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打断我。不管有意识无意识，人都在为实现永生而吃喝，而交配。”他还没完全想透，或想透了又无法说透。他叉起菲比落在盘子外的鱼肉，送进菲比嘴里。他一手托住菲比的脸颊，提醒她食物来了。菲比便张大嘴，一只永远待哺的幼鸟。
我拿起餐巾替菲比擦嘴。我们两人的配合已像样起来。这套动作并没有使我和亚当的交谈受到耽搁。
“因此，你们这样的人中间，艺术家就很多。”我知道我的立论推理不大站得住。不过我怕什么？没了功利性，我和亚当之间谁都不会得罪谁。“很多大艺术家是你这样的人。最近才知道B·勃格斯坦（注：勃格斯坦是美国著名的音乐指挥和作曲家）也是同性恋。他用音乐实现了永生，这永生大概比他繁衍的那些后代更可靠。”
亚当想了想，微微一笑。被迫认同的、傲慢却宽容的一笑，使他英俊得要我命了。
“可能的。”他过了好一阵才说：“我们对待艺术要专注得多。近乎绝望的专注。可能这就是我们潜意识里，也同你们一样，需要繁衍，要达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延续。你看，米开朗琪罗实现了永生，他把他自己输进一代人又一代人，于是代代人都成了他的后代。浩大永恒的繁衍。”
我冷笑一下。
他明白我笑什么——菲比辜负了他繁衍的愿望，基本报废。因而他以绝望的专注投入了那个大型日本庭园设计，它以另一种形式，使他不至于断子绝孙。
当晚我开始收拾行李。不知是不是亚当的谈话使律师开了窍。他打来电话，说他不会放过我，婚礼暂时不会取消，再给我们双方一点时间，再相互试一试。他是极守信用的人，邀请两百多人来参加婚礼，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让人扑空。我想，好吧，为了信用就为了信用吧。
但我还留了一手，把行李箱留在了亚当家。放在我卧室的床上。万一势头不妙，我马上撤回来。所谓不妙，就是律师对我的态度一旦出现壮烈的感觉，那种居高临下的收容和救济的壮烈感，我拿腿便离开他。生活中人太难找到机会表现崇高，因此人有时是乐得做一次烈士的。但等他明白过来，他会拿那份崇高来压制你，永久占你上风。他的这桩牺牲他会同你慢慢清算。
我和律师的关系复原了。我们一同吃晚餐，一同散步、看电视，做爱的间距为两天一次。我尽量给他满意的服务。他依旧客气地要求我：“能请你再变个姿式吗？……请把腿再抬高些。好的，谢谢。”客气是客气，把我弄痛的事比过去频繁了。不过别去想别的，只去想他添了些激情，更撒得开了。他照例在事后睡去，不紧不慢地打着呼噜。我想，正常的生活多么好，有个男人在身边打呼多么好。存心挑，我也难挑出什么不好来。我时时拿M的话勉励自己：能够凑合，是一种成熟。我要积极地凑合，婚姻、做爱、当主妇，再去把剩余的博士学分凑合拿下来。有了凑合，什么都可以一桩一桩拿下来；再拿下一份工作；拿下一个大致体面的家庭和社会地位。
这样，我一点困意也没了。我轻轻爬起来，下了床，尽量不打乱这鼾声单调、均匀的节奏。我把做爱前扔了一地的衣服一一拾起，抱在怀里，一点响动也没有地走出卧室。我在主卧室和次卧室之间的走廊上，穿好衣服。我不知道在半夜三更把自己穿得整整齐齐是干什么。我开了前门，又用钥匙把门锁好，让律师安全地打呼噜。
我只知道我想散散步。我来到亚当楼下时发现自己非主观地想来这里。有七天没见菲比了。我从另一只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门。夜里的客厅更像个展览馆，每件展品下的照明设备各异。亚当书房的灯还亮着，他还在电脑上设计日本庭园。一股淡香在空气中，是大麻。我不知我到这里来干什么，据亚当说最后这位罗马尼亚老太太不错，对菲比说得过去。据说亚当事先把监视器摄下的所有磁带都放给她看了，假如这老太太心存百分之一的不老实，看了录像带也百分之百老实了。据说她争取让监视器录下她对菲比如何的死心塌地。亚当告诉我，现在看菲比的了，只要她能嗅惯老太太的罗马尼亚气味。眼下菲比还不行，老太太一接近她就开始尖叫和拳打脚踢。这些是亚当前一天在电话上告诉我的。
