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只有当一个小男孩愿意读书的时候，书籍才是有益的。有时候他迟迟不愿读书。你把你的孩子送到老师那里，然而教他的却是一群学生；你把他送到拉丁文班级，然而他所受到的教育大多来自于他在上学的路上看到的橱窗；你喜欢学校有严格的纪律，孩子们每学期学习的时间越长越好，然而他却在自己的旁门左道中发现了最好的向导，而且他拒绝了除自己选择之外的所有伙伴。他讨厌语法和格律辞典，他喜欢枪、渔竿、马和船。哦，这男孩是对的，如果你的理论漏掉了他的体育训练的话，你就不配指导他成长。箭术、板球、枪、渔竿、马和船都是让学生放松的教学工具，同样还有跳舞、打扮和街上的闲聊也是如此。只要这个男孩有天分，高贵、活泼开朗，这一切对他的帮助决不会亚于书本。他学会了下棋、玩牌、跳舞和演戏。与此同时，父亲注意到另一个男孩学会了代数学和几何学。但是第一个男孩掌握了比这些无聊的游戏多得多的知识。一连几周他迷恋于桥牌和象棋，然而现在，如你所愿地发现：他在走出长期沉湎的游戏之后，他发觉自己空虚而落寞，他会鄙视自己的所作所为。从此之后，这种感觉还会发生在其他事情上，并在他的经验里产生应有的影响。这些微不足道的技巧和成就，比如说跳舞，是进入人类这座戏院中最雅致的包厢的门票，掌握了它们就能使年轻人有能力对许多事情作出明智的判断，不然的话，他就只能迂腐地斜视着一切。兰道说，“我糟糕的舞姿让我窘迫不已，它们让我承受的罪远远多于我生命中的不幸和痛苦。”只要这个男孩可以被教化（因为我们并不想从朽木中雕出一尊雕像），那么足球、板球、射箭、游泳、滑冰、爬山、击剑、骑马等等，都是培养他的技巧的课程，是他要学习的最主要的课程——尤其是骑马，舍伯里勋爵赫伯特说，“一个优秀的骑手跨上一匹健壮的骏马，就好像达到了这个世界为他和他人所打造的极限。”而且，对于所有使用它们的人而言，枪、渔竿、船、马可以造就秘密的共济会会员。他们似乎从属于同一个俱乐部。
这些艺术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对于年轻人而言，它们最主要的用途既不是娱乐，也不是嫉妒闹心的诱因，而是要让人们了解它们是什么。我们都十分迷信。每一种人都把目光盯在自己所不具有的优势上：文质彬彬的人崇拜原始的力量，平民百姓盯着出身和教养。大学教育的一个好处是它让学生明白了这种教育的作用并不大。我认识一个居住在某个重要城市的重要人物，他一心想要上大学，却未能如愿以偿，于是他始终觉得自己与上过大学的亲兄弟难以平起平坐，尽管他轻易就可以超越众多的专业人员，却永远不能消除自己心中的缺憾。对于穷孩子而言，保龄球、骑马、酒会和台球是美好而浪漫的东西，其实它们并非如此。如果可能的话，让他们也享受一番，自由自在地玩上一两次，那么他的醒悟就会比为此而付出的代价多出十倍的价值。
我并不是十分提倡旅行，我注意到有些人因为在本国的境遇不佳而跑到其他国家去，后来他们又返回自己的国家，因为他们在一个新的地方也同样不被重视。从很大的程度上说，只有无足轻重的人才会去旅行。你是谁，怎么会没有工作让你待在家里呢？有人引用过我的话，说我对旅行吹毛求疵，可我的意思是要公正地对待它。我认为，我们的人民有着一种不安的情绪，这说明我们缺乏个性。所有受过教育的美国人，或迟或早都会去欧洲——正如这个国家病态的陋习可能暗示的一样，也许因为那里是他们心灵的家园。一位杰出的女校教师说，“对女孩的教育理念是让她们具备前往欧洲的资格。”我们是不是从来都不能把欧洲这条绦虫从同胞的头脑中驱逐出去？人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必然的命运，在家里不称职的人，出了国也不会称职，你只是去那里把自己的微不足道湮入更广大的人群中。你不会认为你在那里会发现一些在家里看不到的东西么？所有国家的本质都是一样的。你是否以为，某个国家的人不用奶锅煮牛奶，不用襁褓包裹婴儿，不用树枝烧火，不用烤架烤鱼么？在一个地方是真理的东西，在其他所有的地方也都同样是真理。去你想去的地方吧，你只会发现如此之多的美与价值不就是你随身携带的美与价值。
