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隐若现的征兆在空中留下一抹淡痕
唯有那孤独的吟游诗人方能洞悉
鸟儿的双翅扑棱着未知的祸福
悦耳的吟唱唤醒了人们的迷梦
一则撩人，一则警人
诗人自嘲能力再好
亦无须学做书吏或信使
以庞杂的文字镌写生命的昭示
在他心中，一旦斗转参横
便可知晓柔美的黄昏暮色
因为凡事皆有征兆
二者的联姻天衣无缝
或者说，守盼预兆的先知
也是造物者缔就的天才
——命运
几年前的一个冬天，我们的一些城市正热衷于探讨时代的理论。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有四五位著名人物就时代精神向波士顿和纽约的公民进行演说。凑巧同一时期，在伦敦发行的一些有名气的小册子和刊物上，时代精神这一主题占据了显著的版面。但是，对我而言，这一关乎时代的问题却转化成有关生活准则的现实问题。我该如何生活？我们无力解决时代的问题。我们的几何学无法测知流行思潮的巨大轨道，无法目睹它们的归真返璞，无法协调它们之间的针锋相对。我们只能遵循自身的价值取向。倘若我们非得秉承一种无法抗拒的意旨，那么我们最好细心揣度，认真选择自己的道路。
当我们为实现自己的愿望而迈出第一步时，便遭逢不可逾越的局限性。我们豪情满怀想要改变人类，然而经历了多次尝试之后，我们才意识到必须早些着手——从学校开始。但孩子们却桀骜不驯，令我们难以将他们培养成才。于是我们断言他们是朽木不可雕也，我们还须更早些对他们加以改造——从生育期开始。这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命运的存在，或者说这个世界存在着一些准则。
可是，若真的有不可抗拒的意旨，这一意旨必定了解它本身。倘使我们必须接受命运，我们就不得不肯定自由、个人的重要、责任的神圣以及个性的伟力。这一点是完全没错的，而与之对立的另外一点也同样错不了。然而我们的几何学无法测量出这些极端之间的差距，也难以对它们加以调和。怎么办呢？如果我们坦诚地接受这两种思想，正如抚琴，如果你愿意，你可以重击每一根琴弦，最终就能体会到它的力度。同样的，如果我们遵从了另外的思想，我们就能领会到它们的力度。于是，我们便有某种理由寄希望于将这些思想加以调和折中。虽然我们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不过我们确信必然与自由并不矛盾，个人与社会唇齿相依，我的意愿与时代精神相得益彰。时代之谜对于不同的人而言有着不同的答案。假使一个人想要研究他所处的时代，他就必须采取这种方法，即轮流地剖析每一个隶属于人类生命体系的重要话题，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经验所认可的一切，不偏不倚地看待其他与之相连的种种事实，这样便可以找出真正的局限性。对任何一方过分的强调都应予以纠正，从而做出不失偏颇的均衡。
还是让我们坦诚地说明事实吧。我们美国素有一个不好的名声——肤浅。伟大的人物，伟大的国度，从来都不会夸夸其谈，也不会插科打诨，而是感悟人生的窘境，勇敢地去直面这一切危险。斯巴达人深受宗教的浸淫，宗教的庄严让他们义无反顾，视死如归。土耳其人深信，当他们来到这个世上的那一刻，他们的命运就已经铸写在铁叶上。为此，他们意志坚定，在敌人的骑兵群中冲锋陷阵。土耳其人、阿拉伯人、波斯人，他们都接受预先安排的命运。
两天里，你最好不要逃离你的坟墓一天是命中注定，一天是未知之数第一天，医生也好，药石也罢，皆回天乏术第二天，宇宙不会灭绝人类的希望生活在命运之轮碾压下的印度教徒也同样刚强。我们上一代的加尔文派教徒多少有着相似的尊严，他们深感宇宙的重担使得他们无法挣脱自身的处境。他们应该怎样呢？智者发觉有一些东西单靠人们的言语和选票是无法赶走的，它们就像是一条缰绳或者是一条皮带那样束缚住了这个世界。
命运，宇宙的主宰
统治世间芸芸众生
它的力量由上苍见证
如此强大，以至世人俯首帖耳
无论事情正确与否
终有一日物极必反
倾颓不在千年之后
只在我们的一念之间
战与和，憎与爱
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乔叟《骑士的故事》