我的屋原封未动。我不开灯也知道它原封未动。那个手提箱原封未动地搁在床上。我在床沿上坐下来，犹豫之极。我怕菲比影响我“凑和”的积极性。我怕看她熟睡的小样儿：像正常孩子那样闭着眼，垂下两排长睫毛，嘴唇仍依稀保持吮乳的形状。也像一切孩子那样，做或恐怖或快乐的梦，为那些梦而突然出来一些奇怪的动作、表情，就像在胎膜中的那些不可解释的手舞足蹈……菲比熟睡时是个正常的孩子。我却怕意识到这一点。我怕自己意识到那个黑暗的希望：菲比若永远睡去，她便是一个什么也不残缺的孩子。
因而我不知该不该去看熟睡的她。我花费了很长一段时间来犹豫。
还在我决定悄悄回律师那儿去的时候，亚当出现在门口。楼下的灯光使我们的两个影子不那么黑暗。
“我以为是菲比。我正要去睡，听见这里有声音。”
“我这就走。睡不着，想过来取这个箱子。”我不知怎么感到这两个对面立着的黑影给了我一点感动。就是我们的影子也沟通得不错了。
“能不能不把箱子拿走呢？”
“我和律师还行，基本安顿下来了。”
他的影子欲语又止。
“怎么了？”
“我开车送你吧。提着箱子走夜路，不太安全。”他说。
“怎么了？”我继续追问。
“没什么。菲比半夜常常会自己跑到这里，摸摸你这个箱子。”下面的话他不必说了：菲比只要摸到这只箱子，她就相信我没走，起码没走远，走远了也还会回来。
亚当的影子看我的影子慢慢走回去，打开箱子，从里面取出一件短大衣，那件惹出后来连锁后果的红色短大衣，它已不再红得那样绝望，已妥协或放弃了。我接着又取出两件毛衣和一套睡衣。亚当的影子再次出现，手里一只轻软的手提包。他两手替我张着包口，让我把东西放进去。他果断地拉上拉链。
走到楼下，亚当问我要不要喝点什么，坐一会儿。
我马上答应。见他领我向酒吧走去，我说：“还有大麻吗？”
他怔了一怔，我很认真地看着他。不久，我和他在便餐室不声不响抽着同一支大麻烟卷。我没告诉他，这是我生平第一次。
抽的时候，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也知道我在想什么。
“你是需要菲比的，你知道吗？”
“很可能。”
“不要对自己太生硬。”
“亚当，我才三十六岁。”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能够这样对话。我们时常继续的其实是一场尚未开始的交谈。
亚当坚持要开车送我。我说一共一个街口，东西又不重。他坚持说不安全，坚持说他这样放我走是我存心破坏他的绅士做派。我只能顺从了。停下车，他替我把包提到门口，看我用钥匙打开门，走进去。然后我们相视一笑。
我回到卧室，躺回床上，律师鼾声的节奏丝毫没变。对于他，和亚当共度的这个凌晨从没有存在过。我今后要好好待他，因为对他来说，我这里暗中发生过的，正在发生的，或将要发生的许许多多的事，从来就没发生过，或将不发生。
律师决定延长我们婚前的交往。他说这样能更好地计划一切事。他一封一封的信发出去，取消婚礼邀请，为自己失了一次信用而致歉，同时请大家等待他下一次邀请。一些提前到达的贺礼，他和我一同去邮局退还。
圣诞过了，新年也过了。复活节步步逼近，律师吃了晚餐后出去买鸡蛋回来染。他过鬼节刻南瓜，过复活节染鸡蛋，我对这些挺傻的事渐渐也少了些嘲意。
我计划给亚当打个电话。从那次和他凌晨一别，已快半年没见他和菲比了。所以我向律师告假：不陪他一块去买鸡蛋了。电话却是清洁工索拉接的。
“亚当刚送菲比去医院！”她口气紧急，“菲比从前天夜里开始发烧！”
我急忙要下医院地址，要来计程车。五分钟后我坐在计程车内后悔，没给律师留个字条。又一想，去它的。
菲比全身武装，各种仪器、管子缠绕着她，围在她床边。亚当看见我进来，微微点了点头。亚当脸上没有太多焦虑，只有得自失眠的迟钝。
医生护士散开之后，亚当告诉我，这是半年来菲比第三次这样如临大敌了。我问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他说都是为了我好。我说谁给他权力“为我好”，他说趁现在还来得及，抓紧时间和律师培养感情，然后，趁早生个孩子，生个正常的孩子。
“谢谢你！”我说。我咬牙切齿，两拳紧握，却只是说了个“谢谢你！”
“不要这样。”亚当说。“我们应该习惯了，菲比的六年生命，让我们准备了六年。就是为了今天，为这个时刻准备的。我以为你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大致就绪，像我一样。”
