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三年（前177），济北王刘兴居反，欲委兵琅邪不其人王仲，王仲惧祸，“乃浮海东奔乐浪山中，因而家焉”（《后汉书·循吏列传·王景》）。可见汉初琅邪与乐浪间航海往来已不很困难。汉武帝时代，更有庞大舰队浮海击朝鲜的壮举。元封二年，“朝鲜王攻杀辽东都尉，乃募天下死罪击朝鲜”，“遣楼船将军杨仆、左将军荀彘将应募罪人击朝鲜”（《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楼船者，时欲击越，非水不至，故作大船，上施楼也。”《史记·朝鲜列传》记载：“其秋，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史记·朝鲜列传》还记述，另有“兵五万人，左将军荀彘出辽东”，而“楼船将齐兵七千人先至王险。右渠城守，窥知楼船军少，即出城击楼船，楼船军败散走”。后楼船将军杨仆“坐兵至洌口，当待左将军，擅先纵，失亡多，当诛，赎为庶人”。是知楼船载兵有限，正如司马迁所谓“楼船将狭，及难离咎”，然而其进军速度，则显然优于陆军。杨仆军起航地点可能在东莱郡黄盛璋在《中国港市之发展》一文中考证：“汉征朝鲜从莱州湾入海，地点或在东莱。”（《历史地理论集》，89页），登陆地点是洌口（或作列口）《史记·朝鲜列传》：“楼船将军亦坐兵至洌口，当待左将军，擅先纵，失亡多，当诛，赎为庶人。”《汉书·朝鲜传》作“列口”。《汉书·地理志下》乐浪郡属县有“列口”。。洌口即今朝鲜黄海南道殷栗附近。
朝鲜平壤南郊大同江南岸土城里的乐浪郡遗址和黄海北道凤山郡石城里的带方郡汉献帝建安九年（204），割乐浪郡南部为带方郡。遗址，都保留有丰富的汉代遗物。信川郡凤凰里有汉长岑县遗址，曾出土“守长岑县王君，君讳乡，年七十三，字德彦，东莱黄人也，正始九年三月廿日，壁师王德造”的长篇铭文，由此也可以推想，汉魏时通往乐浪的海路的起点，可能确实是东莱郡黄县。
北海都昌人逢萌曾就学于长安，王莽****，“即解冠挂东都城门，归，将家属浮海，客于辽东”。“及光武即位，乃之琅邪劳山”（《后汉书·逸民列传·逢萌》）。当时隔海互通消息，渡海似乎也可以轻易往返。
汉安帝永初三年（109），有张伯路等起义，“自称‘将军’，寇滨海九郡”，并往往“乘船浮海，深入远岛”，相机出击，曾由东莱“遁走辽东，止海岛上”，又“复抄东莱间”，在情势紧急时再次“逃还辽东”（《后汉书·法雄传》）。对近海航线的熟悉，使得这样的海上反政府武装力量具有很强的机动性。东汉以来，出现“海贼”称谓。“海贼”形成了对“缘海”郡县行政秩序的威胁和破坏。航海能力的优越，使得“海贼”的活动区域幅面十分宽广。据《后汉书·法雄传》，政府军担心“贼若乘船浮海，深入远岛，攻之未易也”。而事实上“海贼张伯路”的部队果然“遁走辽东，止海岛上”。随后竟然“复抄东莱间”，在战败后又“逃还辽东”，也体现出其海上航行能力之强。而政府军不得不“发幽、冀诸郡兵”围攻，镇压的主力军的首领法雄是“青州刺史”，最终战胜张伯路“海贼”的是“东莱郡兵”和“辽东人李久等”的部队，也说明“海贼”在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间往复转战，频繁地“遁走”、“逃还”，是擅长使用海上运动战策略的。居延汉简“书七月己酉下∨一事丞相所奏临淮海贼∨乐浪辽东”“得渠率一人购钱卌万诏书八月己亥下∨一事大”（338），反映“临淮海贼”竟然可以至于“乐浪辽东”，冲击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的社会生活。东汉以后，似乎东南方向的“海贼”危害更为严重。这就是频繁见于史籍的“会稽海贼”（《续汉书·天文志中》）以及 “南海贼”（《三国志·吴书·吕岱传》、《后汉书·桓帝纪》）活跃的情形。参见王子今、李禹阶：《汉代的“海贼”》，载《中国史研究》，2010（1）；王子今：《居延简文“临淮海贼”考》，载《考古》，2011（1）。
