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纳海姆在骑行途中，除了绘制他的线路图和记录军事情报之外，同时还利用测径器衡量人的头颅，采集各种各样的东西，从粗制的外科手术器械直到擀面杖。另外他还购买古物和手稿。后者的大部分是在和田购得的，因为那时在和田的古物市场极其繁荣和兴旺。他也在吐鲁番买了一部分。但他发觉这里的价格远远高于和田。他曾经打算从他游览过的一个遗址，搬走三幅佛像壁画，但他又决定不要去冒险毁坏了它们，还是留下给他所称做的“技术更高的采集者”。他在吐鲁番结束了他的考古活动以后，便从此地骑马东行。我们对他的叙述也就到此为止，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离开了历史，因为在1940年当斯大林的侵略军进攻芬兰时，这位72岁的身经五次战争的老将、陆军元帅卡尔·古斯塔夫·孟纳海姆曾经领导了芬兰的军队进行过英勇的抵抗，尽管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他在33年前，孤单地骑在马背上越过亚洲得来的那些古物，今天在赫尔辛基博物馆里还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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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列强之间，对于争夺丝绸之路的宝物越来越剧烈了。我们已经看到斯坦因、戈伦维德尔、范莱考克、伯希和与大谷伯爵的日本人，是如何一个接一个地参加了为海定所开端的考古学上的自由参加活动。但是除了简略地提过毕里索夫斯基弟兄到过库车之外（那是一次购买文物的远征，而不是考古学上的远征），对于俄国人，我们很少加以注意。关于这一点有数种原因。
首先，他们没有一个杰出的人物；其次，他们没有做出一鸣惊人的发现，尽管那些遗址对于他们比任何别人都容易接近；第三，他们搬走的数量不多；最后一个原因是，他们行动迟缓。尽管多少年来他们就知道，有些消灭了的文化遗迹就在他们的眼前。
我们已经谈过，第一个报告说他在中国大沙漠里看见被埋没了的废墟的俄国人是著名的尼古拉·普列耶瓦尔斯基上较。在1876年——刚巧是第一个欧洲人约翰逊游览这些废墟的十年之后——这个俄国人报告说，他在罗布泊沙漠里找到了他称之为“一座极大的城市”。但是普列耶瓦尔斯基主要是一个动物学专家，他对考古学毫无兴趣，因此他并无探索该城市的打算，而是继续走他的路。第二个发现了失灭了的中亚文化（他正确地看出这是佛教文化）的俄国人则是植物学家艾伯特·雷格博士。在1879年，他作为一个看来像是间谍代表团成员的人在天山东部（那时沙皇俄国和清帝国正发生一次边界纠纷）发现了具有高大城墙的喀喇和卓。由于中国人的干扰，他未能做深入的探索。在吐鲁番时，为了要去喀喇和卓，他不得不趁着他的警卫员们不加防备，偷偷地溜走。当他返回吐鲁番时，他发现他们已经受到了惩罚，被关在可怕的木笼里，慢慢地吊死（后来范莱考克曾亲眼看见过这种刑具）。他在回国后，曾报告过他的发现。可是19年过去了，在这中间，没有一个俄国人作过任何尝试去到这个区域进行考古学上的探索。
接着干这个事情的是德米特里·克莱门茨。他带着他的植物学家妻子于1898年奉科学院和帝俄地理学会之命，去调查一个沙皇陆军军官所报告的吐鲁番地区的大量古代废墟。克莱门茨院士年轻时，曾经是一个著名的革命家，并曾为此坐过监牢（后来他设法逃跑了），也曾被放逐到西伯利亚过。后来他成为圣彼得堡科学院的知名人士。他探索了围绕着吐鲁番的一系列遗址，其中有喀喇和卓、阿斯塔那和雅尔和图。拍摄了许多照片，画了许多建筑物的平面图，抄写了一些碑文，获得了若干手卷以及文物的样品。他总共探索了130个石窟庙宇，其中大部分都有保存良好的壁画。他还搬走了几幅小型壁画。这是后来从这些庙宇的墙壁上被切割下来的许多壁画中带往欧洲去的第一批。在他返回圣彼得堡不久，科学院就公布了他的惊人发现的消息，接着就在那里的中亚细亚专家们和艺术历史学家们中间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但是我们知道，对这个消息引起最直接和最具有深远影响的是在德国。从实质上说，俄国人的这种做法，无异是把吐鲁番作为一种礼物送给了德国人。因为不但克莱门茨的报告是用德文出版的，而且他随后所写的一本书也是用德文出版的。而且这本书里还附加了一张大型的折叠地图。在那上面，把他所发现的全部遗址的精确所在地以及它们的照片都印了出来（那时候，俄国人的学术论著用德文或者法文出版是很普遍的）。就这样，和中国接壤的俄国人把他们的潜在敌手们吸引到珍宝遍地的吐鲁番周围，而他们自己却躺着睡觉，无所事事。