当然，对于一些人而言，旅行可能是有用的。博物学家、发现者、水手是天生的。一些人生来就是信使、交易员、使节、传教士、急件传递员，就像别人生来就是农民和工人一样。如果一个人生性轻浮而热爱社交，大自然就会为旅行创造一种有腿有翼的生物，我们必须遵从她的暗示，不断地为他提供那种给予他以价值的教育，也不断地为他提供那种给予他以流通性质的教育。但是我们不能学究气十足，应该让旅行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在这个国家里，如果一个在农场长大的小男孩从来没有离开过农场，人们会说他“运气不好”，而这种情况下的男孩或成人甚至认为在铁路上工作，或者在城市里干苦工都是一种机遇。从前，佛蒙特州和康涅狄格州里贫穷的乡下男孩把他们的知识归功于他们到南方各州沿街叫卖。现在，加利福尼亚和太平洋沿岸地区取代了旧时的弗吉尼亚，成为这一类人的大学。
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去碰碰‘运气’”。而“了解世界”这句话，或者说去旅行，与人们心目中的优势和优越的概念是同义的。毫无疑问，对于一个有理智的人来说，旅行提供了许多优势。他掌握了如此之多的语言，他拥有了如此之多的朋友，他具有了如此之多的技巧和手艺，那么，他作为一个人，力量就会增加如此之多。外国是一个参照物，他可以根据它来判断自己的国家。旅行的一个作用是介绍本国的书籍和作品（我们去欧洲就是为了美国化），而另一个作用是寻找人。因为，就像大自然把水果散布到不同纬度，每一纬度上都有一种新水果，同样的，她把智慧和美德寄托在相隔遥远的人身上。因此，每个人都想求教于同时代人中的六七个人，经常发生的事情是他们中的一两个人居住在地球的另一边。
此外，每一种性格中都有一定的至点，那时候，星星在我们内心的苍穹里静止不动，我们需要某些外力、某些转移和替换来防止委靡不振。而且，作为一种医学疗法，旅行似乎是最好的一种。如同一个人注意到用乙醚治疗间歇性疼痛的神奇效果，考虑着伤痛、癌症、破伤风的紧急情况时，他会对杰克逊医生仁慈的发现感到欣喜。与此相同，一个人看着巴黎、那不勒斯、伦敦时，他会高兴地说，“如果我被赶出家门，那么至少在这里，我的思想会由于最慷慨的娱乐和消遣而得到慰藉，而这种娱乐和消遣是由人类世世代代发明、积累而来的。”与出国旅行的好处相似的是，铁路的美学价值在于把城市和乡村的优势相联结，这两点我们都缺一不可。一个人应该居住在一个大城市或者大城市的附近，这是因为，无论他的天赋怎样，这种天赋将排斥一些令人愉快而有价值的才能，其数量不亚于它的吸收。在城市里，居民们的总的吸引力或迟或早地必将战胜每一次的排斥力，并且终有一天会把最难以置信的隐士拖入城墙。在城里，他可以找到游泳池、体育馆、舞蹈教练、射击场、歌剧院、戏剧院和形形色色的景象，他可以看到药店、自然历史博物馆、美术馆和轮流上台演讲的爱国演说家，他也可以发现外国旅行者、图书馆和他自己的俱乐部。在乡下，他会享受幽静和阅读，以及适合男子汉的劳动、俭朴的生活和古朴的风情，他可以去荒野打猎，去山上研究地质，致力于研究小树林。奥布里写道，“我曾经听托马斯·霍布斯说，德比郡德文伯爵的家里有一座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伯爵在图书馆里摆满了他认为值得购买的书。但是缺乏良好的交流是个极大的不便，尽管他认为可以像其他人一样梳理自己的思想，但他却发现了一个大缺陷。在乡下，长期缺乏良好的交流会使一个人的理解力和创造力像果园的栅栏一样覆满青苔。”城市给予我们冲突。据说，伦敦和纽约可以使人不再胡说八道。我们大部分的教育是为了培养同情心和社交能力，那些由博学而有教养的人抚养长大的少男少女，他们的举止中显示了难以估量的高雅。富勒说，“拿骚伯爵威廉每一次脱帽都可以从西班牙国王那里得到一个子民。”除非整个社会都是如此温文尔雅，你绝不能得到一个有教养的人。他们是相互支撑着以达到某种高度，尤其是妇女——一沙龙又一沙龙的妇女，她们聪明、举止高雅、学识渊博，她们习惯于悠闲和高雅，习惯于壮观的场面、绘画、雕刻、诗歌，习惯于考究的社会——社会需要一大堆高雅的女士，这样你才能见到一位斯塔尔夫人。商会成员、重要的律师和重要的政客每天都要接触一群群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各部门的商人也是如此，人们几乎不可能向一个敏悟的人指点一种更为彻底的修养。除此之外，我们必须记住一百万人所具有的极大的社会可能性。今天，伦敦提供的用以激发人们想象的最佳诱惑是：在诸多的人和条件之下，一个人可以相信具有浪漫性格的人有存在的空间，诗人、神秘主义者和英雄有希望在那里遇到自己的同行。
