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史学研究的变化 ，有人曾借用科学史家库恩 (Thomas Kuhn)的术语，也就是 “范式 ”(paradigm)来概括其阶段性的发展。比如讨论兰克史学及其影响 ，德国史学思想家吕森 (J.rn Rüsen)，就提出兰克的史学 ，为近代史学建立了一个 “范式 ”。在检讨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及其影响的时候 ，同样也有人提出年鉴学派、至少前面两代的年鉴史家 ，为 20世纪的史学 ，提供了一个 “范式 ”。这里无法详细考察这种借用是否合适。但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 ，那就是，如果近代以来史学的演变 ，产生了这两个范式 ，那么这两个范式 ，相互之间有一种冲突和递嬗的关系。当然它们之间也有联系 ，而这种联系 ，正是我们要在这最后一讲中讨论的内容。
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新文化史的兴起和特征 ，也讨论了记忆史学的兴盛。它们结合起来 ，对近代史学的传统模式 —民族国家史学 ，进行了有力的挑战。而这两个史学流派产生的背景 (当然当代的新史学思潮 ，远不止这两个 )，其实是十分相似的。如果说近代史学是一个范式 ，那么这一范式的思想基础 ，就是启蒙运动的历史观念。启蒙思想家号召历史的写作 ，不仅要记录和描述已经发生的事件 ，而且还希求对这些事件之间的关联和趋向 ，做出解释。用伏尔泰的话来说 ，那就是要建立历史哲学 ，让哲学的光芒 ，照耀陈旧的历史。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提出这一观点 ，与科学革命的成功 ，颇有关系。如果牛顿等科学家能解释宇宙间的现象 ，那么历史学家也应该能发现人类社会演变的规律和趋向。到了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一路扩张，所向披靡，使得不少西方人认为，他们的历史在近代的演变 (如民族—国家的崛起、民主政体的建立、工业革命的完成、城市化的进展等等)，引导了全球历史的进程。历史的写作，就是要描述和揭示这一历史的演进趋势。同时，西方工业革命的成功，又显然是科学革命、科技进步的产物。因此科学主义便深入人心，并随着西方文明的推向全球，为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人所接受、所模仿。
史学的变与不变
但始料不及的是，科技的发达，虽然带来了船坚炮利，但一次大战的爆发，却让西方人自己自食其果，受创很深。我们在前面已经一再强调了一战对于西方文明变化的深远影响。但这一讲是有关全球史的兴起和特点，所以还有必要引用一下一位全球史家的形容。曾长期执教芝加哥大学的美国世界史家麦克尼尔 (William McNeill)曾这样写道：“一次大战与自由主义历史观，格格不入。十九世纪史家颂扬的自由主义，变成了在敌对的战壕里选择生死的自由，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由此史宾格勒预言，西方文明也会像以往其它的文明一样，慢慢走向衰亡。在这之后，不少学者对人类历史的走向问题，各自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一些人———如汤因比、麦克尼尔等———不像史宾格勒那样，对西方文明的未来充满悲观，但与十九世纪的西方史家相比，他们更注意到西方之外的其它文明的成就及其与西方文明的交流和互动。对于西方人来说，如果西方文明不再高人一头，或者世界历史的走向已经变得不再那么明确，那么启蒙运动所孕育的历史哲学和历史观念，也就慢慢失去了说服力，其吸引力随之大为减低。这一倾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表现格外明显，而起而代之的是对历史认识论的兴趣。这一转变，一般被视作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到分析的历史哲学，也即从对历史进程的思考探究，转化为对历史研究性质及其方法的讨论。
那么，在西方人认识到科技发展也有可能造成恶果以后，他们是否完全放弃了科学主义了呢 ？应该说并没有。就拿史学研究的变化来看 ，我们已经观察到，其实 20世纪史学的总体趋向 ，至少在 1980年代以前 ，仍然可以用科学化来形容。当然 ，科学化的形式 ，已经有明显的不同。如果说兰克史学是一种科学史学 ，那么这种专注科学考订史料、用政府档案写作民族史、国别史的做法，显然已经渐渐丧失了它的吸引力。(这里的 “渐渐 ”很重要 ，因为直至今天，史家对使用档案写作 ，不少人还是情有独钟 ，而且中外皆同)。像我们前面所说的 ，兰克之所以认为 “如实直书 ”就能展现科学史学 ，就是因为他认为由于上帝的指引 ，西方历史乃至世界历史 ，都是一片坦途。但一战的爆发 ，显然让西方人的这种对历史的信心 ，大打折扣。
