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0年的春天，在郭宝钧带领下，新中国对殷墟的首次科学发掘开始了。他们在挖出司母戊大鼎的武官村北发掘了一座大墓，即武官大墓。该墓墓室南北长14米、东西宽12米，墓口至墓底腰坑深8.4米，有南北两出墓道，长都在15米以上，平面呈“中”字形。墓室用椁，从四壁印痕可以看出，椁底用30根圆木铺垫，椁的四面由九层原木井字形交叉相叠而成，椁顶也用原木铺就，外设夯土二层台。武官大墓早年被盗掘、焚毁，发掘者仅得鼎、簋、爵、彝、卣、刀、戈、镞等青铜器和玉佩饰、石器。石器中的磬是我国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大型乐器之一，它正面刻有虎形装饰，悬挂轻轻敲击，可发出清扬的乐音。腰坑殉一执戈奴隶，东西二层台上布满人殉坑，排列有序，共计殉人骨41具。墓室上部填土中还发现人头骨84个。另外，南墓道埋殉1人、1犬、12马，北墓道也有2人、4犬、16马。总计为武官大墓殉葬的有79人，这些殉人根据埋葬部位及出土时的情况，可判断为墓主人的生前侍从、姬妾及奴隶等。
在1976年于小屯村北发掘的妇好墓是殷墟考古的一项重要收获。妇好墓为长方形，无墓道，墓口长5.6米，宽4米，深7.5米，规模不算大，但未经盗掘，墓内随葬物保存完整，计出殉人16具，狗6只，葬品总数达1928件，其中有青铜器468件（青铜礼器200余件，兵器130余件），玉器755件，石器63件，宝石器47件，象牙器3件，陶器、蚌器数十件，另有海贝6820多个，仅青铜器的总重量就达1600多公斤。各类器物的造型、雕琢都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因此，妇好墓被认为是3000年前的艺术宝库。由于铜器铭文中有“妇好”、“司母辛”等字样，结合甲骨文中的记载，学者们认为该墓墓主妇好就是商王武丁的64个配偶之一，在甲骨文中，曾有她率兵出征的记录，这与妇好墓出土有大量兵器相印证。
以前史语所在殷墟发掘中曾发现一批排列有序的小墓丛，墓坑长方形竖穴，极少随葬品，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1950年-1976年，考古工作者又先后在武官大墓附近发现了200多座这样的葬坑，坑长2米，宽1米，深2米左右，同一排中坑距在0.3米-0.5米之间，多南北向，每坑埋无头遗骨8-10具，经鉴定，多为男性青壮年。东西向坑3排，死者多为成年女性或儿童，全身躯俯。这些人骨架不是被砍头，就是被肢解、腰斩，有的被活埋，其挣扎之状历历在目。葬坑在殷王陵区内，从其分布排列情况来看，它们不可能专属于某一大墓，应是王陵区的公共祭祀场。目前还不能确知在这个祭祀场里究竟杀埋了多少奴隶，现已揭露的5000多平方米范围内的200余个祭祀坑就已清理出人牲1330具。1976年清理的191个坑可分为各不相同的22组，每一组就是一次祭祀活动的产物，也就是说，商王在这里至少举行了22次祭祀活动。另外，1959年在后岗发掘的一圆形祭祀坑，内有人头及无头骨架70多个。1971年大司空村的一座椭圆形祭祀坑内，清理出人头31个，躯架26具，小屯村南、村北，苗圃北地等都有人牲的零星发现。
1936年在小屯附近发现35个车马坑，5个车马坑大致呈“品”字形布局，每坑埋1车、3人，其中有3坑各埋马2匹，两坑各埋马4匹，车马饰件保存完好，成为日后复原的基本材料。这5个车马坑可能是按当时的军事布局排列的，是研究商代战车制度的重要实证。而一车三人，正合商周“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的兵车之法。1953年-1987年，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大司空村、孝民屯、郭家庄等处又发现了多座车马坑，基本弄清了殷代车的形制。车为两轮独辕，辕长2.56米-2.92米，两轮间距为2.23米-2.4米，轴长3.09米，轮有车辐18根，木箱作长方形，后边有缺口，可供上下之用，有的车箱底部有装铜镞的矢。
而且，在小屯村及附近，历年发掘清理的地面夯土建筑基址有50多座，基址平面有长方形、正方形、凸形、凹形、条形和圆墩形等，建筑面积在40平方米-1200平方米不等。它们分别属于甲、乙、丙三组，排列整齐。基址内除发现夯土、柱洞、柱础石外，还发现排水用的陶质水管、测量水平用的水沟和举行奠基仪式时埋葬的人骨架。1989年，又在乙组宫殿基址的东南发现了一座大型宫殿基址，该基址呈凹字形，由南、北两排并列的房基和西面与之相连接的房基组成，占地5000平方米，可以想象见它当时的宏伟气势。
