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早已把这些老鼠与青蛙扫进了垃圾堆，马克思、恩格斯在与这伙人的斗争中坚持原则、毫不妥协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他们的共同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把无产阶级坚定的革命立场、生动的艺术形式、尖锐泼辣的战斗风格和丰富多彩的表现手法最完美的结合起来，是马克思主义抨击性、政论性作品的精品。
[1]马克思、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300页。
[2]同上。
[3]马克思、恩格斯：《哥德弗利特·金开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54页。
[4]马克思、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300页。
[5]马克思、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308页。
[6]同上书，第310页。
[7]马克思、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311页。
[8]同上书，第302页。
[9]马克思、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361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378页。
[11]同上。
十、普鲁士政府对科伦共产党人的迫害
1851-1852年，普鲁士反动政府制造了科伦共产党人案。这是一起蓄谋已久的，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
1848-1849年革命失败以后，普鲁士反动政府加紧迫害德国革命者。为了破坏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和迫害马克思、恩格斯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普鲁士反动政府组成了一个以柏林警察总监辛凯尔迪为首，包括行政、外交、警察部门在内的特务机构，专门调查和监视同盟的活动。
在伦敦的普鲁士驻英大使馆中，成立了由警监格莱夫领导的密探小组。他们潜伏在马克思住宅周围，从不间断地记下马克思家里来往客人的情况。马克思外出时，无论是坐公共马车还是进咖啡馆，都有特务尾随其后，跟踪盯梢。有时，普鲁士特务还化装成“革命者”，向马克思提出各种各样荒谬的建议，妄图引诱马克思上当。但这一切都是枉费心机。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我们见惯了时常碰到的普鲁士使馆的鬼鬼祟祟的官员……我们听惯了这些挑拨者的疯狂的长篇大论和恶毒的建议，我们知道怎样对付他们。普鲁士使馆注意我们，我们并不觉得奇怪——我们能受到它的注意，很引以自豪。”[1]
在德国各地，普鲁士特务监视盟员，检查信件，千方百计企图破坏同盟组织。
1851年5月10日，同盟特使诺特荣克在莱比锡车站被捕，在他身上搜出《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科伦**********《告同盟书》、《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介绍信和一些盟员的地址。不久，同盟另一个特使豪甫特在汉堡被捕，他成了可耻的叛徒，供出了同盟的情况，出卖了科伦**********。普鲁士政府认为这是一个彻底摧毁同盟组织，迫害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绝好机会，于是便在德国各地大肆逮捕，搜查盟员和其他革命者的住宅。同盟中央委员勒泽尔、毕尔格尔斯、丹尼尔斯先后被捕。
普鲁士政府大造舆论，胡说同盟是国际性的阴谋组织，吹嘘自己破坏了全欧性的革命密谋，以此为借口，勾结各国政府，进一步迫害流亡国外的革命者。
被捕盟员遭到普鲁士反动政府的残酷折磨。他们被关在狭小、潮湿、阴暗、肮脏的单人牢房里，禁止读书、写作和会见任何人；从早晨到深夜，还要做苦工，吃的是发霉的食物，还经常遭受毒打。反动政府企图通过这种卑鄙的手法迫使被捕盟员屈服。
为了捏造被捕盟员从事密谋活动，犯了“叛国罪”，政府动员了整个国家机构，进行了极其紧张的活动。但是结果仍然一无所获。由于“缺乏起诉所必需的客观的犯罪构成”，反动当局便用种种借口，把被捕盟员审前扣押达一年半之久。在这期间，他们采取了偷窃文件、篡改日期、栽赃陷害等卑鄙可耻的手段。
普鲁士反动政府指使密探罗伊特在伦敦砸开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秘书迪茨的抽屉，偷窃抽屉中存放的档案。据说里面有盟员的全部来往信件。警察顾问施蒂伯狂喜地说：“全部线索都已经暴露在我的眼前了。”但是，这不过是一场空欢喜。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是已经从马克思和科伦**********中分裂出去的派别，他们早已被开除出盟。如果迪茨的档案中有密谋的证据，那与被捕盟员也丝毫无关。施蒂伯发现的唯一与马克思有关的文件，是马克思、恩格斯等人退出伦敦德国工人教育协会的声明。但是这份声明早在1850年9月就已经在德国多家报刊上公开发表了。可笑的是，警察头子施蒂伯竟然利令智昏，以至于发誓说，他在1851年8月5日收到的档案中，有柏林总区部1851年8月20日寄出的一封信。马克思讽刺地写道：“如果有人一定要说，施蒂伯在作伪誓……那么他会振振有词地回答说，普鲁士王国顾问和福音书作者马太有同样的权利，例如有创造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的奇迹的权利。”[2]
普鲁士反动当局宣称从迪茨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个“德法密谋”的线索，于是施蒂伯赴巴黎，与法国警察头子卡尔利埃秘密勾结，据说终于破获了这个密谋，逮捕了一个名叫舍尔瓦尔的密谋策划者。
其实，这个人是普鲁士和法国警察局的密探。他打入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巴黎组织，制造所谓密谋活动的伪证件，甚至自己充当密谋活动的首脑。为了陷害马克思和被捕盟员，舍尔瓦尔胡说自己是马克思介绍入盟的，与马克思和同盟中央有联系。但是，这出丑剧很快就被揭穿。巴黎根本没有同盟的组织，舍尔瓦尔根本不了解同盟的活动，他与马克思根本没有往来。因此，他编造的谎言矛盾百出，以至于反动政府也不敢让他出庭作证，只好布置他“越狱潜逃”。