直到1905年，毕里索夫斯基弟兄前往库车，进行他们的收买文物的工作。与此同时，政府也建立了一个考察中亚与东亚的委员会。这时俄国人才开始去弥补他们在时间上的损失。即使如此，也还是半心半意，敷衍了事。真的，直到1908年（那时，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和日本人已经牢固地盘踞在丝绸之路上）俄国人才作出他们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意义重大的发现，即发现了喀喇库图。这个地名的意思是“黑城”，不要和喀喇和卓相混淆。喀喇库图位于现今中国与蒙古接壤的边境之内。无疑，它就是马可·波罗发现后所长期失灭的城池额济纳（Etzina）。但与其说这是发现，不如说是为普列耶瓦尔斯基的门徒彼得·柯兹洛夫（Petr Koslov）所再度发现。那时，在他所领导的一个远征队去探索中蒙边境地区的一些地方时，他和他的人惊异地看见在戈壁遥远的地方有一座巨大的堡垒市镇，矗立在荒漠之中。柯兹洛夫报告说：“这市镇的城垣尽为黄沙所湮没。有几处地方沙漠极高，可以走上它的斜坡，进入市镇。”但这些心怀畏惧的俄国人，却从它的巨大的西城门走了进去。“在这里，我们发现一块四边形的地方，其中散布着高低不等、宽窄各异的各种建筑物的残迹。在建筑物的底下，尽是各种各样的垃圾堆。”
当地绿洲居民告诉了这些俄国人，这座城池是如何被破坏的（现在我们知道是在14世纪，即在马可·波罗游历之后一百年上下被破坏的）。这个城池的最后统治者喀喇赞春（音译）决定为自己夺取中国皇帝的宝座而把他的希望寄托于他的无敌的军队上。
中国皇帝派遣了相当强大的兵力向他进攻。经过一系列激战之后，最后把这个反叛者包围在他的都城之内。因为城墙高厚，中国人意识到如果单凭武力，一时不可能把它攻下，于是就决定切断它的唯一的水源——弱水。他们装满了成万包的沙袋，垒成一座堤坝，使河流转移了方向（为了证实这个传说，柯兹洛夫曾到现场去观看了这座堤坝）。守城的人们急于用水，就在城堡的一角，挖掘一口深井。可是当他们一发现井中无水时，便决定背城借以与中国人决一死战。这个统治者眼看事情已经绝望，于是将他的珍宝——据说装满了80车——全部沉入井内。接着又怕一旦城破，他的两个妻子和子女落入中国人之手，就又把他们也亲手杀死了。
最后他命令在北墙打开一个缺口，身先冲向敌人。他的一度无敌的军队，终于全军覆没，他自己也被打死。中国人将全城夷为平地。之后他们尽力去找寻那些珍宝。他们认为一定在附近什么地方。可是一切尝试都归于无效。据说，这是因为这个统治者在他死亡之前，曾在这个地方施以符咒，使他的珍宝不被发现。
柯兹洛夫可能没有发现这宗皇家的珍宝。但是在以后的几天内，他和他的人们发现了许多手稿、书本、钱币和一些“佛教祭祀用的物品”。这些东西填满了十只箱子。因为这一次本来不是考古学上的远征，同时，他们在离此更南一点的地方，还有别的工作需要去完成，因此他们不得不离开这里，继续前进。在返回的途中经由此地时，他们把找到的东西寄发给圣彼得堡的科学院。柯兹洛夫写道：“喀喇库图的遗迹对于我们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我们每天都在谈论那些东西。”第二年夏季，他们在回国途中，又在那里挖了一个月。这次他们在一个公主的坟墓中，发现了许多画在丝绸上、麻布上或者纸上的保存得十分完好的佛教绘画。这些东西总共有25幅。今天在列宁格勒博物馆的一间特别陈列室内还可以看到。他们同样发现，在城垣上，堆积着许多石堆，这显然是想用来抵御中国人的进攻的，如果他们进入有效射程之内的话。
1909年夏季，正当柯兹洛夫和他的满载文物的骆驼，离开喀喇库图回国的同时，第二个以考古为唯一目的的俄国远征队也从圣彼得堡出发，前往丝绸之路。这次的远征队是由一个主要的佛教艺术历史学专家兼印度学专家舍琪·鄂登堡院土（Sergei Oldenburg）领导的。此人大约在20年之后，曾因触怒了斯大林，几乎被处死。鄂登堡有点儿像戈伦维德尔，他也谴责人们整批地搬走艺术品的做法。他主张把它们留在原来的地方上，用照相、绘画和丈量的方法来对它们加以记载。在1910年返回圣彼得堡之前，他费去了大约六个月的时间，游历了喀喇先尔、库车、伯兹克里克和丝绸之路北路沿线上的其他一些遗址。但是尽管他反对移走艺术作品，他自己也并没有空手而归，他还是把几件遭到破损的或者腐朽的样品，十分小心地带了回去，因为这样做至少可以为学术研究而把它们保存下来。大概是由于他的克制和谨慎，不管中国人对他们作何看法，在北京的考古学黑名单上，俄国人还不是名列前茅的。鄂登堡带回的大部分东西——主要是壁画和塑像，壁画中有一副是范莱考克认为损坏严重而扔掉不要的——连同克莱门茨和柯兹洛夫所得到的，以及彼特洛夫斯基在喀什所买来的全部文物，今天在列宁格勒博物馆都可以看到。除了鄂登堡在1914年去敦煌作一次简短的游历之外，这就是俄国人在考古事业上，从他们那近在咫尺的一个地区里所得到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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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冬季，鄂登堡返回圣彼得堡之后不久，日本人桔瑞超出乎意料之外地又出现在丝绸之路上。当初在喀什的时候，他曾和沙特尔沃思发生了争吵。同时英国政府对他和野村又提出过正式抗议，因此人们有理由认为他应当躲开英国人。可是他毫不在乎，这回他反而选择了一名英国人作为他的同伴。这个神秘的英国人究竟是谁——除了姓名以外——他和这个可疑的日本情报员在一起，究竟是干啥，我一直没有弄清楚。人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人命定地在凄凉和孤寂中死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