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研制“两弹一星” ——增强国防科技实力的“三步曲”
一、超级大国的核讹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曾几次受到美苏企图使用核武器的实际威胁。正是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下“逼”出了中国的“两弹一星”。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中朝军队在装备甚为劣势的条件下，痛击侵略军，取得节节胜利。美国的当权者为了挽回败局，多次企图对我国使用原子弹。当时美国美联社等媒体披露这一情况：“杜鲁门总统正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来对付中国共产党人，如果有必要这样做的话”。后因美国不得不顾忌苏联的力量而不得不放弃。1953年3月，刚刚入主白宫的前盟军司令艾森豪威尔又扬言要在朝鲜战争中使用核武器。5月19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防部长威尔威提出了作战方案：使用原子弹挫败中共的“人海战术”，包括对鸭绿江以北的共产党空军基地发动攻击。20日，在艾森豪威尔支持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这一作战方案。种种原因使美国最终未敢在朝鲜战场上使用核武器，但对年轻的共和国来说，第一次感受到了超级大国对我国进行的核讹诈。
1955年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一举解放了一江山岛和大陈岛。美国认为中共将对金门、马祖发起总攻，担心美国可能会卷入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之中。3月6日，杜勒斯向总统报告说金门、马祖必须固守，如果它们遭到袭击，只有核武器能提供有效的回击。军人出身的艾森豪威尔总统与从台湾访问归来的杜勒斯曾密谋商定，如果金马危机继续发展，就要对中国施行核手术。3月15日，杜勒斯又一次发出了核威胁，说如果台湾海峡发生战争，美国准备使用战术核武器。
超级大国一而再的核讹诈，坚定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决定研制核武器的决心。1955年1月，也就是在第一次金门马祖危机期间，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随后，相关机构相继成立，一系列重大工作相继展开并取得突破。
为了打击国民党1957年来不断叫嚣“反攻大陆”的嚣张气焰，1958年8月23日，人民解放军以猛烈炮火轰击大、小金门等岛屿，两小时内向金门密集发射炮弹4.5万枚。此时，美国又一次举起了“核大棒”。
美国一直试图阻止中国的核爆炸，欲对中国核设施实行“绝育手术”。 从1961年开始，美国利用从台湾起飞的U—2高空侦察机多次飞临兰州等中国西北地区，还利用间谍卫星拍摄了多处核工厂及核设施照片。1963年1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国家安全会议上强调，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重点就是对付中国。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中国拥有了核武器，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讹诈。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它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已掌握原子弹制造技术。
自从中国在险恶的国际形势下“逼”出了核武器这样的“肌肉”，超级大国在军事上对我国不敢那么有恃无恐了。
1969年中苏珍宝岛冲突爆发后，前苏联领导层反应十分强烈。8月28日，美国《华盛顿明星报》刊登了一则“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消息，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国很快进入了“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由珍宝岛事件引发的紧张对峙局势开始缓和。20世纪中国的最后一次核危机随之灰飞烟灭。正是中国有了在险恶的环境下“逼”出来的核武器，前苏联才不敢在这次核危机中轻易对我国进行核打击。
二、赫鲁晓夫背信弃义
1949年8月，前苏联成功试爆了原子弹，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1950年2月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奠定了中苏之间军事同盟关系，上世纪50年代中苏友好的大环境为我国核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但后来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打碎了我们依靠苏联援助发展核武器的设想。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逼”着我们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发展核武器。
1954年国庆节前夕，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率团来华祝贺我国庆5周年。10月3日，中苏两国领导人举行最高级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向赫鲁晓夫提出：“我们对原子弹、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之，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赫鲁晓夫以“搞原子弹要花费很多钱”、“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行了”、“核武器贮存时间长了会变质要淘汰、重新投资生产”等为借口，搪塞过去，没有同意。前苏联在核武器上的保留态度使毛泽东相信，前苏联不可能事事满足中国的要求，他们还会“在某些方面留一手”。
1956年，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先后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这两个国家倒戈，不再听从赫鲁晓夫的指挥棒。此时，赫鲁晓夫迫切需要中国的支持，在其向中国援助尖端技术的问题上，改变了原来的态度，有了松动，出现转机。中苏两国经过多次谈判，于1957年10月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此项协议主要内容是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其具体内容为：前苏联同意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前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技术资料；前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包括原子弹、导弹在内的部分尖端武器的制造技术；前苏联派有关专家来华帮助开展研制工作。
但是，好景不长，前苏联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协议，只执行了1年多的时间，就出现了大问题。中苏两党出现政治分歧，并进而扩大到国家关系的恶化。赫鲁晓夫在1959年访美前夕向中共中央发来一封信，改变了原来协议的承诺，他在信中说苏联正与美国、英国进行禁止试验核武器协议的谈判，为了避免谈判受到影响，不利于达成协议，苏联政府决定两年内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前苏联在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方面从一开始就是相当勉强的。在讨论了苏共中央的来信以后，毛泽东相信，前苏联即使在两年以后也不会执行有关协议。意料之中的事情终于发生了，1960年7月16日，前苏联完全撕毁了协议并正式照会中国政府，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尽管中国政府一再挽留，但此时的赫鲁晓夫态度坚决，一意孤行。1960年8月23日，在我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00多名苏联专家全部被撤走回国，并且把重要的图纸、计划和资料全部带走。特别严重的是，前苏联原来援助中国建设的核工厂，有的建设了一半，有的还未完全建成，并且停止向中国提供原来订购的配套设备。这使中国大批在建项目陷于停滞状态，造成极大的损失和极艰难的困境。有些人藉此认为这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断言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来”。