希腊悲剧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命中注定的总要发生，人类永远无法逾越主神朱庇特广袤博大的思想。”野蛮人执迷于某一部落或城镇当地的神灵。耶稣广博的基督道德传入此地，很快就会变成狭隘的乡村神学，宣扬上帝的遴选或偏爱。并且，常常出现一位和蔼可亲的牧师，就像乔·斯蒂林，还有罗伯特·亨廷顿一样，对上帝的小小恩赐深信不疑。无论何时，只要一个好人需要一顿午餐，上帝就会让他敲响好人家的门，并留下半块美元。可是大自然不是多愁善感的人，她既不会溺爱我们，也不会纵容我们。我们必须清晰地看到，这个世界是残暴而乖戾的，它将会毫不在意地溺毙一个男子或一个女子，就像吞入一粒尘埃一样吞噬你的生命之舟。寒冷已侵蚀人类，它会刺痛你的血液，麻木你的双脚，把你冻得像一个冻僵的苹果。疾病、暴风雨、命运、地球引力、闪电，决不会尊重任何人。上帝的手段也颇为粗暴。蛇和蜘蛛的日常习性，老虎和其他嗜血如命的扑跳动物之间的相互撕咬，蟒蛇缠紧猎物，致使其猎物筋骨断裂的噼啪脆响——这一切就存在这个世界的系统中，而我们的生活习惯并无异于这一切。你刚享受过一顿午餐，但是不管人们如何小心谨慎而又优雅得体地把屠场隐蔽在几公里之外，用餐者和屠杀者仍是同谋——一个穷奢极欲的种类——一个以牺牲其他物种来求得自身生存的物种。我们的星球很容易受到彗星撞击和其他星球的异常运转的影响，地震、火山、气候变化、分点岁差，这些都足以摧毁地球。林地的垦伐造成了河流干涸，大洋的海床发生变化，无数的乡镇和郡县被埋入海底。在里斯本，地震杀人如同我们拍杀蚊蝇一样。三年前那不勒斯的一场地震，致使一万人在短短几分钟内被压扁。海上的坏血病，西非、卡宴、巴拿马、新奥尔良的恶劣气候，如利剑般大肆诛戮人类。我们的西部平原在热病和疟疾的淫威下战栗。霍乱、天花对于一些部落而言，就如霜冻之于蟋蟀，完全可以算是致命的疾病——夏日里聒噪的蟋蟀由于一夜之间的气温陡降而寂静。即便我们不去揭示那些与我们自身无关的危害，不去计算蚕蛾身上寄生虫的种类有多少，不去研究肠道寄生虫，不去了解纤毛类菌，不去探索它们究竟繁衍了多少代——仅仅是鲨鱼的外表、海狼上下颚中锋利的牙齿、逆戟鲸的利器，以及海中潜伏的其他好斗者，就足以暗示大自然内部的凶险。让我们不要否定这一点吧！
通往上帝的道路坎坷不平，崎岖难行，始终充满着变数。试图粉饰它那庞杂的手段，或是用神学院学生的干净衬衣和白色领结来装扮这位伟大的施恩者都是没用的。
你是否想说，这些威胁人类的灾难只是个例外，人们无须每日庸人自扰。确实如此。但是，凡事一旦发生了第一次，就有可能发生第二次。既然我们躲避不了这些打击，那么，我们就必须敬畏它们。
然而，比起每日在我们生活中悄悄地作用于我们的力量，这些打击的破坏性又算得了什么。命运是目的对手段的一种牺牲——组织集权凌驾于个性之上。供展览的野生动物，或者是脊椎的形状和力量，是一部命运之作。无论是鸟的喙还是蛇的头骨，都专横地决定了它们的极限性。与此相同的还有物种和气质的等级、性别、气候以及天才的反作用——束缚了人在某一方面的活力。每一种精神都建起了自己的房屋，但随后房屋却囚锢了精神。
再迟钝的人也能够读懂一个人粗犷的轮廓：出租车司机是现代的颅相学者，他盯着你的脸庞，揣度自己是否会得到一先令的小费。
眉毛凸起是一种标志，大腹便便是另一种预示。一个斜视、一个狮子鼻、一簇簇的头发、表皮的色泽，都会反映一个人的性格。人们似乎裹在坚硬的组织系统之中。你可以去问问颅相学家施普茨海姆，问问医生们，问问近代统计学之父凯特勒，性格是不是不能决定任何事情，或者说一些事情不能由性格决定。读一读医书里有关四种性格的描述吧，你会意识到你是在读一些自己还没有说出的思想。找找黑眼睛和蓝眼睛在人群里分别扮演的不同角色。一个人怎样才能摆脱其祖先，或是从他的血管中抽出源于父母生命的殷殷鲜血？一个家族里时常出现这么一种现象，似乎是把祖先们的所有素质装入几个不同的罐子——家里的每一个男孩、女孩都分享到了一些显著的素质，但是有时候，纯真的气质、坦荡的品性或是家里的某种恶习，则会遗传给某个个体，而其他的子女则相应的没有那么明显。有时，我们发觉我们的朋友表情上的某种变化，就会说，他有点儿像他的父亲或者他的母亲，有的时候又会说他长得像某个远亲。在不同的时间段，一个人会体现出他多位祖辈的不同特点，似乎每个人的皮肤上滚动着七八个人——至少是七八个祖先，而他们就像是不同的音符，共同构成了他的生命新乐章。你可以在街道的角落里，从每一个行人脸部的角度、整体的气色、眼眶的深度来观察每一个行人的可能性。
