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1日，是谢觉哉到兰州的第三天。这一天，谢先生与彭加伦、朱良才，神色凝重地来到兰州城外的五泉山，会晤了德高望重的医生高金城。
高金城是共产党亲密的朋友，谢先生此番见他，就是希望他能借与国民党上层人物广有联系之便利，协助我党营救西路军战士。谢先生直截了当表明了心迹，并与他商议，希望他亲赴河西营救西路军战士。这位思想进步、性情耿直的医生当即诚恳地表示：“我不是共产党人，但我赞成共产党的主张。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的事，请您放心！”紧接着，谢觉哉请代理省主席贺耀组给高金城委以“河西抗敌后援会主任”的名义，请高金城速赴河西。8月8日，谢觉哉、彭加伦致电张闻天、******，告知高金城已去河西准备积极营救西路军这一重要消息。
高金城，河南许昌襄城县人。1917年，他先后在甘（张掖）、肃（酒泉）二州创办福音医院，在河西一带一面行医救人，一面传播基督教，他抚危济困、乐善好施，深受群众爱戴，张掖人民曾赠他一块匾额，上书“济世救人”四个大字。1927年，医术高明的高金城应冯玉祥邀请，去郑州出任西北军伤兵医院院长，高金城逐渐结识了冯玉祥部队中的吴波、吉鸿昌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深受他们爱国爱民思想的影响。1933年10月，高金城再到甘肃，在兰州齐鲁会馆（今永昌路兰州四十中）开办福陇医院，造福陇原，解西北人民疾苦。期间，为党的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西安事变后，他公开表示，对我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高瞻远瞩，不计宿怨的高风亮节极为钦佩。
为营救失散和被俘的西路军战士，党中央要求八路军驻甘办事处请他与国民党上层人士联络，想办法最大程度地进行挽救。高金城深深为西路军的悲惨遭遇所打动。在他赴河西前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安置妻子牟玉光在兰开设一个“助产所”，作为流落西路军战士到兰州后与八办联系的联络点。他还把医院的各种日常用具赠送给了八办。
就在高金城赴张掖前不久，心狠手辣的马步芳部100师师长韩起功无视国共合作，疯狂屠杀大批西路军被俘人员，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万人坑”。大批年轻的西路军战士惨死在刽子手的屠刀之下，高金城悲愤交加。在十分险恶的环境里，他全然不顾个人安危，以福音医院为掩护，开始了积极的营救工作。
高金城以医院需要护士为名，向韩起功要出了西路军被俘女战士王定国、徐世淑等四人到医院做护士，通过她们与西路军地下党支部加强联系。福音医院成了临时党支部秘密活动的联络站。在医院，高金城专设二十张病床，接收红军伤病员。医院后门专供他们出入，并约定叩门三声为暗号。他为伤病员买布做衣服，提供各种生活用具。经治疗能走的就发给路费，带上高金城的名片到兰州寻找八路军办事处或牟玉光的助产所。伤残严重不能行走的，则设法转移到安全之处。惨烈的河西大战时，正值隆冬季节，许多西路军战士被严重冻伤，有的成了终身残疾，高金城配制了一些治疗冻伤的膏药，派医生走街串巷，发放给流落的红军。另外，他又办了一所孤儿院，专门掩护收留失散的西路军小战士。
当他得知韩起功准备把在押的刘瑞龙、董光益、魏传统、刘静生、惠子明等8名红军干部解往青海的消息后，高金城连忙派人赶回兰州向谢觉哉汇报。谢觉哉获知这一重要情报后，一边“请贺（耀组）去电营救”，一边致电******，让他以“朱（德）、彭（德怀）名电青马，并公开派人去收容”，使这些干部获救。
在民乐县倪家营子、山丹等地，高金城派人以下乡看病为名，寻访流散红军。他们拿着高金城写的条子，告诉失散的红军到兰州南滩街54号八路军办事处寻找党的组织。一批西路军干部战士因此辗转兰州，回到了延安。
当高金城打听到西路军总政委、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隐蔽在民乐县花寨子一带的消息后，连忙派蔡光波、王定国去接应。在得知陈昌浩在湖北老乡、中医但复三的帮助掩护下已经离开张掖后，又连忙写信告知谢觉哉。其间他还了解到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张琴秋、三十军参谋长黄鹄显等的下落，均通过谢觉哉向党中央作了报告。
通过种种艰苦的努力，年过半百的高金城一腔热血，尽心竭力地完成着他的使命。短短半年时间，在他的努力下，200多名西路军指战员被营救。但是，他的活动，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和仇视。
1938年2月3日凌晨，韩起功派中校副官马兆祥谎称“韩师长得了急症，请高院长出诊”，将他骗到100师司令部。狡诈虚伪的韩起功逼迫他承认是共产党员，要他交出共产党员名单，交待他放走了多少共党分子。高金城大义凛然，临危不俱，高声赞扬共产党爱国爱民，是抗日救国的民族英雄；痛斥国民党反动派是民族败类。嗜杀成性的刽子手韩起功恼羞成怒，命令断其四肢，高金城忍受着剧疼，仍骂不绝口，最后被活埋在张掖大衙门后花园里。
高金城血洒甘州的这一天，是1938年春节的农历初四。
高金城生前给谢觉哉的最后一封信，还留着他无尽的牵挂：“甘州尚有三条驳壳（枪）应运回；南山还有点人不敢出来；甘凉一带流落的人还多。”
