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使这两个德国人最感到讨厌的,则是吐鲁番的大蟑螂。范莱考克写道:“在早晨一觉醒来,想不到这种东西竟蹲伏在人的鼻子上,它的两只大眼睛死死地瞅着人。它的长长的触角还正在准备着袭击它的受害者的眼睛。看到这种情景,真令人忍不住要呕吐。
我们常常把吓得要跑的虫子捉住,然后把它弄碎。这时候它就散发出一种极其难闻的恶臭。”正当这时,一个令人愉快的意外事件改变了这种尴尬的情况。那就是,巴塔思这时突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事情是这样,在前一年他随同戈伦维德尔的远征队来到这里时,起初这两个德国人被当地人错认为是他们所讨厌的俄国佬。
从他们走后,当地人对巴塔思一直念念不忘。可是就在这时,一个高大的维吾尔屠夫,认出了巴塔思,于是就即时叫着说“巴塔!巴塔”(英雄!英雄!)和他名字意义相关的声音。
公元1904年11月18日,这两个人到达了喀喇和卓。这是吐鲁番以东沙漠中的一座泥筑的古城废墟。他们打算在这里花些时间进行发掘。这个地方很可能为他们提供丰富的收获。但是在他们到达的第一天,看起来希望并不太大,因为这座古城的许多地方已为当地村民夷为平地,以便在那肥沃的土壤上种上庄稼。又据说,庙宇里壁画上的颜料是有效的肥料,于是农民们又把那些带有壁画的建筑物也破坏了。大量古旧的梁柱和其他木材,则被搬走,用作建筑材料或者燃料。在那些还没有遭到寻找肥料的人所破坏的画着人和兽的壁画上,它们的眼和嘴都被挖掉了。范莱考克写道:“这里的人仍然相信,最低限度得把画上的人和兽的眼和嘴挖掉,要不,它们在晚上会活过来,从它们的座位上走下,给予人和兽以及庄稼以各种伤害。”即使在戈伦维德尔去后到他们这一次的到达这样短短的时间里,显然又出现了许多新的破坏。
但是这种最初的失望并没有持续很久,因为农民们领着他们到这巨大土墙的死城中心去看一幅存留下来的、他们刚刚发现的6英尺高的壁画。这幅壁画的主题画的是一个仪表堂堂、头上围绕着光环的男性佛像。它的四周还有男女侍僧陪伴着。这预示着他们的这次远征一开始就是吉祥如意的,因为几乎可以肯定,壁画画的是摩尼教的创始人梅尼兹。如果属实,那就是这个从来未被发现过的神秘人物的第一个肖像。在范莱考克死前四年,即在1926年,当他写到关于在他身边的那些由他本人、戈伦维德尔和巴塔思从丝绸之路所搬回去的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珍宝时,他仍然认为这幅9世纪的壁画是他们获得的东西中最最重要的一件。
从后来的发现物来看,大约在8世纪中叶,喀喇和卓(也可叫它的旧名高昌)曾经是一个繁荣的摩尼教社会。这种奇特的和禁歌的宗教大约在5个世纪之前,是由梅尼兹在波斯创立的。
他的异端的思想引起了持不同信仰的教徒们的强烈反对,其中包括基督教徒、******教徒和祆教教徒。后来由于在一次和祆教信奉者辩论中的失败而被作为异教徒钉死在十字架上。在中东和巴尔干,这种信仰遭到了极其野蛮的迫害,以至渐趋消亡。其结果是,它的文字纪录与宗教文学,在那里已无迹可寻。当时为了逃避迫害,大约有500个摩尼教徒向东逃至今天苏联的中亚细亚撒马尔罕,在那里他们找到了避难所。从此,他们的教义和艺术(梅尼兹本人就是一个有名的艺术家)沿着丝绸之路逐渐东移。在它的前进过程中又不断吸收佛教的影响,直至最后到达喀喇和卓。正是由于在其他地方找不到摩尼教徒所遗留的证据,才使范莱考克在喀喇和卓所发现的这幅壁画受到了异常的重视。
在这些被发现的东西中,包括有美丽的和光彩夺目的手写文稿、壁画和画在布上和其他纺织品上的挂画。可以想象到,所有这些都表现出强烈的波斯影响。那些用优美的书法写在丝绸上、纸张上、羊皮纸上和皮革上的手写手稿,对于在研究这种长期消失的宗教信仰方面知道得不多的学者们来说,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范莱考克认为,如果德国远征队能更早地到达喀喇和卓并能及时地阻止对这个古老市镇所进行的大规模的破坏,那么,这种贡献将会更大一些。因为他听说,就在这个地方,一所摩尼教的图书室,被一个怕得魂不附体的农民全部扔到河里去了。同样也还是在这个地方,他发现另一处摩尼教堂的图书室被灌溉的泥水造成了无法补救的破坏。他写道:“黄土高原的泥水渗入到纸张里面把书页都粘在一起,而同时又是在炎夏的酷热下……所有这些有价值的书都变成了黄土。我拿出其中的几本,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晒干,以期保存这些手写文稿于万一,但是这些纸页一经接触,都成了碎片。在碎片上面写得美丽的字句行中,夹杂着的金色、蓝色、红色和黄色的小型画像的痕迹,仍然可以看出。”他悲伤地接着说:
