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举行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向警予出席这次大会，并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次大会通过了向警予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妇女运动决议案》。决议案指出：“在去年蓬勃的罢工运动中，已发现劳动妇女在阶级斗争中之重要与意义。”决议对于一般妇女运动，强调“应加入‘打倒军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两个国民革命运动口号，以引导占国民半数的女子参加国民革命运动”。为了指导全国妇女运动，决议还规定，除“应设立妇女委员会外，要在全国妇女运动中树立一个精神的中心，应创办一种出版物，以指导并批评日常的妇女生活及妇女运动。”从此，妇女运动在党的领导下更加蓬勃地开展起来。
党的三大闭幕以后，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三人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中央机关所在地就在上海闸北区公兴路三曾里。这是一栋两楼两底的普通房子，既是中央办公的地点，又是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三家的寓所。毛泽东住楼下前厢房，蔡和森、向警予住后厢房，罗章龙住楼上。半年后，杨开慧从湖南来到上海，同毛泽东住在一起。三家朝夕相处，亲如一家，对外化名为“王姓兄弟”，称向警予为“大嫂”。
这时，党的工作重点放在促进国共合作上。毛泽东、向警予、恽代英、邓中夏、罗章龙等人，除了做党内工作以外，还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里担任了工作。向警予既是党中央妇女部长、妇委书记，又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妇女部的负责人，她贯彻党的三大关于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决定，在妇女界做了很多工作。在领导妇女工作中，向警予一方面以极大的精力从事无产阶级劳动妇女运动；另一方面，同妇女运动中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作斗争，把千千万万妇女引向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洪流中。为此，她十分注意动员和组织知识妇女，到女工和农妇中去工作。不仅如此，向警予也和大家一样，经常到杨树浦、小沙渡工厂区的丝厂、纱厂和烟厂组织和参加工人会议，走访女工家庭。她在工人中讲演，感情充沛，说理透彻，她那炯炯有神的眼睛，气势磅礴的语言，大大地鼓舞了劳动妇女的斗争热情。这一时期，她在斗争中培养了大批妇女运动的干部，引导她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向警予的直接领导下，一批批知识妇女深入工厂，开展女工运动。1924年6月，上海闸北区丝厂女工举行了罢工。最先起来罢工的是云成丝厂和同丰永丝厂的女工。6月16日，裕经、统益、元丰、长源、福华、永泰、天昌等七家丝厂的女工也响应罢工。上海《民国日报》6月17日报道说：“昨日沪上忽发生绝大之罢工风潮，所波及者共丝厂九家，罢工人数约有五千以上。”到19日又有瑞纶等数家丝厂参加，总计参加罢工的有14家丝厂，罢工人数达1.5万多人。这次罢工由于有党的领导，有向警予的具体指挥，声势很大。罢工坚持了十多天，得到上海各工厂工人的有力声援，最后迫使资本家答应了工人们的部分要求。这次罢工打破了“二七”以后上海工人运动暂时处于低潮的局面，女工们在斗争中阶级觉悟有了显著提高。同年9月9日，在向警予的直接领导下，又爆发了南洋烟厂7000多人的大罢工，为中国妇女运动和工人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如《续西行漫记》中说的，由于向警予卓有成效的领导，“建立起中国真正的妇女运动”，“把整个运动的领导纳入社会主义的河床，给予它一个新的斗争的方向。”
1925年，上海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五卅运动。向警予发动妇女参加了这场反帝爱国运动。她亲自带领妇女到南京路宣传讲演。每次到外国租界讲演时，巡捕不仅用棍毒打群众，还用水龙头疯狂扫射。向警予总是穿着雨衣，戴着雨帽，到租界宣传，每次身上都是水淋淋的，直到群众被水龙头冲散了，她才最后一个离开。但换了一个地方，她又继续讲演，帽子上的水一直往下滴，她也不管，一直讲个不停。她那顽强勇敢、坚忍不拔的精神，深深地鼓舞了听众。
在领导妇女解放运动的同时，向警予还系统地研究了妇女解放运动的理论。她亲自代党中央起草了关于妇女运动的许多文件和决议，还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发表在《向导》、《妇女周报》、《妇女日报》、《妇女杂志》、《妇女年鉴》、《前锋》、《觉悟》等报刊上。据不完全统计，向警予关于妇女运动的文章有40多篇。这是马列主义原理同中国妇女运动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些文章提出了许多卓越的见解，可以说是“中国沉沉女界报晓的第一声”。
向警予把妇女问题同政治问题、妇女解放同整个劳动人民解放事业联系起来，把妇女运动作为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妇女要解放，只有把万恶的私有制推翻。她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论述，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世界革命实现之时，即是劳动者解放成功之日”，“妇女解放和劳动解放，是天造地设的伴侣”。这样，就把妇女解放同整个无产阶级的解放、人类的解放联系了起来。