3神奇的工艺技术
从殷墟出土材料中，值得注意的还有那墓内随葬器物的组合，这些器物都是从不同的墓中出土。大中型墓多有觚、爵、等酒器随葬，小型墓也有少量的陶质酒器，这说明用酒器随葬已成为一种风尚。史载商代后期社会饮酒成风，酗酒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人们向往在地下仍能像生前那样豪饮，因此以酒具伴随左右。
商代已是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有着极为高超的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据不完全统计，殷墟出土的青铜器有5000多件，器类有鼎、簋、方、彝、尊、觥、壶、瓿、卣、缶、、觯、觚、爵、盂、盘、罐及锛、凿、刀、铲等几十种，可分为食器、酒器、水器、工具等类。它们造型奇特生动，纹饰华美，气魄宏伟，表现出精湛的铸造技术。武官村出土的司母戊大鼎，通耳高1.33米，横长1.10米，宽0.78米，重达875公斤。制作这样一件器物，要采用分铸法，先铸鼎耳，然后将耳与鼎身铸接在一起。鼎身四面每面要用两块范来铸，器底用范4块，四条腿每条用范2块，铸成这件大鼎共用范20块。殷墟出土的熔铜坩锅，类似倒置的将军盔，其口部直径约83厘米，一次可熔铜12.5公斤，要浇铸出司母戊大鼎这样的杰作，至少需要200人的通力配合，若加上制模、雕花、打磨等工序，其用工量就更为可观了。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的定量分析结果表明，该器是用铜、锡和铅三种元素的合金铸成，三种金属元素所占比例是：铜84.77%、锡11.64%、铅2.79%,正合《周礼·考工记》记载的“钟鼎之齐（剂）”。这种青铜配剂法是商代工匠长期铸造经验的总结。商代青铜器上的纹饰也多种多样，有几何形、动物形，表现人事活动的图案，有平雕、浮雕、浅浮雕等多种手法，刻画细腻生动，情趣盎然。
殷墟遗址和墓葬中除了有大量青铜器出土外，还有精美的玉器、石器、象牙器相伴出土。就妇好墓所出的755件玉器来说，它们可分为：礼器；琮、圭、璧、环、璜、璇玑、簋、盘等；仪仗器：矛、戈、刀等；工具及生活用具：斧、凿、锛、锯、铲、镰、纺轮、杵臼、耳勺、匕、梳等；装饰品：簪、镯、串珠、玉人、龙凤、怪兽及各种动物。妇好墓出的玉雕动物达27种，大多为现实生活中常见的飞禽走兽，匠人们运用线雕、浮雕和圆雕等不同手法，形象表现了各种动物的姿态，线条流畅，栩栩如生；玉龙雕刻，昂首张口，作腾空而起之势；玉凤短翅长尾，飘然欲飞。十多件玉雕人像，呈跽坐姿势，就像日本人坐在榻榻米上。这些人像，浓眉大眼，高高的颧骨，有的戴冠，有的盘发，有的着装整齐，长袍边上绣几何形图案，有的赤身裸体，再现了3000年前形态各异的中国人。这批玉器不仅造型多样，品种齐全，其出土时的湿润晶莹、光泽鲜明，说明商代后期琢雕玉器的工艺和抛光技术都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当时很可能已出现利用轮子来带动蘸着研磨砂的圆形工具对玉料进行琢制的工艺了。
石器的琢制也是匠心独特，与玉器相映成趣。礼器有罐、豆、壶、瓿、盂、觯等，乐器有石磬，工具铲、杵等都具有实用的价值。用于建筑物上的大型石雕动物，如熊、虎、猫头鹰等，背上都有一个深槽，以便嵌入墙上的突起部位。
象牙器的数量虽不多，但制作精美，丝毫不逊于玉器，且更显得富贵华美。其中，妇好墓出土一对用象牙根部雕刻的杯就是不可多得的古代瑰宝。杯口外撇，唇薄如蛋壳，形体类似酒器觚，腰身有把手，把手中部外侧刻一兽面和兽头，杯的通体雕满精细花纹，分组排列，各组纹饰之间用绿松石镶嵌的细线隔开。另一件带流虎杯，除全身饰满花纹外，在把手的下端还雕出一立体的老虎，虎头朝上，臀部突起，尾上卷，四肢前屈，像正在行走，使整个牙杯充满了活力。殷墟制骨作坊遗址曾发现小型青铜刀、锯、钻和粗、细砂岩砺石等制骨工具，用这些工具同样能对质地坚硬的象牙进行裁、剖、削、磨等整治加工，充分发挥青铜工具锋利、坚韧的优点。但对牙料进行更加细密的加工，雕刻出与铜器、玉器媲美的器型、花纹，且线条卷曲自如，刻度深浅适宜，成为别具风格的艺术作品，仍不是件容易的事。远古精湛的工艺技术是怎样产生的，精美的工艺制品和青铜器是如何产生的，一直是个不解之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