普鲁士反动政府是创造警察奇迹的能手。在“德法密谋”破产之后，又制造了所谓马克思派的“原本记录”，以此作为马克思和被捕盟员从事密谋活动的铁证。
所谓“原本记录”，是由警探希尔施制造的。希尔施曾一度钻入同盟伦敦支部，但很快就被发现并被清洗出盟。此后，他躲在伦敦一个阴暗的角落里，编造了一大本所谓的“原本记录”。在这个虚构的阴谋家组织的虚构的**********的虚构的会议的虚构的记录里，没有一个名字是确实的，没有一个姓是真的，没有一句话是有根据的。特别可笑的是，在“原本记录”中，所有的人发表意见，都被迫使用普鲁士警察派出所的语言，而不使用自己本来的语言。这个离奇怪诞、矛盾百出的伪造品，却被施蒂伯当做宝贝，一再保证它是“正确的、可靠的”。但是，这种拙劣的骗局很快又被马克思揭穿。希尔施不得不公开承认自己是“原本记录”的伪造者。在无可否认的事实面前，连反动的国家起诉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倒霉的本子”。
揭穿“原本记录”等伪造文件，是对普鲁士反动政府的沉重打击，“随着原本记录的真相大白，案件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现在陪审员们已无法承认，被告有罪还是无罪，现在他们必须承认的是，被告有罪还是政府有罪。宣判被告无罪，就等于宣判政府有罪”[3]。
于是反动政府又玩弄了一套栽赃陷害的把戏。它宣称没收了50本《红色问答书》，其中有一附函，指示收件人在深更半夜把该书悄悄地塞进人们的屋里。反动当局伪造笔迹，硬说附函“出自马克思之手”。但是，这个谎言更是不值一驳。只要浏览一下附函原件和马克思的亲笔，就完全可以拆穿伪造笔迹的骗局；即使只读过马克思著作一行字的人，也决不会相信这封充满戏剧性的荒唐可笑的附函，竟会出自马克思之手。这封所谓附函捏造得如此荒唐，连起诉书也不敢引用。反动政府这个阴谋又破产了。
虽然反动政府在每一种无耻勾当被揭穿之后，又立刻想出新的无耻勾当，但是，所有这些无耻勾当，都被马克思彻底揭穿。如果说，反动政府在一年半时间内找不到任何客观的“犯罪构成的材料”，那么它却轻而易举地物色了一批反动的陪审员：6个贵族，4个金融巨头，两个高级官员。这些反动家伙根本不愿细心分析各种证据，不愿听取辩护人的申诉，完全按照统治阶级的需要，对被捕盟员进行不讲道理的判刑。经过一年半的审前扣押和一个月的法庭审讯，勒泽尔、列斯纳等几位盟员被无理判刑，丹尼尔斯等4人无罪释放。
科伦审判案表明，反动政府对革命无产阶级的迫害是不择手段的。但是，真理在革命者手中，群众站在革命者一边，社会舆论对革命者深表同情。人们清楚地看到，在这个案件中，真正的罪犯不是科伦的共产主义者，而是那个伪造证件、迫害人民的反动政府以及它的官僚警察头子。正如列斯纳所说：“在审判时我们并不感到我们是罪犯。全世界的人都认识我们并且做出了公正的宣判，因为人民、舆论在这一审判开始的时候就为我们作了辩护。在这一审判中，被判罪的人比判罪的人内心要舒服得多。”[4]
在科伦审判案中，大多数被捕盟员表现了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品质。他们经受残酷的折磨，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毫不动摇，毫不妥协，在敌人的监狱和法庭上，大义凛然地宣传共产主义理想，宣传无产阶级革命原则。特别是工人列斯纳，在五年的监禁时间里，始终表现了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品质。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经受过各种各样的困苦……但是有这样一个思想鼓舞我和支持我，我是为正义的事业而受苦的……我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考验出来，你能不能为自己的原则而牺牲，能不能忍受不幸，不抱怨，不诉苦……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忠于自己的信念，不违背自己的久经考验的原则，不放弃这些原则。”他每天都用这样的话来表示自己对革命原则的忠诚：“使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今天一如往昔，而我将来也永远一如今日。”[5]他永远忠于自己的革命原则，把自己的一生完全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1]马克思、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46页。
[2]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二、迪茨的档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70页。
[3]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四、原本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70页。
[4]列斯纳：《1848年前后》，《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176页。
[5]同上书，第177页。
十一、《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是普鲁士反动政府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迫害。反动政府把一切事情都推在马克思身上，诬蔑他是一切密谋活动的罪魁祸首。正如恩格斯所说，整个审判案“针对我们正如针对科伦诸人一样”。
马克思与普鲁士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以坚定的革命立场，灵活多样的斗争方式，冲破重重困难，揭露了反动政府的罪行，把这桩由反动政府一手制造的审判案，变成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德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对反动政府的控诉、揭露和审判。
1851年5月中旬，马克思得到德国盟员被捕的消息后，立即写信告诉恩格斯，必须做好准备：“无论如何，我会将一切收拾好的。你对于全部信件收拾一番，也是好的。”[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