不过 ，兰克史学的走向衰落 ，并不是科学史学的终结。相反 ，由于没有了兰克那种以为历史会自然而然地走向进步的信心 ，史家更想探索和解释历史的演化轨迹。就拿年鉴学派来说 ，人们一般把它视为兰克学派的挑战者。这一点大致不错。但如果说第一和第二代的年鉴史家 ，已经放弃了对历史做科学化解释的探讨 ，那显然是不对的。正如兰普勒希特对兰克史学进行的批评一样 ，那两代年鉴学派的史家 ，只是不信任兰克那种天真、那种自信 ，而想通过各种不同的科学手段 ，解释历史的发展 ，进化也好、退化也好。年鉴学派的大师布罗代尔 ，提出 “长时段 ”的考察角度 ，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他显然认为 ，兰克史学不考虑历史演进的大方向 ，所以才会只重视对民族精英的思想和行为做分析，而他在二次大战以后 (布罗代尔曾为德军的战俘 )，感到已经有此必要考察大的历史方向 ，而要做这样的探索 ，就必须透过那些精英人物 ，发现那些影响历史变化的更深远的因素。我们不是说布罗代尔的著作 ，与当今的全球史同类，但他那种宏观考察历史的方式 ，显然与后来的世界史家和全球史家 ，有许多相似之处。
不过 ，布罗代尔之后 ，史学的变化则又产生了新的转折。我们在前面多次提到勒华拉杜里 ，这是因为在他领导下的年鉴学派第三代 ，有点鸟兽散的样子。不少人认为拉杜里本人 ，应该承担责任。因为他在写了《朗格多克的农民》这样慎密的著作的九年之后 ，又写了描绘许多性生活的《蒙塔尤》和疯狂行为的《罗曼的嘉年华》，可见拉杜里不但自己兴趣广泛 ，而且还大致放弃了他的老师布罗代尔希望探究历史大规律的企图，而是回到了近代史学、兰克史学注重历史叙述的传统。于是，法国年鉴学派的评论者和参与者弗朗索瓦 ·多斯 (Francois Dosse)，写了《碎片化的历史学》一书，从他的观察角度形容了年鉴学派的变化与新文化史、心态史学和记忆史学的兴起。
自此以后，史学的科学化可以说是告一段落。但如果我们界定科学化是一种探究真实的愿望，那么这一愿望并没有放弃。我们已经在前面提过，吉尔茨和夏梯艾等人提倡研究语言和文化，也是因为他们认为，对语言和行为的切实理解，必须放在文化网络或体系中才能实现 (吉尔茨)，而文化和语言本身，不是社会现实的写照，而是社会现实的有机组成部分，抑或就是社会现实 (夏梯艾)。但无论如何，只注重文化体系的个别性和语言的独特性，一定会流入一种文化和历史相对主义，因而无法对历史的变动做宏观的解释。
世界史与全球史
有趣的是，正是史学研究走向碎片化的时候，世界历史本身则发生了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就是全球化在战后的兴起。而随着全球化的兴起，宏观的历史探索，也紧跟着回来了，那就是全球史，或者 “新世界史 ”、甚至 “新全球史”(new global history)。为什么要用这个 “新”字呢？就是因为宏观历史的探索，从来就是史学的传统，而在史学走向碎片化的同时，也没有销声匿迹，而是不断有人执着地从事研究。我们在下面会对这种 “新全球史”，做更详细的考察。
美国的中国史家柯娇燕 (Pamela Kyle Crossley)以研究清史闻名，但她最近有一本新著《什么是全球史？》，并在其中做了这样的观察：历史学家可以分作两种人，一种专注对原始史料的考察，在其基础上写出专著，企求说明一个或几个现象，而另一种人则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做宏观的研究，力图发现和揭示历史演进中因果关系的模式 (patterns)。可见，宏观史学、世界史的研究，有悠久的传统，而且各个文明几乎都有代表作。
具体而言，目前流行的全球史的前身，就是世界史(word history)和普世史 (universal history；ecumenical history)。前者又分两种，一是以往史家对已知世界的描述，其历史十分悠久。如古代中国的司马迁、古希腊的希罗多德 (Herodotus)、西欧中世纪的奥托·弗莱辛 (Otto，Bishop of Freysing)和******世界的塔巴里和伊本 ·卡尔顿 (Ibn Khaldun)，都是比较有名的例子。二是近世以来建立在地理大发现基础上尝试写作的世界史，以 18世纪英国史家集体写作的普世史和德国哥廷根大学史家写作的世界史为典型，虽然后者对前者多有批评。到来 19世纪中叶，这一世界史的传统逐渐为民族—国家史所替代，以兰克学派的崛起为代表。不过我们前面提到过，即使是兰克本人，也在晚年开始写作了一部世界史，只是没能完成。
由此可见，世界史、全球史是由来已久。但我们在这一讲中讨论的全球史，是一种 “新全球史”，因为它是全球化的产物。当然，这一全球史，与以前的世界史研究，也不是毫无关系。但要区分它们的不同，还是得从全球化的拓展开始讲起。有趣的是，历史的碎片化和全球史的兴起，有一种辩证的联系，因为它们都是战后世界新秩序的产物，而这一新秩序的建立和变化，从根本上摧毁了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念。其实，对于西方中心论的反感，以前就有。如现代中国的史家雷海宗，从美国回来以后所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一篇批评韦尔斯的《世界史纲》的书评。而雷的主要批评在于，这部号称 “世界史”的著作，对非西方地区的历史，很少涉及，显出一种文化上的狂妄。