毛泽东在此严峻形势的压力下，审时度势，决心克服种种困难，依靠自己的力量使中国成为核国家。他发出“只有一条路，自己动手，自力更生搞出原子弹”的口号。他又指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核工业战线的广大科技工作者顶住压力，自强不息，不断攻克难关，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果。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此时，企图扼杀中国核工业的赫鲁晓夫也下了台。毛泽东风趣地说，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是给赫鲁晓夫发的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啊！
三、就是当掉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撕毁协议，给中国造成巨大的困难。雪上加霜的是，此时中国发生了3年自然灾害，国民经济遭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局面。
在此严峻的经济困难时期，对是否继续研制原子弹，中央领导层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继续研制下去；另一种意见是暂时下马，等经济好转以后再研制。中央领导对此进行了多次讨论，周恩来和陈毅、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等老帅，坚决主张继续，陈毅有一个代表性的说法: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林彪当时在召见研制核武器的科技人员谈话时，也有一句鼓励的话: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原子弹烧响。也有人主张先集中人力、财力把经济搞上去，再上马搞原子弹，更为稳妥和有效。
1961年10月9日到11月初，张爱萍副总长受中央的委托，会同当时的国家科委副主任刘西尧、核工业部部长刘杰等人，进行了调查研究。
1961年11月14日，张爱萍等人向中央送上《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基本情况和急待解决的问题》的报告。此报告的中心内容是，根据原子能工业目前的建设情况，1962年是关键一年，只要中央领导同志亲自领导、亲自负责，其他各项保障跟上去，采取保重点的办法，1964年研制成核武器、并进行核试验是有可能实现的。经毛泽东亲自批准，最后决定，研制原子弹还是继续进行。
经过1961、1962两年自力更生的实践和艰苦工作，我国核工业建设，有了很大进展，在调查研究、分析情况的基础上，核工业部在1962年9月正式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由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这个报告，为了加强对原子弹研制的领导，中央组建了两弹最高领导机构，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委员，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刘杰等为委员。上报了毛泽东，此报告毛泽东于1962年11月3日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成为动员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齐心协力，为实现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而努力的动员令，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我国的原子弹正式起步研制是1959年下半年，这个时期正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这种困难集中反映在一个方面是粮食、副食品的严重短缺。核武器研究院的广大科技人员，同样也是度过了忍饥挨饿，身体浮肿的艰苦岁月。远在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基地，几十万大军在那里从事科研工作和基建工程，那里孤山冷月下的戈壁荒滩的客观条件本身就很艰苦。在3年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曾出现过断炊的现象。罗布泊本来植物就很稀少，可以吃的榆树叶子，沙枣树籽，甚至骆驼草，几乎都被拿来充饥了。
当时聂荣臻元帅在“征集”粮食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以革命的名义向大家募捐，请求你们立即搞一点粮食和副食支援我们的试验基地吧，我们的科技人员太苦了，他们能不能活下来，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今天生活富足的人们，可曾想到过，正是这些民族“脊梁”们在如此困难下搞出的“两弹一星”，为我们筑起了“核藩篱”，才有我们后来的和平年代。
四、“两弹一星”元勋
（一）“娃娃博士”邓稼先
1950年，年仅26岁的邓稼先就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被人们称为“娃娃博士”。获取学位后的第9天，他便毅然登轮回国，进入钱三强主持的中科院近代物理所担任研究员，与于敏等人一道开创性地开展了对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8年10月，他和一大批科学家被调去研究原子弹。到了北京郊区一片阳光普照的高粱地后，隐姓埋名，突然从中国的大地上“消失”了。邓稼先在大漠深处长年风餐露宿，艰辛地度过了整整10年的单身汉生活。工作中，他总是不顾个人安危。从第一次核试验起，他就形成了亲临第一线的工作模式。1979年，在一次航弹试验时，因降落伞破裂，原子弹从高空坠落地上。为了避免毁灭性的后果，他竟冒着生命危险一个人抢上前去，抱起摔破的原子弹碎片仔细检验，由此受到致命的核辐射伤害。尽管如此，他仍然继续带病工作，直到1985年才因癌症而被强行安排住院治疗。1986年，国内公开报道了“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名字，当年大漠上腾起蘑菇云的谜底终于揭开。当人们以感激的心情来颂扬这位功臣时，他却平静地辞世而去。张爱萍将军在悼念他的词中颂到“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功勋泽人间。”
（二）“居里实验室里的中国高材生”钱三强
