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创立的剩余价值理论，用纯粹经济学的方法，解决了剩余价值的来源，揭示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核心。“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使社会主义早先像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一样在深重的黑暗中摸索的经济领域，得到了明亮的阳光的照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从此开始；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4]
恩格斯指出，杜林把资本家的利润看做是“暴力的产物”，是完全错误的。这样一来，杜林就把问题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从而掩盖了利润的真正来源。恩格斯明确指出，暴力虽然可以夺取利润，但却不能生产利润，“在一无所有的地方，皇帝也和任何其他暴力一样，丧失了自己的权力”[5]。
杜林攻击剩余价值理论，还有着不可告人的个人动机。恩格斯指出，杜林一方面攻击剩余价值理论；另一方面又在所谓“纯收益”、“财产租金”的名义下，偷偷地剽窃这个理论，并把它歪曲得面目全非。由此可见，他对剩余价值理论的攻击，“不过是一种军事计谋，狡猾手腕，借以掩盖他在《教程》中对马克思所作的粗暴的剽窃”[6]。
德国庸俗经济学者洛贝尔图斯及其信徒到处宣扬，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剽窃”了洛贝尔图斯。
马克思对于所谓“剽窃”的离奇谣言，虽然也有所耳闻，他觉得这不过是庸俗经济学者的无聊把戏，不屑加以理睬。但在马克思逝世后，这种谬论却被当做不容置疑的事实加以宣扬，甚至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上，也发表了类似的言论。这就不能不引起恩格斯的严重关注。
1884年7月，恩格斯看到《新时代》上发表的机会主义者席佩耳歪曲剩余价值理论创立史的文章后，立即写信向该刊主编考茨基提出强烈抗议。恩格斯指出：“洛贝尔图斯……根本未能在经济学上创立什么新东西；只有马克思才前进了一步，推翻了整个旧的经济学。”[7]1885年2月，恩格斯写了《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同年5月写了《〈资本论〉第2卷编者序言》，对洛贝尔图斯所谓“剽窃”的诽谤作了严正的驳斥。
恩格斯指出：早在19世纪40年代末，马克思不仅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而且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它是怎样产生的。马克思是在1859年前后，才从拉萨尔那里知道还有洛贝尔图斯这样一个经济学家。而这时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不仅在纲要上已经完成，而且在最重要的细目上也已经完成了。现在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就是最好的证明。洛贝尔图斯对马克思的指责，是“因热狂而进行诽谤”[8]。
恩格斯指出，洛贝尔图斯宣称被马克思“剽窃”的是什么东西呢？原来他在1842年出版的《第三封社会问题书简》中说，租（他把利润和地租之和称为“租”）之所以产生，不是由于对商品价值的“价值追加”，而是由于“工资所受到的价值扣除”。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中，曾用讽刺的笔调对洛贝尔图斯的“发现”作了批判，指出他所研究的是土地占有和资本占有还没有分离的国家。他关于“租”即无酬劳动的论述，无论前提和结论都是错误的。
恩格斯指出，洛贝尔图斯自封为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者，这是对普鲁士以外的事情，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和经济学文献的惊人无知。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优秀代表亚当·斯密已经知道剩余价值是在生产过程中由工人创造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另一个优秀代表大卫·李嘉图比斯密前进了一大步。他把剩余价值理论建立在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洛贝尔图斯的所谓发现，斯密早已作过论述，在李嘉图的著作中也可找到。同二三十年代社会主义者们的著作相比，他说过的东西别人早已说过。