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合性的”探讨引发的问题包括在联系性与比较性之间的概念上的、因此也是方法论上的错位。这在弗莱彻尔关于“整合历史”的讨论会论文中是显而易见的，在文中他呼吁我们去寻找相互联系和横向的连续性（即具有同一来源但在互无接触的地区出现的现象），却大量写到不同地区中的相同物和类似的力量。这打开了通往这样一场比赛的路，即选手识别类似形状的能力要比他或她理解过程的能力经受更多的考验，因为历史上的相同和相似实际上不需要有任何共同的来源，也不需要共同具有任何、也许除了同时代性以外的笼盖性的条件。联系一般来说一定涉及某些比较，但比较不需要涉及联系——再次注意利伯曼个案研究选择的对象部分是出于缺乏实际的内在联系。但我们看到共同的东西时，想象假定具有早期现代类型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诱惑，就是错的。
必须接受的另一种可能性是，对连续统一体和同时性的研究可以揭示的，更多的是不一致，而不是起初认为的只是假象。当苏布拉赫曼亚姆说到利伯曼对批评的反应时，他逐渐具有“更多的例外和限定，而不是清楚的假设”（1999，24页）。例如，玛丽·伊丽莎白·贝里（MaryElizabethBerry）表达了她对利伯曼的“文化整合／趋同／稳固”的标准是否适用于战国时代和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的怀疑，相反，她建议，在大大提前到15世纪的整合的条件之内，不断增加的文化趋异、分化和复杂化，“也许是早期现代经历与我们自身经历之间的最可靠的联系”。把一个时期命名为“早期现代”，无论有多少反对意见，都暗示一种对现代性根源的探索，由于认识到这一点，她也感到，“事实上，利伯曼的事业的确像一个‘新现代化设计’——在亚洲和欧洲寻找持久的民族—国家的共同起源”（1999，引文在105、114页）。此外，独立于利伯曼设计却又以类似方式着手，伍安祖（On-choNg）把“早期现代”作为一个划分时代的概念，并从那里选择了具有水平分岔的三个问题——知识的性质、对过去的感知、最终的价值体系立场——以实现欧洲与中国思想史之间的比较。在各个例子中，他发现了有趣的可比性，但也发现了高度的不相似性，他最后总结说，“很难把早期现代性的观念从其欧洲的泊位上赶走，来用全球性的术语展示其中国的多样性”（2003，61页）。
但另一个考虑是，无论是利伯曼的标准还是谁的标准，如果所用的标准真的脱离了与早期现代前后时代的相关性问题，这个标准可以在任何时间期内升降——比如东亚的8—12世纪。这对于那个时代的研究者来说并不是个奇怪的想法，但这证明是令人不满的，倒不仅仅是因为它把那一段与中国历史上明确的现代时期之间的长时段历史置于中间的过渡阶段。这一想法的率先支持者内藤湖南，在中国宋代的早期“现代性”中看到了一些条件的形成，这些条件最终会减损国家带领亚洲进入全面现代的能力。自从“内藤假设”的高峰期以来，对于导致对明清时代积极变化的更多认识来说，日本汉学界开拓性的修补一直是必要的。（见谷川道雄，13～18页，1993。内藤的著作极大地影响了战后美国的中国学家，他开启了当时对中国自发的现代性起源的研究。“需要解答的问题是：在中国历史上，在清末的中国可以看到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形式最初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他的答案是北宋。那时，君主集权与普通人的兴起相结合，取代了旧的贵族统治，就好像欧洲和明治时期的日本现代民族—国家形成时期发生的情况那样”（福格尔，1984，207页）。关于内藤对清代中国如何倾覆、失去了日本那样的现代发展动力，以及沦为一个需要外部刺激才能改革的国家等看法，关于内藤史学在20世纪初日本民族主义思想上的地位，参见田中，205～209页，1993，特别是1995。关于内藤把“支那”建构为“专制的”与同时代欧洲史学潮流之间的关系，见足立启二，27～34页，1998。关于内藤的思想与同时代中国历史学家思想之间的关系，见宋汉礼（Zurndorfer），463～476页，1997。）在这里，金世杰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允许对宋这样的突出发展的时期有全面的认识，而没有产生附着于在遥远的过去寻找早期／现代性的问题。但他也回避对晚明到清中叶使用“早期现代”，而对中国和世界任何地区的那一时期，都毋宁使用“前现代晚期”（late premodern）或“前工业化晚期”（latepreindustrial）。本书中的另一位作者乔迅提出，我们不把时期的术语用作绝对事物，用作我们对一个时期的整个理解一定会被灌入其中的瓶子上的标签，但会被用作“光学透镜”，它可以被同时或替换着用来开始集中注意不变的多维度现象的不同维度，而这些现象正是被我们试图明确表达的。这可以被特性化为供以将时间之环和时间之箭包容在“时间万花筒”之内，把时间塑造成运动着的蒙太奇。在这里相关的是乔迅的这一观点，当一个人研究明清艺术与建筑时，早期现代性的透镜开始越来越注意广而又广的现象，在一个人随着时间移动时，胜过了其他透镜、特别是王朝体系的和帝国晚期的透镜之效用。但我本人的文章质疑了乔迅主张的可靠性，即他所谓在观察从晚明到清时期的文化产品时，早期现代的透镜日益有效。首先我认为，在人们对今昔关系的感觉中，意义深远的变革——一般被视为现代变迁的关键因素——在清初的士人中甚至不会较早地被看清的（这些人展示的敏感性可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而非早期现代时期相比）。我也认为，关于早期现代性的另一个普遍使用的试金石，即被强化了的自我写作中的主体性与反射性，实际上在17—19世纪的中国衰落了。简言之，我所表达的怀疑是，我们可以令人信服地说明从晚明到清看起来像是现代主义的连续发展。与其构建一个早期现代的叙事，我毋宁把我们在16世纪末到18世纪初的中国文化中看到的令人震撼的东西，视为一个文明内的变化，而这个文明有其自己的节奏和轨迹。
最后回到语义学上来，在做比较史学过程中，主要是同字词和针对字词做斗争，因为我们的思想是受着各自主要语言的词汇表所引导的，而且在写作中，我们不能完全避免使用具有与特定文化相联系的字词。亚历山大·伍德塞德（AlexanderWoodside）以如下方式表达了他的无奈：
两百年前的中国是从未被干扰过的农业帝国，那里生活着处在完全前工业时代环境中的3亿人民，处在一个理性的、内在持续的政治框架内，在西方历史上，不曾存在过这样的政体。它不仅比任何西方理论家可以想象的要陌生，也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要略微陌生些，使用着混杂的国家形成的语言，我们是从政治上远为分裂的几百年欧洲经历中才获得这个的……我们需要构建一个比我们现在所有的更为历史地“开放的”社会政治分析语言（1998，217页）。将世界历史研究议题非西方中心化可以证明远比将其语言、特别是其关于时间的语言非欧洲连接化容易得多。
本书可以比为我们面临的时间—历史—词典编写的挑战提供解决办法做得更多，来提高我们的认识。但在提出涉及特定时期——一个具有伟大成果、但至今在中国、亚洲和世界历史上还“名不正的”时期——的关键问题时，作者希望一种重要的话语将会得到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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