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上范莱考克为了防止盗窃牲畜的人偷走他的马匹，每晚都要和他的马住在一个房间里。另外还有一次，运载手稿的马车险些倾覆在汹涌的急流之中，也使他受了一场虚惊。此外一路顺利，别无其他事故。在这期间，虽因路途劳顿，病情有所加剧，但最后总算是平安地到了喀什。
碰巧，他在这里没有遇见他的敌人斯坦因。这个人的住处，不用说，当然是在好客的麦卡纳家里。但是斯坦因已在7月23日离开契尼贝南下，而范莱考克则在一周之后才到达这里。在这浩瀚的中亚地区他们两个差一点就遇到一起。范莱考克急欲带着他的珍品回国，但麦卡纳一家则劝他先住一个时期，恢复一下健康，同时还安排了也到印度去的一个英国军官J．D．谢勒上尉伴同他一起越过喀喇昆仑。
他们两个各自的任务——一个是为了看病，一个是为了护卫——不久就发生了突然的变化。谢勒在喀喇昆仑一万九千英尺的隘口，害了严重的伤寒和肺炎，以致不能再继续前进。而这时范莱考克又从他的突厥仆人口中得知，他们运输队的人正在计划盗窃他拉的马匹，在黑夜里逃走，因此他拿着一支装着弹药的来福枪，彻夜不眠；并且恫吓说，如有人要逃跑，就要立即遭到枪毙。第二天早晨，范莱考克把帐篷、大部分粮食以及他自己的忠实的仆人留给谢勒，就一个人沿着白骨累累的道路前往拉达克求援。路上越过三道高而且险的隘口。靠着喝面粉和雪水拌成的浆糊，终于在第九天到了一个最近的村子。从这里他派人给谢勒送去燃料和食物。他自己由于消耗太大，疲惫不堪，一次吞下了19个鸡蛋，借以恢复体力。紧接着派出一名送信人，带着谢勒病状的说明书，前往列城到摩拉维亚教派的大夫处要救急药物。而他自己又回到离开谢勒的地方。还随身带着一副草草制成的担架，使病人躺在上面。经过了一段艰难的路程，最后，恰好在冰雪封途之前，把他送到了列城。
由于范莱考克这种舍己为人、坚忍不拔的精神，后来耶路撒冷圣约翰医院赠送给他一枚第一次用黄金制成的奖章。这次对他的奖励是由弗朗西斯·杨·哈斯本爵士所推荐的。这个人那时是英国驻克什米尔的官员，同时也是掌握喀喇昆仑隘口第一手资料的人。24年之后，杨·哈斯本在悼念范莱考克的讣文的最后一段中对他表扬时说：“范莱考克和谢勒上尉不过是途中偶然地相识，而且又是属于不同的国籍。但为了救他，范莱考克竟然在十四天之中，三次翻越赛司撒（Sassar）和满列（Murghi）隘口。在第三次经过时，又面临使人目盲的雪暴。而赛司撒隘口海拔高达一万七千八百四十英尺。其绝顶还有大约三英里长的永久性冰川。因此范莱考克不避艰险、舍己为人的精神，值得我们特别尊重。”谢勒（后来成为一个将军）当时病情极为严重，不得不在列城教会医院疗养了六个月之久。
范莱考克在离开两年半之后，于1907年1月带着那些手写文稿回到了柏林。在戈伦维德尔、巴塔思和波特的进一步富有成效的挖掘——虽然不是在伯兹克里克——之后，他们于这一年的后半年在人类文化学博物馆内再一次与范莱考克相会时，第三次德国远征队所获得的文物总共已达128箱，超过上一次的百分之二十五。德国人为编目、保存、公布和陈列这一批物质财富共花了六年的时间。在这以后，他们为了获得更多的文物，又派了一个这一次是由范莱考克领导的远征队。
这回又轮到斯坦因了。另外，法国人伯希和也不示弱，紧紧地跟在他的后面。碰巧，正当斯坦因和麦卡纳一家住在一起的时候，伯希和，像戈伦维德尔一样，由于丢失了他的行李，暂时不得不停留在俄国土耳其斯坦的塔什干。这个法国人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他利用这个时间抓紧学习中国土耳其斯坦的主要语言突厥语。另外，在这个时候卷土重来的海定也到达了中亚细亚的拉达克。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不想参加竞争，因为他所注意的是西藏。
斯坦因的第二次远征是从印度采取一条不同的路线，他取道帕米尔、喀喇昆仑和兴都库什的荒僻冷落的会合点，然后再穿过阿富汗东部的边角地带。这条路线所经过的“荒原”，对于远征队来说，是很有可能遭受袭击的危险的。作为一个“猎宝者”来说，尤其是斯坦因早已家喻户晓，遐迩闻名。他带着来福枪和左轮手枪这样的小型武器，作为预防措施。这个小小的团体包括第一次远征中的两个老朋友，一个是由印度测绘局派来的测量员莱姆辛，另一个是从叶尔羌来的老运输队员穆罕默鸠。这个老运输队员冒着冬季冰封隘口的危险，前来参加这个远征队。其间，在一次山崩中，他的同伴有七个人死了，他也差点儿送掉了性命。最后的一个是他的小狗“达嘘”。在它以前的那一条狗，曾跟着他进行过第一次远征。这一次新的远征，是由伦敦的英国博物馆和印度政府联合举办的，经费的来源由博物馆理事会负担五分之二，其余则归加尔各答负责。时间预定为两年又七个月。双方同意，斯坦因带回的东西，应由两个举办单位按比例分配。这一次他的主要目标是：由海定所发现的楼兰的神秘遗址。现在回忆起来，这个遗址的发现应当感谢那一把失落的铁锹。要到达这个地方，就必须穿过可怕的罗布沙漠。可是斯坦因则决心要成为到达那里的第一个考古学者，同时要彻底探索一下它的秘密。