这就是说，他在科学上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东西，他所自吹自擂的“发现”，不过暴露了自己惊人的无知。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在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上的贡献，对洛贝尔图斯来说，不仅望尘莫及，而且是他所不理解的。马克思是剩余价值的真正发现者，洛贝尔图斯不过重新发现了一种陈词滥调。他是一个怀有偏见的经济学家，“老是重复他第一本书已经说过或暗示过的同一思想，他感到自己不被人所了解，在没有东西可供剽窃的地方发觉被人剽窃，最后，并非无意地拒绝承认自己只是重新发现了实际上人家早已发现的东西”[9]。
为了贬低《资本论》的科学性，英、德等国资产阶级学者曾经发动一场诽谤运动，无中生有地胡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捏造引文。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幼女爱琳娜，对这场诽谤运动进行了长达20年的斗争，又一次粉碎了资产阶级扼杀《资本论》的阴谋。
我们知道，《资本论》中引用了大量的经济学文献资料、统计资料和其他有关资料，这是这部著作具有高度科学性的重要方面。马克思对每条引文，都非常认真地进行核对，完全忠实于原作的文字和精神，因此，每条引文都十分确切，具有充分的说服力。
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引用了英国财政大臣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在英国议会所作的预算演说中的一句话：“……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段话正好证明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必然引起贫富鸿沟加深这个论断的正确性。
还在《资本论》出版之前三年，马克思已于1864年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引用了这句话。《成立宣言》是首先在英国用英文发表的。就是说，它是当着英国广大公众，当着格莱斯顿的面发表的。《成立宣言》在英国和欧洲广泛传播，从来没有人对这段引文提出任何疑问。但是，在这段引文初次发表七年之后，德国讲坛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路约·布伦坦诺却利用它大做文章，掀起一场诽谤马克思的运动。
1872年3月，布伦坦诺在德国工厂主联盟的机关刊物《工人问题杂志》上匿名发表一篇文章《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指责马克思捏造引文。他写道：“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他在演说中说的和这句话正好相反，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10]此后，他还接二连三地写文章，与马克思纠缠不休，破口谩骂，什么“假引文”、“无耻地撒谎”、“完全是捏造”、“近乎犯罪的轻率”等，不一而足。
马克思看到布伦坦诺的诽谤文章后，立即进行反击。他先后写了两篇文章，逐点驳斥布伦坦诺的造谣。马克思指出，《资本论》引用的格莱斯顿这句话，在英国尽人皆知，毋庸置疑。这句话在伦敦畅行无阻地载遍了一切报刊，被著名学者和专门著作经常引用，只有德国工厂主的“博学之士”才对此一无所知，居然发现它是“捏造”，这倒是一件空前的奇闻。接着，马克思列举格莱斯顿讲话第二天，即1863年4月17日，伦敦三家最有影响的报纸，包括格莱斯顿的机关报《泰晤士报》关于预算演说的报道。这些报道一字不差地记载着与马克思的引文完全相同的那句话：“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事实证明，无论从文字和精神看，这段引文是绝对确切的。所谓“捏造”和“增添”，完全是无稽之谈。
布伦坦诺指责马克思捏造的唯一根据，是英国半官方刊物《汉萨德》没有刊载这句话。马克思指出，《汉萨德》所刊载的发言记录，是经演讲人事后修改的。伪造文件和议会发言是英国议会的传统，是资产阶级政客的惯技。《汉萨德》中没有刊载这句话，并不等于格莱斯顿没有说过，而是因为“格莱斯顿先生非常明智地从事后经过炮制的他的这篇演说中删掉了无疑会使他这位英国财政大臣声誉扫地的一句话”[11]。因此，作为经过事后修改的伪造品，《汉萨德》刊载的记录是不可靠、不足为据的。以此作为唯一根据，只能说明布伦坦诺之流的险恶用心。