1937年，在卢沟桥的炮声响起之际，钱三强以报国之志赴欧洲，进入巴黎大学居里试验室做研究生，导师是居里的女儿、诺贝尔奖获得者伊莱娜-居里及其丈夫约里奥-居里。1946年，他与夫人何泽慧在研究铀核三裂变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被导师约里奥向世界科学界推荐。不少西方国家的报纸刊物刊登了此事，并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同年，法国科学院还向钱三强颁发了物理学奖。1948年夏天，钱三强怀着迎接解放的心情，回到战乱中的祖国。北平和平解放后不久，中共中央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拨出5万美元，要他帮助订购有关原子能方面的仪器和资料。从新中国建立起，钱三强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原子能事业的开创。1955年，中央决定发展本国核力量后，他又成为规划的制定人。1958年，他参加了苏联援助的原子反应堆的建设，并汇聚了一大批核科学家（包括他的夫人），他还将邓稼先等优秀人才推荐到研制核武器的队伍中。1960年，在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后，中央决定完全靠自力更生发展原子弹后，已兼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担任了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总设计师。他像当年居里夫妇培养自己那样，倾注全部心血培养新一代学科带头人，使在“两弹一星”的攻坚战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核专家，并在这一领域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发展速度。钱三强不仅对极为复杂的各个科技领域和人才使用协调有方，而且他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堪称“满门忠烈”的科技大本营。晚年的钱三强身体日衰，仍担任了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等职务，一直关心中国核事业的发展。
（三）“抵得上五个师”的钱学森
1935年，钱学森赴美国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1938年获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留在美国任讲师、教授。1950年开始争取回归祖国，当时美国海军的一位高级将领说：“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把他击毙在美国也不能让他离开。”因此钱学森受到美国政府迫害，失去自由，历经5年于1955年才回到祖国。1958年起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1965年，钱学森正式向国家提出报告和规划，建议把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列入国家任务。在实施人造卫星研制计划中钱学森在许多关键技术问题的解决上贡献了智慧。钱学森对科学技术的重大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以总体、动力、制导、气动力、结构、计算机、质量控制等领域的丰富知识，为组织领导新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的研究发展工作发挥了巨大作用，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迅速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正如《感动中国》对钱学森的评价：“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行人，劈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
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到氢弹原理突破，美国用了七年多，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4年半，而中国仅用了2年零2个月。这是一个让全世界为之震惊的速度！原子弹、氢弹实验成功举世震惊，外电纷纷评论：“中国令人震惊地进入核俱乐部！”“中国从此对世界事务拥有了无可置疑的发言权！”1966年10月，中国在本国国土上成功进行了导弹核武器的实验，解决了“两弹结合”使中国的核武器真正有了实战价值。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发射成功，使中国成为继苏、美、法、日之后第五个能独立研制并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正是由于科技人员心中时刻惦念着民族的强盛，中国核武器和人造卫星的研制和发展才得以步履矫健。
五、解读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为打破核大国的讹诈与垄断，为了国家安全与世界和平，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党中央和毛主席高瞻远瞩，果断做出了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老一辈科学家和广大研制人员发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精神，风餐露宿，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突破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取得了中华民族为之自豪的伟大成就。1964年10月16日，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导弹核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人造卫星发射成功。邓小平曾经说过：“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可以说“两弹一星”奠定了我国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大国地位。
“两弹一星”事业的发展，不仅使我国的国防实力发生了质的飞跃，而且广泛带动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促进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就了一支能吃苦、能攻关、能创新、能协作的科技队伍，极大地增强了全国人民开拓前进、奋发图强的信心和力量。“两弹一星”的伟业，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的荣耀与骄傲，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勇攀科技高峰的空前壮举。
现代科学技术的研制工作往往是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涉及众多领域，需要数千个单位、几十万人员组成一个团结和协作的体系。“两弹一星”研制工作者在当时极其简陋的条件下，不论前线后方，每个人员都能坚守岗位，履行职责，形成了强大合力，保证了事业的成功。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我国科学技术在今天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系统工程类项目，这就更加需要科研工作者像当年“两弹一星”研制人员那样，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团结一心，大力协作，同舟共济，共创伟业。
超级大国的核讹诈、赫鲁晓夫的背信弃义、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不仅没有使我们屈服，反而“逼”出来了“两弹一星”、更“逼”出了“两弹一星”精神，它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两弹一星”精神是我们党和人民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壮丽进程中创造的，是我们伟大民族精神的活生生体现。
青山不老，绿水长流。优秀的中华儿女在艰苦卓绝攀登科技高峰的过程中形成的“两弹一星”精神，必将继续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在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奋勇开拓的巨大推动力量，成为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和科技进步的动力源泉；必将继续指引和激励后来者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程中，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不断开创新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