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参与创建世贸组织前身——关贸总协定
20世纪30—40年代，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国际贸易的相互限制是造成世界经济萧条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解决复杂的国际经济问题，1946年2月，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呼吁召开联合国贸易与就业问题会议，起草国际贸易组织宪章，进行世界性削减关税的谈判。随后，经社理事会设立了一个筹备委员会。1946年10月，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审查美国提交的国际贸易组织宪章草案。参加筹备委员会的与会各国同意在“国际贸易组织”成立之前，先就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限制等问题进行谈判，并起草“国际贸易组织宪章”。1947年4—7月，筹备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第二次全体大会，就关税问题进行谈判，讨论并修改“国际贸易组织宪章”草案。经过多次谈判，美国等23个国家于1947年10月30日在日内瓦签订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GATT)，简称关贸总协定。其宗旨是通过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削除国际贸易中的差别待遇，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以充分利用世界资源，扩大商品的生产与流通。按照原来的计划，关贸总协定只是在国际贸易组织成立前的一个过渡性步骤，它的大部分条款将在“国际贸易组织宪章”被各国通过后纳入其中。但是，鉴于各国对外经济政策方面的分歧以及多数国家政府在批准“国际贸易组织宪章”这样范围广泛、具有严密组织性和国际条约所遇到的法律困难，使得该宪章在短期内难以被通过。因此，关贸总协定的23个发起国于1947年底签订了临时议定书，承诺在今后的国际贸易中遵循关贸总协定的规定。该议定书于1948年1月1日生效。此后，关贸总协定的有效期一再延长，并为适应情况的不断变化，多次加以修订。于是，“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便成为确立各国共同遵守的贸易准则，协调国际贸易与各国经济政策的唯一的多边国际协定，直到1993年该组织才更名为世界贸易组织（WTO）。
关贸总协定草创时期的1947年10月30日，中国签署了联合国贸易与就业大会的最后文件，1948年4月21日中国签订了GATT临时性适用议定书。1948年5月21日，中国正式成为关贸总协定缔约方。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3月6日，台湾当局退出关贸总协定。1965年3月，台湾取得观察员资格。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有名的第2758号决议，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随后又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的所有国际经济机构的合法地位，包括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等。当时的关贸总协定在1972年也遵循了联大的这样一个重大的政治决定：驱逐了蒋介石的代表，而且正式邀请我国加入关贸总协定。遗憾的是，中国与关贸总协定擦肩而过。中国政府接到这一邀请之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打电话给外贸部的领导，说现在关贸总协定已经邀请我们加入了，考虑一下，是不是要加入。由于我国对关贸总协定了解不深，对参加关贸总协定存在疑义。当时的说法是关贸总协定是一个“富人俱乐部”，它所宣称的市场经济的原则与中国奉行的计划经济水火不容。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由国家垄断，与提倡自由贸易的关贸总协定大相径庭，而关贸总协定也被美国操纵。加上我国有关部门并没有深入研究关贸总协定的条款，对其不太了解。因此，决定暂不加入关贸总协定，以后视情况发展再定。这一“定”，就是三十年。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独立国家的增多，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呼声日益高涨。同时，“文革”结束，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开始广泛与世界接触，这促使中国开始重新认识关贸总协定。1980年8月26日，合众国际社日内瓦的一份电稿中写道：“一些西方官员今天说，中国可能在准备谋求加入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机构——关税贸易总协定。表明北京要采取这种行动的一个迹象是在参加今天在日内瓦开学的法语训练班的21个人中，有一个是中国外贸部的一位副处长刘善明(译音)。一位西方官员说，苏联与东德从未表示有兴趣参加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而中国人‘一些时候以来一直在做出友好的表示’。”文中指的那位中国官员就是刘显铭。刘显铭是在我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1972年入驻日内瓦代表处任二等秘书。1984年被任命为常驻日内瓦参赞，开始了中国政府与关贸总协定的最初接触。当时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每年举办两个为期4个月的训练班，一个是英语班，一个是法语班。联合国出资，GATT主持。今天看来，刘显铭参加培训班是中国政府正式接触GATT的开始。
而上世纪80年代初国内许多单位对关贸总协定还不以为然，只有外经贸部一家忙活。但中英香港谈判使中国下决心由接触GATT到派人入驻日内瓦与GATT进行往来。1983年，中英开始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刘显铭代表外经贸部参加了当年的谈判准备工作，负责重点研究回归后香港同关贸总协定的关系。香港当时作为英国的殖民地，是欧共同体的成员，在关贸总协定英国代表团里有香港代表，香港作为自由港与大多数关贸总协定成员的贸易关系紧密。香港从关贸总协定中受益很大，我们得出结论，香港回归之后与关贸总协定的关系肯定要保留。但回归之后，香港作为中国一个特别行政区，在关贸总协定中是什么身份，以后的澳门、台湾也都要涉及这个问题，可能在关贸总协定中能看到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北的牌子却没有中国的牌子。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处在关贸之外是一个令人尴尬的现实。这个问题让外交部和国家领导觉得有必要解决中国与关贸总协定的关系。这成为促使决定中国复关的一个因素。1984年，国务院任命刘显铭为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参赞，专门负责与GATT的来往。1986年，香港在关贸总协定中改称“中国香港”，双方出具声明，确定香港在未来关贸的地位。从此中国把关贸总协定和中国的关系摆上了日程。但我们遇到的是复关还是重新加入的问题。如果“复关”，中国就可能从1950年台湾退出关贸总协定之日起交纳关贸总协定的会费。而重新加入，则可免交几十年的会费。但后来发现因中国没有参加多少国际贸易可免交这些年的会费。这样我们认为中国作为关贸总协定的创始缔约国的名誉还是要保留。经过长久的考虑后决定“复关”，采取了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一样的做法。但所有的谈判还是要一项项来。1986年7月10日，刘显铭和中国驻日内瓦大使钱嘉东向关贸总协定递交了要求恢复中国关贸总协定创始缔约方地位的申请。正是从这一天起，中国踏上了十五年的复关入世谈判之路。