资产阶级辩护士对马克思的诽谤，有其反动的目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我的《资本论》一书引起了特别大的愤恨，因为书中引用了许多官方材料来评述资本主义制度，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学者能从这些材料中找到一个错误”[12]。德国工厂主们为了阻止《资本论》的传播而不择手段地造谣诬蔑，暴露了他们不过是一些“无耻的庸俗或庸俗的无耻达到顶点”的家伙。但是，不管他们对于伪造商品多么内行，他们对鉴别文字商品却是一窍不通，就像驴子弹琴一样。
马克思的反驳，粉碎了布伦坦诺的诽谤。资产阶级辩护士在引文问题上挑起的第一次进攻垮台了。
事情过了11年。这个时期，马克思的学术成就得到更广泛的承认，拥护马克思学说的先进分子越来越多，资产阶级对马克思学说的敌视也与日俱增。马克思逝世不久，他们再次掀起早已垮台的诽谤运动。
1883年11月，英国剑桥大学一个资产阶级小人物塞德莱·泰勒在《泰晤士报》上旧调重弹，又在引文问题上大做文章。但他心亏理屈，回避争论中心，不敢重复早已被驳倒的“捏造”、“增添”的说法，而把问题转到别的方面，指责马克思“狡猾地断章取义”，“歪曲”格莱斯顿演说的内容。马克思的幼女爱琳娜起而应战。她指出，由于马克思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这段引文确切无误，戳穿资产阶级“博学之士”的无知和无耻，使得这些家伙恼羞成怒，但又不得不放弃“捏造引文”这个唯一的争论点。这种转移争论问题的做法，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他们阴谋的破产。爱琳娜再一次严正指出，马克思“既没有删掉任何值得一提的东西，也绝对没有‘增添’任何东西。他只是把格莱斯顿在演说中确实说过，而又用某种方法从‘汉萨德’的报道中抹掉的一句话重新恢复，使它不致被人们遗忘”[13]。爱琳娜的文章，驳得泰勒哑口无言，只好用“沉默是最好的答复”作为脱身之计。
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1890年6月，恩格斯在《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四版序言中指出，在出版《资本论》英文版时，爱琳娜不辞劳苦，对所有引文的原文进行了核对，结果表明，除了极个别的引文需要作细微的改正外，“其余的引文都仍然具有充分的说服力，甚至由于现在更加确切而更加具有说服力了”[14]。恩格斯利用《资本论》新版的机会，回顾了关于引文的争论，宣布英、德两国资产阶级学者所发动的诽谤运动的可耻破产。
在恩格斯这篇序言发表后，布伦坦诺不肯善罢甘休。他于1890年11月发表《我和卡尔·马克思论战序言》，接着又出版《我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战》，重弹所谓“捏造”的老调，并对马克思进行粗暴无礼的人身攻击，甚至搬出那个老朽的资产阶级政客格莱斯顿来替自己助威。
恩格斯看到布伦坦诺的文章后十分愤慨，立即决定对他进行“彻底地毫不迟疑地清算”[15]。他写信对李卜克内西说，“把布伦坦诺交给我吧，你会感到满意的”，“布伦坦诺将受到比他预料的更为厉害的斥责”。[16]恩格斯立即开始工作。1890年12月13日，他写成论战文章：《关于布伦坦诺CONTRA马克思问题》，指示考茨基必须把这篇文章在最近一期的《新时代》上刊登出来。接着，他又在1891年初，编辑出版《布伦坦诺CONTRA马克思——关于所谓捏造引文问题，事情的经过和文件》一书，详尽地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公布了三次论战的全部文件，一劳永逸地结束这场为期20年的斗争。
在马克思逝世后仅仅一个月，意大利庸俗经济学家阿基尔·洛里亚就匆忙发表一篇关于马克思的错误百出的传记，几年后又出版了《关于政治制度的经济学说》等著作，有意歪曲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自称是这个理论的创始人。他还大肆攻击《资本论》，认为马克思的价值学说是建立在思辨论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完全知道根本不可能解决剩余价值量取决于可变资本而利润量取决于总资本的矛盾，但为了捉弄读者，却要求人们去看一个尚未出版的续卷；他预言马克思根本不打算写第2卷，更谈不上第3卷；认为《资本论》续卷“很可能是马克思在拿不出科学论据时使用的一种诡计”。
1885年和1894年，由恩格斯整理编辑的《资本论》第2、3卷陆续出版了。包含着十分出色的研究成果的第3卷，极其精辟地论证了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问题，彻底解决了相等的平均利润率怎样能够并且必须不仅不违背价格规律，而且要以价值规律为基础来形成这个曾经使李嘉图学派崩溃的难题。洛里亚关于马克思从未写过第2、3卷的谎言彻底破产了。
但洛里亚是一个“追求个人名利最厉害的人”[17]。《资本论》第3卷出版后，他不仅不承认失败，反而变本加厉地对马克思进行攻击，认为马克思根本就没有写作第2卷和第3卷，而是马克思用来掩盖其理论矛盾的遁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