是他的父母决定了这一切？而事实上，一个人的可能性是由其母亲决定的。你可以质疑一台纺织亚麻粗布的织布机，为什么它不织一件开司米，就像希望一位工程师写出诗歌，一位打工者取得化学发现。
你可以要求在沟渠中的挖土工人解释一下牛顿定律——一百年来，从父辈到子辈，过劳和赤贫使他的大脑中健康的器官早已萎缩。当一个人走出母亲的子宫时，天赋的大门在他身后随之关闭。让他珍视自己的手和脚吧。他有且只有一双手，一双脚。同样的，他有且只有一个未来。这一切在他的脑叶里早已注定，并表现在他那稚嫩而胖乎乎的脸庞，狭小而凹陷的眼睛和蹲伏的姿势上。世界上所有的特权和法规都不能干涉或帮助他成为一个诗人或一个王子。
耶稣说：“当一个男人盯着一个女人时，他就已经犯了通奸罪。”其实早在他看到这个女人之前，他就已经是个通奸者了。因为在他的性格中有过多的动物性和思想的缺陷。无论谁在街上碰到这个男人，还是这个女人，都会觉得他们成熟得足以成为对方的牺牲品。
在某些人身上，消化力和性欲完全地攫取了生命力。这些方面的机能越强，它们的个体就越虚弱。这就类似于雄蜂消亡越多，蜂巢就越兴旺。如果后来他们生育出某个出类拔萃的个体，又有足够的力量为这个生灵指明一个新的目标，并且为他提供一套完整的装备来实现这个目标，那么，大伙儿就会乐意忘掉他们所有的祖先。大多数的男人和女人无非又是一对男女而已。一个人的头脑中经常会产生一个新细胞，或者开启一间暗室，以便得到一种建筑师的技能，一丝音乐的灵感，一份语言学的才华，一些对花卉、化学、色素或是已经迷失的爱好或天分，一双擅长绘画的手，一双翩翩起舞的腿，以及一副适于长途旅行的健壮的体魄——这些能力决不会改变一个人在自然标尺上的等级，却能帮助人们消磨时光，尽管他们感到岁月仍是一如既往地流逝。最终，这些暗示和趋势维系在一个人身上，或者是一次更迭里。每一个都吸收了如此之多的食物和能量，它本身就会成为一个新的中心。新的才能是如此迅速地抽走了生命的活力，以至于不再为动物性功能保留足够的精气，甚至不能维持健康。这样，如果他们的第二代中产生相似的天才，他的健康状况会明显地恶化，生殖能力也会受损。
人类与生俱来就带有精神或物质的偏见——同母异父的兄弟有着迥然不同的命运。我想，如果采用高倍放大镜，现代光谱分析之父弗劳恩霍夫先生或显微镜的研究者卡朋特博士也许会在胚胎期的第四天区分出：这一个是辉格党党员，而那一个则是自由土地党党员。
撬动命运的大山是一次诗意化的尝试，人类对种族独裁与自由意志的调和，使得印度人感慨万千：“命运仅仅是前世的修为。”在德国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谢林大胆的言辞中，我发现了东西方观点在极端上的巧合，“每个人身上都饱含着某种情愫，他生生世世都是如此，决不是现世才变成这样”。说得通俗一些，就是每个人的历史都是对他的现状的记录，而且，他知道自己是现世生活的参与者。
我们的政治大都与生理学有关。经常会有一个富翁在他年轻力壮的时候，接受了最广泛的自由主义信仰。在英格兰，总有一些社会关系广泛的富人在其年轻力壮的时候，站在进步的一边；一旦步入风烛残年，他便会中断前进的游戏，召唤自己的部下，变为保守分子。这种保守是由人性的弱点造成的。他们因为地位或本性而变得羸弱，由于父母的溺爱天生便瘸腿和盲目，只能像病人一样处于防御状态。但是强悍的天性、边远蛮荒地区的人们、新罕布什尔郡的巨人们、拿破仑们、伯克们、布鲁厄姆们、韦伯斯特们、科苏特们是势不可挡的爱国者，直到他们的生命陷入低潮，他们的缺点和痛风、瘫痪和金钱击倒了他们。
最强烈的思想体现在大众和民族之中，体现在最健康和最强壮的人之中。也许选举是依据重量来运作，如果你可以把小镇里的辉格党和民主党的上百个成员一一过磅，用迪尔伯恩弹簧秤称一称他们的总重量，你就可以准确地预知哪一个党派会赢得选举。总的来说，决定选票的最快的办法就是把市政委员、市长、市参议员放到干草磅秤上去称一称。
在科学上，我们必须考虑到两件事：力量和环境。根据人类持续不断的探索，我们知道鸡蛋是另一种的囊泡——即使在五百年后出现一台更先进的观测仪器，或者一种更精密的显微镜，也会在最后观察到的鸡蛋里发现另一个。在蔬菜和动物的结构组织里，情况都是如此相似！一切的原始力量或痉挛发挥的所有作用只是囊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