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四部曲
从1986年7月10日递交申请，至2001年12月10日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第143个成员国，中国人谈了15年。中国入世之路可谓跌宕起伏、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据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回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共可以分为四个步骤。第一个阶段是前期准备阶段，从1986年递交申请到1987年正式开始谈判。这一年当中的主要工作是签署《中国对外贸易体制备忘录》。因为世界贸易组织的首要职能是制定规则并强化规则实施，任何一个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国家都必须提交一份对该国经济贸易体制的全面说明，以备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审查申请国家的经济贸易体制是否能够履行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
第二个阶段是从1987年中国递交经济贸易体制备忘录以后。关贸总协定从1987年开始对中国经济贸易体制进行审查，这个审查经历了整整6年。其中有政治原因，1989年“六四”之后，一些西方国家制裁中国并中断了复关谈判，直至1991年底，复关谈判基本中止。当时，中国不承认自己是市场经济，这是一个障碍。因为关贸总协定的最高宗旨是市场经济，所以中国谈判代表首先要完成的一个任务是：一方面要说明我们不搞市场经济，但另外一方面又要说服所有关贸总协定的缔约方，在中国这样一个不搞市场经济的国家里，可以履行建立在市场经济规律上的国际规则。龙永图说，那确实是一个非常难以完成的任务，当时的舆论称之为“不能完成的任务”。这使谈判陷入了一个僵局，谁也没有办法打破这个僵局，因为没有人能说服他们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体制下能够履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谈判非常艰苦，一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整个僵局才被打破。同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确定了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市场经济”这个词开始列入正式用语。1992年年底，中国代表团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的一次工作组会议时，代表团团长宣布：“我们中国也是搞市场经济的，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场鼓掌。整个谈判取得重大突破。龙永图在回忆谈判取得突破的心情时说：“谈判的前几天，我们在日内瓦谈判当中面临极其困难的形势。最大的困难是‘关贸总协定’把市场经济确定为国际组织及其制定的一整套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的最高准则，而我们对‘市场经济’这四个字却讳莫如深、谈虎色变，也由于我们在市场经济这个根本问题上无法突破，谈判始终局限于研究策略的变化以及推敲措施的运用，这就注定了谈判僵局无法打破。1992年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打破了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这是一次思想大解放，打破了中国传统经济体制的精神枷锁。中国的谈判代表和他们的外国对手终于在市场经济的问题上找到了共同的语言，谈判开始进入正式的对话。”我们提出的虽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西方国家却认为中国毕竟是搞市场经济了。于是他们确认，如此，中国是能够履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至此结束了长达6年的关于中国经济体制的审查。
第三阶段是1993年到1999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该阶段的主要内容是开放市场。世界贸易组织的职能，主要是制定规则、开放市场。关贸总协定成员国家中的发达国家的关税水平是3%—5%，发展中国家是13%—15%。中国参加市场准入谈判时的关税水平是43%，高于“关贸总协定”在1948年成立时42%的水平。当时的问题是如何把关税总水平降到关贸总协定的平均线。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关于市场准入的谈判，是对于过去关贸总协定40来年进行市场开放的补课，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这个谈判相对于第二个阶段的谈判更为艰难。开放市场的谈判是一个一个国家谈，因为关贸总协定里每个国家的经济结构都不一样，进行开放市场谈判的内容和重点也不一样。当时有100多个关贸总协定的缔约方，必须一个个谈。谈判最难的是美国，因为美国的经济结构很齐全，关心的产品非常多，它的经济实力非常强，另外，美国一向认为它是代表关贸总协定的所有成员同中国进行谈判的，无论是在对中国经济体制的审查方面，还是在市场准入方面，美国向来是以所有关贸总协定全权代表来谈判的，这就注定了同美国谈判的艰难性。美国向来是以世界贸易组织老大自居，与中方的谈判也是来势汹汹。关于关税问题，当时中国的关税表里有6000多个产品，美国人一上来就给我们一个“下马威”，说6000多种产品都要谈，美国人这一手很霸道！因此我们只好据理力争，一个一个地，要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最后把美国的关税谈判的品种从6000多种减到4000多种，基本上代表美国经济结构的全貌。时针指向1999年时，谈判已进入十三个年头。