向警予还高度评价了劳动妇女在妇女运动中的主力军作用，号召知识妇女到劳动妇女中去。她科学地考察和分析了当时妇女运动中的三派——劳动妇女运动、女权及参政运动和基督教妇女运动，立场鲜明地指出，“劳动妇女最有力量，最有奋斗的精神”，是妇女运动的“主力军”，这是由她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所决定的。
向警予还深刻地剖析了资产阶级妇女运动的阶级局限性，有力地抨击了她们的错误主张。她指出，资产阶级女权运动是伴随着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产生而萌芽的，在资产阶级革命发展进程中曾有过一定的反封建的进步性。但是，当中国共产党成立，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以后，反映资产阶级共和国幻想的女权参政运动，就成为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的绊脚石了。少数资产阶级知识妇女往往把女子参政运动弄成了女子个人做官做议员的运动，她们发起的一些妇女组织，只不过是几十个人开开会、打打电报、上封书便算是尽了女权运动的责任。无产阶级领导的妇女运动同资产阶级女权参政运动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妇女运动“要为全中国的妇女争普遍的权利、普遍的地位……”这种妇女运动的目标是“要对付一切摧残女权的恶制度、恶势力，而不是女子对付男子”，这种恶势力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
向警予还对中国历史上的女皇帝武则天作了精辟分析。她说，唐朝的武则天以一个女子的身份，居然南面称孤，贵为天子。她的威权很大，但在她统治下，成千成万的妇女还不是一样地做奴隶做玩物！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把武则天做皇帝的事看成是女权运动。
向警予在批判女子参政运动的同时，一心一意要建立各地左派妇女组织。向警予是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委员，又是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发起人和主要负责人。这两个促成会在1924年12月先后成立，恽代英和向警予分别在两个成立大会上作报告。向警予在报告中介绍了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宗旨是：“促成国民会议，一方面解决国事问题，一方面解放女子问题”。会上，她当选为该会委员兼文牍主任。报上评价他们的讲演是：“激昂动听，使人奋起”，“发挥尽致，听者动容”。向警予还发起组织了中华全国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一面唤起全国女界的觉悟，使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组织遍于各省各地，一面号召人民自动组织国民会议预备会，使人民团体的国民会议根基稳固”。在向警予等人领导下，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和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活动在全国最为活跃，起了组织和推动作用。
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成立，为中国共产党公开教育和组织工农群众创造了有利条件，促进了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
为了实现知识妇女与劳动妇女的团结一致，推动当时的革命运动，由向警予提议，经过党中央的同意，组织了以劳动妇女为主力，团结各界妇女的妇女解放协会。这个组织很快在全国各地发展，会员达到30万人之多，成为党领导下的一支有力的队伍。
为了加强革命运动的领导，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讨论了党在组织上和群众工作上如何进行准备的问题。向警予出席了这次大会，并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大会通过的《妇女运动之决议案》明确指出：“本党妇女运动应以工农妇女为骨干，在妇女运动中切实代表妇女运动的利益，并在宣传上抬高工农妇女的地位，使工农妇女渐渐成为妇女运动中的主要成分，但同时在现在的中国社会状况中，一般的妇女解放运动，仍属本党妇女运动的重要工作。”决议还指出，“私有制度不废除，妇女解放永做不到彻底”，“劳动解放运动正是向废除私有制度方面前进，故妇女解放与劳动解放实有极大关联”。决议根据“家庭经济背景之不同而生出各异的倾向”，分析了四种妇女运动，并规定了党应采取的措施。对于“贵族妇女运动”，一方面“应当指出其错误”，另一方面，要给予“解放的同情和赞助”。对于“教会妇女运动”，应当给以“严重而又诚恳的批评”，以“促醒其觉悟”。对于“小资产阶级的妇女运动”，除努力参加，支持他们的革命活动外，要切实指导和帮助，“使之日趋革命化”。对于“劳动妇女运动”，三四年来女工罢工很多，已有了一定的影响，今后“应有系统地有组织地加入指导”。这个决议，反映了向警予领导妇女运动的一贯思想，为妇女运动迎接新的革命高潮作了准备。
Δ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