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自己道出了为什么总是强调我军实行战略防御的原因。他说：
“为什么从防御说起呢？1924年至1927年的中国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失败后，革命成了极深刻残酷的阶级战争。敌人是全国的统治者，我们只有一点子部队，因此，我们一开始就是和敌人的‘围剿’奋斗。我们的进攻是密切地联系于打破‘围剿’的，我们发展的命运全看我们能不能打破‘围剿’。打破‘围剿’的过程往往是迂回曲折的……首先而且严重的问题，是如何保存力量，待机破敌。所以，战略防御问题成为红军作战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
从中共党史的发展历程看，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内部在战略防御问题上往往发生两种偏向：一种是轻视敌人，另一种是为敌人所吓倒。
由于轻视敌人，因此“领导者对于敌我形势往往看得不正确。他们看见自己在一个地方用突然的武装起义胜利了，或从白军中哗变出来了，一时的环境很顺利，或者虽有严重的环境而看不到，因此往往轻视敌人。另一方面，对自己的弱点（没有经验，力量弱小），也不了解。敌强我弱，原是客观地存在的现象，可是人们不愿意想一想，一味只讲进攻，不讲防御和退却，在精神上是解除了防御的武装，因而把行动引到错误的方向。许多游击队因此失败了。”毛泽东列举了1928年广东海陆丰区域的红军的失败，以及1932年鄂豫皖边区的红军，在所谓国民党偏师说的指导下，使得红军在反对第四次“围剿”中丧失了措置裕如的能力，等等。
和轻敌者相反，一部分人为敌人所吓倒也不能采取正确的战略防御。因为人们太看重了敌人，太看轻了自己，因而采取了非必要的退却方针，精神上同样解除了防御的武装。其结果，或者是游击队的失败，或者是红军的某些战役失败，或者是根据地丧失。毛泽东提醒我军广大指战员：
“丧失根据地的最显著的例子，是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丧失了江西中央根据地。这里的错误是从右倾的观点产生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做了1万2千多公里的长征。然而这种错误，往往有一种‘左’倾轻敌的错误为之先行。1932年进攻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正是后来在对付敌人第五次‘围剿’中采取消极防御路线的根源。为敌人所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再回到历史，从彝陵之战的双方兵力对比上看，陆逊的吴军不过5万，而刘备则有14万。面对强敌，陆逊既没有轻敌的举动，也没有为蜀军所吓倒，他采取了战略防御的作战方针，与蜀军相持了半年多的时间，然后抓住蜀军士气低落、无心作战的心态，以火攻之计大破蜀军。毛泽东非常欣赏陆逊这种积极防御的军事谋略，说：“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据我所知，任何一本有价值的军事书，任何一个比较聪明的军事家，而且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战略战术，没有不反对消极防御的。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了消极防御当法宝。然而世上偏有这样的人，做出这样的事。这是战争中的过失，是保守主义在军事上的表现，我们应该坚决地反对它。”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之后，中国革命转入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日本侵略者兵力强大，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相对弱小。因此，教育全党全军采取战略防御方针，以持久战与敌人周旋，争取以弱胜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成为非常重要的战略问题。正是在这个历史的关头，毛泽东再次想到了三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陆逊，再次提及吴蜀彝陵之战。
毛泽东对陆逊在敌强我弱格局中的灵活性予以高度评价。他进一步作出说明：
“灵活性是什么呢？就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就是灵活地使用兵力。灵活地使用兵力这件事，是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战争的事业，除了组织和教育军队，组织和教育人民等项之外，就是使用军队于战斗，而一切都是为了战斗的胜利。组织军队等等固然困难，但使用军队则更加困难，特别是在以弱敌强的情况之中。做这件事需要极大的主观能力，需要克服战争特性中的纷乱、黑暗和不确实性，而从其中找出条理、光明和确实性来，方能实现指挥上的灵活性。”
可以说，毛泽东的精辟论述，概括了一切弱小之军战胜强大之军的战略指导原则和成功经验。