我仍是咬牙切齿，却没有一句回敬他的话。还有什么可回敬他的？我也不知道。亚当更加瘦削，轮廓锋利起来。我们坐在菲比身边，两人的眼光都定在心脏监视器的荧光屏上。亚当问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写的小说是否完成了。我说，完成了。亚当又问他给我寄的一份小说新手竞赛的启示我是否收到。我谢了他，告诉他我不想花一百元竞赛费而邀请人们来否定我；我实在没剩多少让别人去否定了，我剩的这点只够自己慢慢否定：英文语法毛病，用词不当，结构愚笨。大概最后剩下的，就只是个赤裸裸的故事。
“它叫什么名字？”
我看亚当一看，目光马上又回到荧光屏上。他的兴趣是真的。我说：“名字不重要。”他倒是懂行的，换个人问我：“这小说是写什么的？”就讨厌了。
“名字为什么不重要？名字很重要。”
亚当不愧交了不少文学爱好者的朋友，他不问内容，就问名字，名字所泄露的，就足够他去猜测。
“名字暂时叫‘何必’。”
他看着荧光屏，点点头。
不知他猜出了多少。
“你不写诗了？”
“你看我还能写诗吗？”
他沉默了；他同意我放弃诗。
早晨六点十五分，菲比的神智大致恢复了。我和亚当站在床两侧。菲比睁大没有视觉的美丽眼睛，支着没有听觉的耳朵，鼻翼掀动，像只小猫咪。她嗅出了亚当和我。我伸出右手，她准确地攥住了食指。却攥得相当软绵，一点力量也没了。半年中的三场大病，死里逃生的菲比真的像天使一样惨白。
我就那样一直让她的小手攥在我的食指上。她领我去她记忆中的所有地方：滑梯、沙地、客厅、餐室、卧房——那遍布着披头散发、赤身裸体的时装娃娃的卧房。她看不见那些横尸遍野的赤裸裸的娃娃，她只把她们做仅有的玩伴儿。菲比整整一天都温存地攥着我的食指，领我到她可怜的记忆中那点可怜的属于她的领地，那里没有声响，没有颜色，没有形状。
第二个凌晨，菲比攥着我的手抽搐起来。荧光屏上的波纹乱了，氧气管在她的抽搐中扭动不已。我看一眼亚当，他正静止在一个奔跑的动作上：他的本能已开始了狂奔——奔出去找医生来急救——但他的理性却制止了他的本能。他奇怪地僵在那里，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我毫无表示，并不对他叫喊：“你还等什么？！快去喊医生！……”
我只一心一意感受菲比攥在她小小手心里的食指。她一定以为我在跟着她去，跟她去随便什么地方。
我也以同样奇怪的目光看着亚当。他收回了这个一触即发的狂奔。仍是两个合谋者，我们默默地在尚未被唇舌印制出的协定上达成了共识。他在我这里看见了“同意”，我也同样看到了他的“同意”。
荧光屏上的线条不再乱，氧气管也停止了痛苦的曲扭。我和亚当完成了我们的合谋。
菲比的小手却一直攥在我的食指上，比活着的时候反而攥得紧些。她一定认为我同她一起走的，起码，一部分的我是被她拉走的。
她这样认为没错。
一年后我和亚当相约，到菲比小小的坟莹前来看她。一块白色大理石墓碑上有菲比一张照片，是她四岁生日那天照的。照片上看，谁也不会看出菲比的失明与失聪，只是看上去比一般孩子严肃。
她攥住我食指的感觉，至今还那么真切，成了一块不可视的伤，不知我的余生是否足够长，来养它。
亚当和我坐下来。墓地很大，一望无际的花。我们漫漫地谈着，谈到亚当的日本庭园设计，谈到我和律师的好聚好散。从医院出来，我便打电话到律师的办公室。他说他很抱歉菲比的去世。我告诉他：“我想我们该停止相处。”
他愣了一会儿说：“可能你是对的。”
“谢谢你。”
“别客气。”
以后每隔三四个月，我就和亚当一同来看菲比。亚当有了不少白发。我们总是挺愉快的。我对亚当讲的实话，已远远超过对M讲的。有时我们在墓园里散步，心里真是挺愉快的。
一天我说：“亚当，告诉我你的真名字吧。”
他表示惊讶：“我并没有假名字啊。你呢？”
我笑了，告诉他，伊娃这名字从认识他之后就成了我的真名字。从那以后我认识的人，都叫我伊娃。这么多年下来，它理直气壮地获得了重新命名我的权力。它有足够的理由使我承认它，作为一个永久性的名字。
这时候，他拥抱了我。
“假如我说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你会怎样？”他说。
“说出来，看看我会怎样。”
他告诉我，他和我的亲密大大超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