“一所巨大的宝藏在这里消失了。”在近年来现代技术飞跃发展的条件下,也许文物保存者能从这一堆乱纸中,整理出来一些东西。他们在图书室的入口处,发现一具仍然包裹在血迹斑斑的法衣之内的被杀死的佛教僧侣的干瘪尸体。在这里可以引证阿加莎(Agatha)的例子作为脚注阿加莎(Agatha):于251年因受宗教迫害而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被害。在美术上常把她画成一手拿着一把剪刀,一手端着一个托盘,其中装着她的被割下来的乳房。看来佛教与摩尼教曾在这里共存过。
他们在喀喇和卓所看到的这个和尚,并不是唯一的被杀害的牺牲者。范莱考克写道:“在南边一些圆顶的建筑物中的其中一所,我们遇到了一次可怕的发现。”打开大门之后,他们发现至少有100具佛教僧侣的尸体堆积在那里,其中许多尸体至今仍然显露着可怕的伤痕。一颗头颅是被一刀从顶部一直劈到上腭。范莱考克把这时隔千年的宗教迫害归咎于当时的中国当局。
范莱考克在现在久已绝版的《中国土耳其斯坦被埋藏的宝藏》一书中生动地描写了他和巴塔思在喀喇和卓几个月中的日复一日的不舒适的遭遇。他们日出时开始工作,有时提前至凌晨四时,或者更早。在严寒和酷暑中一直干到午后七时。工人们在领取当天的工资后,这两个德国人还得忙着记录和包装这一天的收获。在喀喇和卓发掘中的苦恼之一是,使人窒息的升起来的云彩般的尘土。范莱考克带着抱怨的口吻说:“每晚,我们总得从支气管中,咳出许多黏而且硬的黄土。”虽然这种尘土吸收了一部分残酷的土耳其斯坦太阳的热度,但同样也造成了照相上的困难。
他们以前所拍下的照片都因光线不好而显得模糊不清。他们的饭食是极其单调的,“不是米饭拌羊油,就是羊油拌米饭。”范莱考克在他的记录中说。而在夏天羊油又不可避免地要腐臭。这种倒胃口的饭食,常年用葡萄、新鲜的瓜和干果以及他们的女房东焙制的可口的面包来加以补充和改善。偶尔这两个德国人打开一瓶克里阔脱·胖沙丁酒,他们首先按照土耳其斯坦的方式,把瓶子裹在潮湿的毡片内加以冷却。这是范莱考克的姊妹经过体贴周到的考虑之后,作为送行的一箱礼物赠送给他的。
即使他们做完了一天的工作后,范莱考克也还是没有喘息的机会。因为他们住的那所房屋的院子里很快就挤满了病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从远方来的,都热切地盼望这个“外国先生”先给他们看病。因为大多数病人害的是风湿症或疟疾,所以范莱考克借助于阿司匹林和奎宁以及他在美国所受到的医学训练,很快就获得了“神医”这样一个并不令人羡慕的声誉,这样也就不可避免地使求治的病人越来越多了。一天傍晚,他偶然发现一个老年妇人在门口哭泣。问她为什么,她解释道,她无力负担看病的费用。经过进一步的询问,使他大吃一惊。原来那个房主人苏脱把范莱考克为病人看病一事,作为他自己的副业。每个病人进入院子以前,必先付一笔看病费。对此范莱考克于愤怒之余,用马鞭子狠狠地打了他两下。他写道:“我从不打当地的人,这是仅有的一次。”同时还吓唬他说,要把这个无赖报告当地的统治者吕坤王爷。这个苏脱很清楚,将要用“大棒”惩治他。这个大棒是一种沉重的笞杖,一端呈桨形。这家伙一下子就能把人打得皮破血流,二十五下就致人于死命。当晚两个德国人刚一入睡就听到房门外的一片恸哭声。这个狡猾的苏脱动员了他的祖母、母亲、妻子、美丽的女儿以及与他有关的女眷,带着礼物,哭着替他求情。范莱考克原谅了他,但要他作出改过自新的诺言。