东汉末年，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间的海上交通往来不绝。当时多有所谓“遭王道衰缺，浮海遁居”（《三国志·魏书·管宁传》）的情形。东莱黄人太史慈《三国志·吴书·太史慈传》：“（太史慈）为州家所疾，恐受其祸，乃避之辽东”，后又“从辽东还”。，北海朱虚人邴原《三国志·魏书·邴原传》：“黄巾起，原将家属入海，住郁洲山中。时孔融为北海相，举原有道。原以黄巾方盛，遂至辽东。”，管宁《三国志·魏书·管宁传》：“天下大乱，（管宁）闻公孙度令行于海外，遂与（邴）原及平原王烈等至于辽东。”，乐安盖人国渊《三国志·魏书·国渊传》：“（国渊）与邴原、管宁等避乱辽东。”，平原人王烈《后汉书·独行列传·王烈》：“遭黄巾、董卓之乱，乃避地辽东。”《三国志·魏书·管宁传》谓与邴原、管宁同行。等，都曾避战乱入海至于辽东。
魏明帝景初元年（237）为发展海上航运，特“诏青、兖、幽、冀四州，大作海船”（《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景初二年，司马懿率军征公孙渊，围襄平城（今辽宁辽阳），“会霖雨三十余日，辽水暴长，运船自辽口径至城下”（《三国志·魏书·公孙渊传》）。在东汉航海业发展的基础上，渤海航运得到空前的发展。景初三年，“以辽东东沓县吏民渡海居齐郡界，以故纵城为新沓县以居徙民”。魏齐王曹芳正始元年（240），又“以辽东汶、北丰县民流徙渡海，规齐郡之西安、临甾、昌国县界为新汶、南丰县，以居流民”（《三国志·魏书·齐王纪》）。百姓大规模自发流徙渡海，说明当时航海技术的普及。参见王子今：《秦汉时期渤海航运与辽东浮海移民》，载《史学集刊》，2010（2）。
孙权嘉禾元年（232），曾“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海之辽东”（《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舰队规模至于“浮舟百艘”（《三国志·魏书·公孙渊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同年，公孙渊与孙权联络。次年，“使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等将兵万人，金宝珍货、九锡备物，乘海授渊”（《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又曾“遣使浮海与高句骊通，欲袭辽东”（《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航程之辽远，表现出体现于航运力量的优势。赤乌二年（239），又“遣使者羊衜、郑胄、将军孙怡之辽东，击魏守将张持、高虑等，虏得男女”（《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沿东海、南海海岸的近海航运，在东汉时期更频繁往复不绝。“交阯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沉溺相系”（《后汉书·郑弘传》）。《初学记》卷六引谢承《后汉书》也说：“交阯七郡贡献，皆从涨海出入。”海路虽然艰险，然而较陆路便捷。东汉末年，多有辗转至会稽又浮海南下交州避战乱者。东海郯人王朗，除菑丘长，又任会稽太守，为孙策所败，“浮海至东冶”，后又“自曲阿展转江海”，终于归魏（《三国志·魏书·王朗传》）。《后汉书·桓荣传》及《袁安传》记述桓晔、袁忠等人避居会稽，又浮海往交阯事。《三国志·蜀书·许靖传》记载，曾追随王朗的许靖与袁沛、邓子孝等“浮涉沧海，南至交州”，一路“经历东瓯、闽、越之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漂薄风波，绝粮茹草，饥殍荐臻，死者大半”。这一航线于孙吴经营东南之后，航运条件有所改善。然而仍有吴末帝孙皓建衡元年（269）遣监军李勖“从建安海道”“就合浦击交阯”，“李勖以建安道不通利，杀导将冯斐，引军还”事（《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三国吴建安郡属地，即今福建大部地区。
北方政权海上部队与孙吴争夺制海权的最有力的军事行动，是吴景帝永安七年（264）“魏将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句章，略长吏赀财及男女二百余口”（《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