虽然他打算沿着丝绸之路东行，但是他的第一个停留站却是北面的喀什。在这里，他要和老友麦卡纳重温友情，要讨论在中亚尚待完成的考古工作以及上次经麦卡纳的介绍，还准备聘请一个叫做蒋师爷蒋师爷即蒋孝琬。的中国青年，来教给他最基本的汉语会话；在和中国官员会晤时叫他担任口头翻译，并帮助他办理可能碰上的中国文件。聘任这个人来协助工作是极其恰当不过的，因为事实证明，他是一个第一流的伙伴，在任何困难面前，从不退缩，而且在工作中，还表现出高度的、天赋的才能。几年以后斯坦因在回忆蒋师爷时写道：“他喜欢考古工作，真是如鱼得水……我是多么怀念……我那一直活跃的、忠心耿耿的同志，然而如今，他早已回到他的祖先那里去了。”
在他们的运输队正要从喀什出发的时候，恰巧亨德里克斯神父就在那一天逝世。这就使他们不得不晚走一天。因为神父的去世使该地居民，尤其使那为数很少的欧洲人，陷入极端悲哀的气氛中。这个人在1885年来到喀什，开展他的单人的传教活动。他住在一间简陋的泥屋里。这里既是他的卧室，又是他的小型教堂。
这个留着长长的胡子，戴着破烂的牧师帽和穿着半中半西服装的神父，是人们所熟悉的和热爱的人物，虽然他只说服了一个年老的皮鞋匠信了他的教。人们对于他的过去的历史感到有些神秘。他在喀什住了这么多年，却从来没有接到过家里的一封来信。最初，每天举行的弥撒，只有一个独身的波兰人参加。这人在一次波兰人暴动中，因参加绞死一个俄国牧师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后来又辗转来到了喀什。一天，他俩闹翻了，从此亨德里克斯神父就不让他再来参加弥撒。但是这个波兰人并没有被吓住，在神父作弥撒的时候，仍然背着他蹲在他的门上，把耳朵凑到钥匙孔跟前，参加了仪式。
当麦卡纳最初来到喀什时，他和亨德里克斯成为莫逆之交。不但因为这个荷兰人具有高度的智慧，而且还因为他是一个天才的语言学家，同时还是当地情报的最灵通的来源。斯坦因有一次称他为“活报纸”。麦卡纳发现，亨德里克斯靠着一星半点的施舍为生，于是便邀请他和自己在一起吃饭，并最后叫他和他们在契尼贝住在一起。但在1898年麦卡纳带着新娘从英国度假回来后，这个老神父坚持要搬出去。后来通过麦卡纳的劝说，地方当局给亨德里克斯找了一间屋子。可是这个俄国总领事彼特洛夫斯基因为极端厌恶这个教士，竞迫使中国当局收回成命。结果引起群众起来给予亨德里克斯以强烈的支持，最后在市镇上找到一间肮脏的茅屋作为他的住处。
就在这个地方的一天早晨，当斯坦因正打算向南出发时，麦卡纳的老友因患癌症而去世了。斯坦因在《中国沙漠中的废墟》一书中写道：“他一个人独居在摇摇欲坠的小屋里，拒绝任何照看和帮助。在他临终时没有一个人在他跟前。这是一个生命的可悲的结束，而对于他的一生即使是他的最亲密的朋友也都茫不知悉。”
从1899年11月起至1902年6月止，一直不和麦卡纳说话——更不必说和亨德里克斯神父说话了——的彼特洛夫斯基退休了。新来的俄国总领事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为第二天这个老教士的丧事安排了一切。因为棺材还没有做好，所以这个俄国人和几个哥萨克卫士在临行前先喝了大量的酒，用以振奋精神，然后就到木匠铺里去催工快做。等棺木制成了，把这个像斯坦因所说的因“长时间受到折害而消瘦不堪”的尸体由哥萨克人恭恭敬敬地放进棺木里，然后他们把帽子脱下来，顶着中午酷热的阳光，送往俄国人的坟园。
那天下午，斯坦因和他的团体沿着古丝绸之路的南路，开始走上他们那漫长的旅程。由于夏季酷热，他们很快感到白天无法行走，因此决定改在日间休息，晚上赶路。起初他们打算在乡村里的中国官员们往来停留的公馆里休息，可是由于习俗，这些屋子都是坐北朝南，中午吸收了大量的热气，而且又总是十分龌龊的。因此，斯坦因和他的人便在村子里富裕的村民家里的阴凉的地方休息。利用这些短暂的停留，斯坦因为他的第一版两卷集巨著《古城和田》的下余部分做校对工作。然后分批经由俄属中亚的大宛邮往牛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