直到解放，高金城烈士的遗体始终未能找到，在他的骨灰盒内，安放着的是一把高金城生前给红军伤病员治过病的手术刀。
接待过往人员 转运支前物资
抗战时期，兰州在中国版图中的位置尤为重要，其原因除了它是国统区北方一个重兵把守的城市之外，又是我国重要的国际交通要道。当时，苏联友邦援助我国的抗战物资拥有两条国际通道：一是公路，由前苏联的萨雷奥泽克至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并途经乌鲁木齐，最终抵达兰州；二是航路，由前苏联的阿拉木图至新疆伊宁，终抵兰州，再由兰州送往各地。故而兰州负有交通中转站的重要使命。
兰州设有苏联驻兰外交代表处和军事代表处。当时，在兰州有一位中国通，他是苏联军事代表阿基莫夫中将；还有个弗拉季米洛夫副代表，他有个中国名字叫“孙平”。他们与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均有深厚的友情。苏联支援我前线的物资有武器、弹药、医药、皮衣、书籍等。1937年冬至1938年夏，苏联赠送我国的第一批汽车，包括500辆吉斯五型六轮三吨半卡车，就是经新疆抵兰，后送往内地；1937年10月至次年2月，苏联向中国提供的第一批军火物资也是由兰州源源不断地运往抗战前线，包括：297架军用飞机、290门各式火炮、82辆坦克、400辆汽车以及各类零配件和大量弹药，总值为4．8亿多美元。滕代远同志携带高射机枪、子弹和西药12车；高自立携带皮衣、军火10车，都经兰州运往边区。八办副官况步才也多次押运军火物资到长武转交八路军庆阳驻军。办事处还将苏联支援我党的学习材料《联共党史》、《列宁主义问题》和斯大林《论民族主义问题》等各种书籍5车，新疆人民支援八路军的3万件皮衣运往长武，由三八五旅接受转运前线。对于物资匮乏，艰苦作战的我军，兰州八办做了非常实际的工作。
另外，通过八路军驻甘办事处，我党和苏联共产党以及第三国际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八办还承担党的干部往返苏联和新疆的安全保护接待任务。先后经过八路军驻甘办事处送往新疆、苏联的我党领导人有：******、****、李先念、邓颖超、任弼时、王稼祥、蔡畅、邓发、陈郁、肖三、刘亚楼、李天佑、高自立、李天焕、李卓然、许光达、毛****、贺子珍、滕代远、杨至城、孔源、冯铉、曾传六、江****、王弼、王明、康生、****等。另外还有外国友人胡志明、阿里亚汗、野坂参三等。
在兰州，八路军驻甘办事处所在的那个北方样式的四合院落看起来平平常常，但在革命动荡时期，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小小战场，像革命者的一个家，它深藏自己的艰辛与危困竭力为革命者们提供着安全与温暖。
******同志后来热情赞誉八路军驻甘办事处，说它是“党中央领导的革命的接待站，战斗火种的传播台”。
输送进步青年奔赴延安
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
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
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
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
啊，延安，
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
热血在你胸中奔腾、奔腾！
《延安颂》，这支长了翅膀的歌曲，从延安飞到前方，从解放区飞到国统区。很多革命者唱着这支歌，憧憬着他们对抗日根据地的梦想，许多国统区的青年唱着这支歌，冲破艰险，奔向延安，投入革命的洪流。
是什么吸引着那么多青年冲破种种阻挠，奔赴抗战时期的延安？是什么让他们如此眷恋共产党所领导的红色革命？
纽约《先锋论坛报》记者斯蒂尔当年在访问延安10天后感慨地说：“我觉得在延安的访问中，真正体会到了共产党常常说的‘为人民服务’。真的，要是我在延安住上11天，那我一定也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为人民利益谋幸福的延安，成了千千万万进步青年梦想的革命圣地，宝塔的红光映红了他们的心扉，指明了他们前行的方向。
在兰州，八路军的驻甘办事处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机构，成了进步青年们接近革命的地方。青年们常去八办求教，抒发他们的革命理想，了解红色圣地的事情。在八办的革命教育和帮助下，兰州广大爱国青年和进步人士的觉悟不断提高。进步青年岳维俊、安鼎铭、杜琳、刘珍、张生强、陈定邦、高尊输、何明渊、周新民、张恕、周世俊、曾莹、闫达寅、任震宇、陆钟斐、王君朗等百余名青年在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和****甘肃工委的介绍下，先后去延安学习，参加革命工作。酒泉师范的8名学生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兰州，办事处送他们奔赴延安。靖远县乔映淮、魏子义、党培英、乔雨生、万良才等56名青年在办事处的介绍下分数批经西安“八办”奔赴延安，参加革命。
