和声誉。国际在欧洲举行五次代表大会，他除海牙代表大会外，都没有出席，但是会议的议程、内容、报告和决议草稿，几乎都是由他事前拟定的。他不仅扮演“哑角”，而且不在讲台上露面，广大公众难以了解他的作用。但正是这位“哑角”，比任何人对国际工人协会，对历次代表大会，对总委员会所作的贡献都要大得多。他在每次代表大会前为大会做了充分准备，把大会引到正确的轨道。
1866年9月举行的日内瓦代表大会前，马克思写了《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就国际协会的组织、劳资斗争的国际联合行动、限制工作日、男女儿童和少年的劳动、合作劳动等11个问题提出了明确的意见。
《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写道，一般来说，实现劳资斗争中的国际联合行动，包括国际协会全部活动。“因为协会的目的就在于把至今仍然分散的各国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联合起来，把它纳入共同的轨道”[2]。协会的伟大目的之一就是要尽力使各国工人在解放斗争中不仅有兄弟和同志那样的感情，而且像兄弟和同志那样的行动。
各国工人阶级为了更有把握地实现“国际联合行动”，必须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收集有关工人状况的实际情况和统计资料。《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详细列出进行调查的参考提纲。例如：该生产部门从业工人的人数；计日工资或计件工资；平均周工资和平均年工资；工作日长短，夜工和日工；劳动条件的评定，劳动对身体的影响；是季节性生产还是全年均衡生产，等等。从调查提纲可以看出，马克思了解和收集工人情况是多么具体和细致。
马克思说，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最先进的工人完全了解，他们阶级的未来，从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3]。教育包括智商、体育和技术教育，必须把劳动与教育结合起来，必须按照儿童少年不同年龄循序渐进地授以智商、体育和技术教育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