陆逊正是从蜀国大军压境的战争氛围里，找出了条理、光明和确实性，从而实现了军事指挥上的灵活性，以奇计打败了刘备的强大军队。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也应该如此，我军指战员应该向陆逊学习，掌握这种军事指挥上的灵活性，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取得这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值得注意的是，建国后毛泽东在阅读《三国志集解》卷58《吴书·陆逊传》时，再次勾起了他对陆逊的敬仰之情，引发了他对那场著名战役的沉思和感触。不过，他这一次是从刘备的角度来分析彝陵之战的。
《三国志集解》卷58《吴书·陆逊传》引述清代学者钱振的评语：
陆逊破先主，无他奇策，只令军士各持一把茅耳。意先主连营，皆伐山木为之，故易火；若土石为之，逊其如之何？
钱氏的意思是说，陆逊并无过人之处，他打败刘备只不过是用火攻之计，假如刘备不用草木构筑营垒，而用土石构筑营垒，那么陆逊就会一筹莫展了。毛泽东认为钱氏之见十分荒谬，他在页边写下了这样的批语：
“土石为之，亦不能久，粮不足也。宜出澧水流域，直出湘水以西，因粮于敌，打运动战，使敌分散，应接不暇，可以各个击破。”
在毛泽东看来，土石构筑的营垒虽然不怕火攻，但蜀军与吴军长期对峙，蜀军远道而来，江河险阻，山路崎岖，供给军粮的运输造成了极大的不便。从军事上讲，兵家强调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军事后勤工作对整个战局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远征敌国如果战线太长，加上粮草的供给十分艰难，就会给军队的作战造成巨大压力，甚至会导致战事逆转，最终输给对手。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三峡地区的山川之险是举世闻名的，在交通工具落后的三国时期，运兵运粮的效率之低，是可以想象的。刘备远离根据地，率领大军出三峡进攻吴国，战线太长，与吴军相持时间太久，给军粮的供应带来巨大的困难。这是蜀军最大的弱点。因此，毛泽东认为，即使刘备用土石构筑营垒，但因粮草不足，也难以持久。
有意思的是，事隔一千余年，身为杰出军事家的毛泽东竟然为刘备出谋划策，指出那时刘备应该引军突入澧水，在湘水以西地区与吴军打运动战，从敌人手中夺取粮草，使敌人兵力分散，然后抓住战机，各个击破。毛泽东的这番高论在军事上是完全正确的，只可惜刘备再也听不见了。设想如果是毛泽东统领蜀军与吴国陆逊相持，陆逊肯定不是毛泽东的对手，相反会被蜀军打得大败。
毛泽东这里所谈的运动战，是就大兵团作战而言，因为刘备在兵力上拥有绝对优势。毛泽东认为：“作为战争内容的战略内线、战略持久、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在战争形式上就表现为运动战。运动战，就是正规兵团在长的战线和大的战区上面，从事于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形式。同时，也把为了便利于执行这种进攻战而在某些必要时机执行着的所谓‘运动性的防御’包括在内，并且也把起辅助作用的阵地攻击和阵地防御包括在内。它的特点是：正规兵团，战役和战斗的优势兵力，进攻性和流动性。”
显然，打运动战的一方必须拥有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打败弱小之敌。再来看刘备，本来具有打运动战的条件，却连营700余里，把大军驻扎在地形过于复杂的狭长地带，与吴军打起了长达半年之久的阵地战。这种军事部署显然是错误的。当时，魏国的间谍探知这个情报，连夜报告给魏文帝曹丕，说：
“蜀兵伐吴，树栅连营，纵横七百余里，分四十余屯，皆傍山林下寨；今黄权督兵在江北岸，每日出哨百余里，不知何意？”
曹丕哈哈大笑，说：
“刘备肯定会失败。”
众人不知其故，曹丕说：
“刘玄德不知兵法。岂有连营七百里而可以拒敌者乎？在原隰险阻之地屯兵，此兵法之大忌也。刘备必败于东吴陆逊之手。”果不出所料，刘备损兵折将，大败而逃。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曾深刻指出：“防御的和攻击的阵地战，在中国今天的技术条件下，一般都不能执行，这也就是我们表现弱的地方。再则敌人又利用中国土地广大一点，回避我们的阵地设施。因此阵地战就不能用为重要手段，更不待说用为主要手段。”
还有一个小插曲。《三国志集解》卷58《吴书·陆逊传》记载，刘备战败退至白帝城，吴国将领徐盛、潘璋、宋谦等人要求继续进攻蜀国，活捉刘备。孙权问计于陆逊，陆逊认为曹丕国力雄厚，虽然支持吴国讨伐刘备，但内藏奸心，不应追击刘备，以免魏国抄袭吴之后路。对此，《陆逊传》引述何焯的评语：
大胜之后，将骄卒惰，溯流仰攻，转馈又难，一有失利，前功尽弃。昭烈老于兵，得蜀已固，非若曹仁之在南郡，可惧而走也。连兵于西，主客异势，决还者中人所能知也，盛、璋、谦如豕突耳。
何焯的意思是，彝陵之战吴军大胜蜀军之后，吴军将领骄傲起来，不顾主客观条件，试图一举灭掉蜀国，但这种军事冒险主义是十分危险的举动，很可能让吴军前功尽弃，由胜利转为失败。他大骂徐盛、潘璋、宋谦等人蠢笨如猪，盛赞陆逊智慧超群，是不同凡响的军事家。读至此处，毛泽东欣然命笔批道：“何评有理。”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陆逊的军事谋略是多么地推崇，真乃英雄所见略同。
（吴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