据统计，经“八办”到延安抗大、陕北公学以及青训班学习的甘肃青年共约300余人，其中有邓宝珊的女儿邓友梅、进步人士杜汉三的女儿翟颖，还有甘肃省参议、进步人士杨干丞推荐的青年军人刘顺安等5人。他们在延安学习后，都参加了革命斗争，其中有的上了抗日前线，有的留在边区工作，还有不少人被派回甘肃各地从事地下斗争。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锻炼，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成为了党的领导骨干，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看不见的战线——甘肃地下党的组织和建设
在兰州，与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同时开展革命工作的还有一条秘密战线。
1937年7月下旬，曾在兰州担任过****甘、青、宁特委军委书记的孙作宾从延安出发，一路风尘，途径西安、庆阳、平凉等地，历时20余日抵达兰州。此行，他身负更加重要的使命——负责筹组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工作机构的工作。
1933年，****甘、青、宁特委被破坏后，甘肃党的地下工作转入了低潮。抗战爆发后，为适应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形势、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领导广大人民抗日救亡工作，党的在甘领导机构的重建工作迫在眉睫。
不久，中央又委派刘日修、刘杰（孙作宾夫人）等先后抵兰，分别进入甘肃学院、兰州师范和兰州中学，以学生身份为掩护开展青年学生工作。孙作宾化名孙新民，以《西北日报》记者身份，开始秘密组建甘肃工委的工作。
孙作宾和来兰的其他党员马上投入了工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在国民党部队中、兰州教育界和榆中等地，恢复和发展****党员24人，党小组4个，使甘肃党的地下工作有了起色。
1937年10月25日至26日，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举行了有谢觉哉、彭加伦参加的地方党的会议，成立了****兰州工委。由孙作宾、郑重远、吴鸿宾、刘日修、刘杰等5人组成，孙作宾任书记，郑重远负责组织工作，吴鸿宾负责宣传和回民工作，刘日修负责青年工作，刘杰负责妇女工作。党在兰州地区、在甘肃的活动又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3月，****中央派罗云鹏从延安来兰任工委副书记，以加强****兰州工委的领导力量，同时，****兰州工委正式更名为****甘肃工委。
八办和工委并行工作期间，一个公开活动，一个隐秘工作，共同为国统区甘肃党的组织、建设、扩大，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做出了重大贡献。到
1937年底，兰州出现了空前的抗日热潮。至1939年底，通过发展、学习教育和整顿，甘肃工委已有党员143人，其中分布在兰州的党员有40人。革命种子撒播在了甘肃大地。
发动人民群众全力抗日
抗战之初，******就充满信心地形象地说：“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人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这番话高瞻远瞩、意义深远。
1937年8月25日****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之后，兰州的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和****兰州工委密切合作，立即认真组织党员学习和宣传洛川会议上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的精神。“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洛川会议的精神让他们进一步认识了发动人民群众全力抗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1937年11月3日，兰州的《西北日报》发表了谢觉哉一篇题为《我们必须执行总理遗嘱》的文章：
“唤起民众”。“唤”使民众还没有清醒，已清醒的党员，要去宣传他，扶植他，“起”使民众听到“唤”，一骨碌站起来，发展其奋斗的身手。字义很明白：“唤”是我们去“唤”，“起”是民众自己“起”。假如不去“唤”，或限制“唤”，如言论出版不能完全自由；“起”也不任其自由“起”，如集会结社受到限制，那都是误解了总理的遗嘱。总理曾经这样做：出报纸，设政治讲习所，农运讲习所做“唤”的机关和训练“唤”的人才，扶植工会、农民协会、学生会及其他革命团体，党纲上规定“人民有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以为“起”的进步，在今天，就是应该扶植并保障人民抗日的言论出版（是唤）、集会结社（是起）的完全自由。
在兰州，长期的独裁统治、麻痹和压制，需要党的“唤起民众”的声音和力量尤为强大。在这一艰巨工程中，我党首先最大程度地团结广大走在潮头的爱国青年，激发他们的抗日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