我希望城市可以在文雅的举止上教出它们最好的课程。自命不凡是美国青年尤为突出的毛病，饱经世故之人决不会自命不凡，这是他们的标志。他不发表演讲，他保持低调，避免一切的吹嘘夸耀。他是无名之辈，衣着朴素，决不许诺，多干实事，不说废话，紧抱着事实。他用最卑下的名字来称呼他的职业，缴下了邪恶的舌头下最锋利的武器。他的谈话密切联系着天气和新闻，他允许自己在惊奇中陷入沉思，开启自己的学识和哲学。某些伟人隐姓埋名的逸事——比如说一位国王微服出访——激起怎样的浮想联翩啊！就像拿破仑佯装成平民百姓，出现在金碧辉煌的宫廷早朝上；就像彭斯、司各特、贝多芬、威灵顿或者歌德，抑或任何一位具有超验力量的人物，都曾不被世人放在眼里。伊巴密浓达“从不说什么话，而永远在聆听”。歌德和陌生人交往时，喜欢用平淡无奇的表达谈论一些琐屑的话题，他的衣服比平常更差而不是更好，他看起来比平时更有点儿反复无常。
旧的帽子和宽松的大衣有着它们的好处，我听说，在这个国家，人们对高级绒面呢表示出某种敬意，但是穿上此面料的衣服却让人稍感压抑，人们并不愿意接受这种压抑。然而宽松的大衣有如美酒，它开启了舌头，人们可以畅所欲言。正如一位古时的诗人所说的：去远行，去节省因为你发现这一点是确定的你愈是显得贫穷、卑贱你愈会透悉漠漠的沉寂——博蒙特和弗莱彻《被驯服的驯兽者》还有米尔恩斯在《贱民歌谣》中写下的大意相同的句子：对我来说，人只是人他们不和我戴面具奇怪的是，我们的人民的头脑里并没有进水，而是进了气。一个尖刻的外国人这样评价美国人，“不管他们说什么，他们都有一点儿发表演说的气派。”然而，据载，盎格鲁·撒克逊人有别于其他民族的一个特征就是贯于自轻自贬。确实，在古老而人口密集的国家里，在一百万件精致的外套中，有件漂亮的外衣并不显眼，但你却会发现一个滑稽丑角。在一个英国党派里，一个人没有优雅的礼仪和出众的相貌，他的脸像红色面团，却会出人意料地表现出他的智慧、学识，你会在他一长串的话题中发现他与世界名人的私交，弄得你以为自己碰上了某个杰出人物。这是不是美国的森林为一些即将灭绝的古虔诚主义的野蛮杂草——对红色羽毛、珠子、浮华之物的热爱——注入了新的生机？意大利人喜爱红色的衣服、孔雀的羽饰和刺绣。我记得在巴勒城一个阴雨绵绵的早晨，街道上闪耀着鲜红色的雨伞。英国人具有质朴的品位，贵族的马车装配是简朴的，绚丽的装束是这个城市新兴的和笨拙的富翁的象征。皮特先生和皮姆先生一样，认为“先生”的称呼胜过了欧洲任何一个国王。他们为坐在破旧、简陋、灰暗的议政厅里——在这里，下院的议员面对着炉火而坐——统治世界而备感自豪。
当我们希望城市成为发现精粹的中心时，城市却以夸大的琐事来贬低我们。乡下人发现城市就是一个小饭馆、一个理发店时，他看不到地平线、群山和平原那壮丽的轮廓，他不再清醒，不再崇高。他来到一群唯唯诺诺、油嘴滑舌的人中间，他们只是为了炫耀、为了屈从于公众舆论而生存。生活已经沦落为充满了可悲的担忧和灾难的骚乱。你说神灵应该尊重与他们目的一致的生命，可是在城市里，他们却把你出卖给微不足道的烦恼编织成的云朵：当神灵同侏儒角力时神灵将会处于危险的境地我们这些繁殖再繁殖的侏儒今天轮到我们了，我们主宰天地主神朱庇特把地球交到侏儒们，侏儒们的掌心
——贝朗瑞什么东西比喧闹、尖叫、哀叹的人更令人厌恶呢？这些人的风向标总是指向东方，他们的生存就是为了吃饭，他们请医生，他们骄纵自己，他们在取暖器上烘脚，他们耍阴谋骗取一把衬垫椅，坐在背风的角落里。如果放任他们数说自己这疾病那病痛，那么太阳下山时，他们的故事也不会结束。让这些无聊的人把我们带出对琐碎的舒适感的厌倦吧。对于一个工作的人来说，霜只是一种颜色，而对于风和雨，当他一头扎进其中时，他就会忘却它们。让我们学会过粗陋的生活，穿着朴素，躺在硬邦邦的床上，尽可能地不去支配。这种习惯有着难以估量的效果，我们不会被强迫去细细咀嚼以节制食欲。强调某种特殊的饮食是一种迷信，所有的东西归根结底都是由同样的化学原子构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