全球化的浪潮
雷海宗的批评，显然很有道理。不过在全球化蓬勃兴起以前，西方人写作世界史，一般都带有一种文化的优越感。即使在 20世纪，但世界各个地区已经开始有不少互动的时候，一般人还是会认为这种互动，会有万流归宗的结果。而这一万流归宗的观念，如同美国史家迈克尔 ·盖耶 (Michael Geyer)和查尔斯·布莱特 (Charles Bright)所言，就必然会把西方视为历史的领头军， 而其它地区只是它的陪衬和他者 ，而且不久就会被西方所同化 ，归于一流。在这一意义上 ，历史研究的碎片化 ，也许就不是一件坏事 ，因为它并不想用总结西方历史的先进 ，也不想用这一先进 ，来统治和主导其它地区的历史。
从多斯的观察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历史碎片化的过程 ，大致是从 1970年代开始的。而在这以前 ，整个世界尚处于冷战严重对峙的局面中。西方人从事世界史的研究 ，仍然强调西方文明的先进 ，以抗衡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世界。比如上面提到的麦克尼尔 ，其成名作是 1963年出版的《西方的兴起》一书。从他的书名便可看出 ，该书的写作 ，与史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颇有关联，希求反其道而行之 ，解释西方世界在近代 (1500以后 )崛起的原因。除此之外 ，麦克尼尔的自传也承认 ，他自己从小就喜欢处理宏观的问题 ，对专题研究兴味索然。《西方的兴起》强调 ，从1500年到 1750年，西方文明的崛起与以往其它文明有不少相似之处 ，但在 1750年以后西方文明的进一步发展 ，则是划时代的创举 ，在世界历史上未曾见过。现在看来 ，在冷战期间出版这一本著作，也有鼓舞西方人士气的作用。1964年，该书赢得了美国全国图书奖 ，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
但也就在 1960年代 ，根据当代全球史家布鲁斯 ·麦兹利希 (Bruce Mazlich)的考察 ，全球化的浪潮开始兴起。而且冷战期间美苏的竞争 ，还对之有促进的作用。比如苏联将加加林送上月球以后 ，美国也加强航空技术的研究 ，而这种研究 ，导致卫星的大量发射和运用 ，大大推进了电信技术 ，从而方便人们的沟通。而互联网的应用 ，首先也是在美国军队里出现的。这些军事技术以后都逐步转为民用 ，从而引发了信息革命。而信息革命在麦兹利希看来 ，是全球化的一个前提。
而全球化的另一个特征 ，就是非西方地区的崛起及其与资本主义史家的关系。这一过程 ，其实在战后就已经开始 ，比如印度、中国 ，在 1940年代后期都相继建立了主权独立的国家 ，以后这一后殖民主义的浪潮 ，几乎席卷了整个世界。那些原来为西方国家所控制的国际组织 ，也逐渐有了非西方国家的声音。比如中国在 1971年取代台湾进入联合国 ，显然与非洲和亚洲国家的帮助有关。美苏之间的争霸 ，其实还有助于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而在 1970 年代 ，中东的石油生产国 ，又建立了欧佩克 ，并小试锋芒 ，让西方世界尝到了石油危机的苦头。
当然 ，西方国家也有不少应对之策 ，而有趣的是 ，这些应对之策 ，虽然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 ，但客观上又促进了全球化。比如跨国公司的兴盛 ，使得世界的南北交流 ，变得十分频繁 ，而且显得必要。而这种交流 ，又不仅仅限于商业和经济的层面 ，还有文化的层面 ，如国家非盈利组织的大量出现及其活跃的活动 ，都表明全球化的发展 ，已经呈现方兴未艾之势。而其发展的总体方向就是，西方主宰世界的局面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1970年代以后东亚四小龙的崛起和近年中国、印度和巴西的经济腾飞 ，都是著名的例证。
史家的“失语”
由此可见 ，1970年代以来的世界历史 ，经历了一场大的变动。而史学界变化的主要潮流 ，却是碎片化、细致化。史家回归了叙述的传统 (如劳伦斯 ·斯通所说的 “叙述的复兴 ”)，但却没有了兰克的那种对历史前景的乐观和信心。对于这一历史与史学的脱节 ，我们没有更好的答案。我们可能的解答也许只是，许多西方史家在目睹这一历史大变动、世界大震荡的时刻 ，一时没有更好的办法适应 ，所以出现这种历史与史学不相吻合、相互脱节的状态。但其实这种脱节 ，其实也能够理解。近代西方社会的建立 ，植根于启蒙思想的普遍主义。而历史的全球化 ，则从根本上挑战了这一普遍主义 ，而代之以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应该说 ，这种史学一时 “失语 ”的情形 ，至今仍然存在。我们前面提到的 “大写历史 ”的衰降 ，就是一个典型的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