在德国人在喀喇和卓已经工作了相当的时日之后,有一天两个相当有地位的当地人来拜访他们并说:“先生,你们两位独居无偶,何不娶上一个。”范莱考克告诉他们,说他们自己都已有了妻子。对他们的话只能置之不理。德国人听说这两个体面人自己的女儿已经作好准备要嫁给他们。范莱考克写道:“这真是一件意想不到的十分尴尬的事情。”为了不伤害当地人的感情,他再三表示感谢,同时说,要是德皇知道了他们要娶第二个妻子的话,他和巴塔思每人少不了要挨二十五大板。
尽管有这些使人心烦意乱的事情,在喀喇和卓的工作还是坚定不移地继续进行,并且发现了许多饶有趣味的,即使不是惊人的东西。除了梅尼兹这幅特出的壁画之外,印象最深刻的发现物是一尊美丽的、和真人大小相似的犍陀罗形式的佛像;遗憾的是,缺了一个头。这尊佛像一度曾是用光辉耀眼的颜色涂饰过的。但是这些颜色大部分都被过去几世纪的融化了的雪水和不常有的猛烈的暴雨冲洗掉了。在描述它的时候,范莱考克暴露了他认为古典艺术优于东方艺术的一种强烈的偏见。他写道:“佛像的衣饰呈现出优美的线条。这种画法迄今还没有被东亚对古典形式的误解而废弃不用。”他被这个受古典影响所塑造的佛像以及到处可以见到的希腊形式的雕塑,感到大惑不解。他感到奇怪的是,何以雕塑像仍然保留着希腊的风格,而壁画却吸收了中国的影响?几个月之后,在另外一处,巴塔思偶然发现一所古代的工场,其中充满着供成批生产大型塑像各个部分的灰泥模型之后,这个秘密才被揭示。很清楚,这些模型是打算反复使用的。它是一种古代塑像形式的遗物。有关这方面的以后陆续的发现说明了,在9世纪左右又重新设计了一种塑造人物的模型,用以描绘东方的特点,其中包括斜视的眼睛、短小的鼻子和直直的头发等。
另外一个在喀喇和卓的惊人发现是一座小小的景教教堂。这座教堂坐落在古城的城外,其中存在着一幅明显可见的拜占庭形式的塑画残余,画着一个僧侣和拿着树枝的一些人。这可能是描绘一次复活节前的星期日祈祷仪式。但是在喀喇和卓所发现的大部分东西是:钱币、丝绸和其他纺织物的碎片,以及许多经典的碎页,后者显然是有意识地被破坏的,虽然不知是谁。在他们所找到的免遭破坏的手稿中有24种不同的字体,后来都被辨认了出来。
到现在为止,他们在喀喇和卓连续工作已经将近四个月了。虽然还只是二月末,可是在吐鲁番洼地已经变得越来越热了。他们感到在这块地方所能得到的东西,差不多已挖掘殆尽,因此决定向北迁移,到耸峙在阴森的森其姆峡谷上的印度塔那里去。这地方虽然凉爽,但是他们却处在由于山上冰雪融化所经常发生的泥石流的危险之中。不过很快就证明冒这种危险是完全值得的,因为这两个人不久就在不同的印度塔内挖掘出两所都藏着手写文稿的图书室。一处是巴塔思发现的,另一处则是范莱考克发现的,后者在记录中说,手稿之多足以填满“几麻包”。
有一天,德国人发现在这里从事发掘的并不只是他们两个人,这使他们感到很惊讶。在河的那一边,他们看到有两个年老的妇女正忙着挖掘一个土堆,显然她们是在觅宝。巴塔思和范莱考克那天任何东西那没有找到,感到很懊恼。可是那两个老女人却搞到了许多东西。她们挖出了塑像魔鬼的头和大量优美的手写文稿。
这次使两个德国人感到倒霉的是,不但自己没有挖出东西,反而被迫付出重价才换取了干瘪老太婆的胜利果实。
自从来到喀喇和卓以后,范莱考克一直把他们的进展,定期报告柏林。从接到的回信中他局促不安地发现,主办的委员会似乎夸大了这次收获的重要性。就是德皇本人对于这些古代遗物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尽管范莱考克知道,这些东西只是对于学术上才有重要价值和影响。这里必须记住的是,由于戈伦维德尔身体欠佳,范莱考克的远征队领导的地位也只能是临时的。他很清楚,随时都有可能把他换掉。因此使他自己成名的日子,也是很有限的了。另外,戈伦维德尔还指示他,不要去动那些实际上是最有希望的遗址;这对于他的成名,也是有妨碍的。还有使范莱考克感到灰心丧气的是,从每次的来信中,可以看出他的上司所制的计划是随时都在变动的,朝令夕改,无所适从。就在这时,范莱考克就接到一封信,其中说戈伦维德尔目前还不能来接替他。于是他就决定,不顾自己的不满情绪,也不顾上级的指示,立即前往附近的伯兹克里克(意思是有绘画的地方)佛教的石窟群去。这场赌博赌赢了,因为他和巴塔思很快就将得到一系列使人眼花缭乱的文物,作为他们的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