但就在这一年，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北约于5月7日悍然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出于种种考虑，中国随即冻结了与美国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的谈判。中国入世之路再次蒙上阴影。美国总统克林顿当时十分着急，因为美国国会前前后后一致想恢复和中国的谈判，所以克林顿5月中旬第二次和江泽民通电话后提出来，希望恢复和中国的谈判。当时，江泽民非常坚决地说，在这样一种气氛下中美不可能恢复谈判。中国人民从感情上不可能接受恢复谈判这样的要求。恢复谈判的工作就这样暂时搁置了。为此，美国做了很多工作，甚至派前旧金山市市长来参与和缓局势，因为江泽民任上海市市长时，双方是友好城市，两人关系不错。他带了克林顿的亲笔信，要求恢复谈判。江泽民指出，恢复谈判可以，但是克林顿必须亲自来信。后来进而提出，如果克林顿来信的话，必须承诺三个条件，第一个是如果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美国政府要做美国国会工作，给予中国无条件最惠国待遇。江泽民抓住了美国急于恢复谈判的心理，果断地要求美国承诺这样一个条件。克林顿在很大的压力下，在10月初表示，中国一旦入世，就给中国无条件最惠国待遇。10月7日，江泽民和克林顿进行了一次通话。11月10日，双方开始了最后一轮谈判。
正当曙光再现的时候，由于双方坚持原则互不退让，代表团在北京的谈判再次面临失败。11月14日上午，美国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女士已经把她的行李箱发往飞机场。她在最后要起身离开宾馆时，给中国总理朱镕基挂了一个电话，要求与他见上一面。朱总理马上赶到外经贸部，并且在与巴尔舍夫斯基进行了简短会谈后接着进行谈判。与以往不同，这次朱镕基总理亲自参加谈判。在谈判的最后环节，中美问题最后只剩7个问题无法达成共识。朱总理在谈判桌上的表现让其他参与谈判的中国代表捏了一把汗。美国人抛出前三个问题时，朱总理都回答同意。中国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着急了，不断给朱镕基递条子，写着“国务院没有授权”，朱总理一拍桌子说：“不要再递条子了。”想不到，当美方抛出第四个问题时，朱总理说：“后面四个问题你们让步吧，如果你们让步我们就签字。”后来，美方终于同意了中方意见，同意下午达成协议。之后，中国外经贸部负责人与巴尔舍夫斯基加紧展开最后的谈判，双方工作组开始核对文本。期间，美国首席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还躲到洗手间给远方的克林顿打电话，请示中美悬而未决的化肥问题，克林顿指示同意将化肥作为一个双边问题单独来解决。11月15日，中美双方正式签署了两国关于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市场准入协议。随后，江泽民出席了中美这份协议的签字仪式及随后的酒会。江泽民用了一句古语“有志者事竟成”，对双方代表团锲而不舍的工作精神和取得的成果深表赞赏。这6年的谈判，主要解决的是“开放市场”问题。
第四阶段是从1999年至2001年9月17日。这一阶段主要是中国用了2年时间来制定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文件。制定法律文件的谈判也遇到了困难。困难在于，虽然1992年中国承诺了可以搞市场经济，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骨子里面就一直怀疑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能不能真正搞市场经济。所以在最后制定法律文件时，他们推出一大堆律师想方设法堵上一切法律上可能出现的漏洞，使你将来不得不履行。所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文件要比一般的法律文件长得多。而中国人一般法制观念也不是很强，中国的一些谈判代表有的也不特别懂法律，所以真正搞到法律时就很难了，谈判变得非常艰苦。2001年11月10日晚，当地时间18点36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最豪华的喜来登饭店萨尔瓦大厅，随着一声槌响，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入世法律文件。它意味着历经15年的奋争与期待，中国终于成为WTO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15年间，中国复关和入世的谈判跌宕起伏，艰苦卓绝，代表的黑头发都谈成了白头发。如此艰难漫长的谈判，在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的历史上，绝无仅有。
三、入世改变中国
“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快，非常稳健，而且是可持续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五年来，中国在开放市场方面迈出了显著的步伐。”2006年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这样评价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五年来的表现。这位喜欢戴丝巾的美国前贸易代表，曾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时的最主要谈判对手之一。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初面对国际竞争的兴奋与憧憬，到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海外，日渐深入地参与国际贸易中，几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取得了全面发展。一句话——入世改变了中国。
（一）入世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增长
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的国民经济继续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从2001年的约9.59万亿元到2008年达30.067万亿元，年均增长超过9%，居世界第三。人均GDP从2001年的不足1000美元提高到了2008年超过3000美元。外贸进出口总额从2001年的5098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2.4万亿美元，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以入世为契机，一个经济大国正在世人瞩目中崛起。从惊呼狼来了到“与狼共舞”，加入世贸组织并没有让中国经济和中国本土企业受到大的冲击，相反，在与国际大企业的角逐中，一批可与国际竞争的产业获得了发展。数字显示，上榜“世界500强”榜单的中国企业数量从2001年的11家增加到几十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大量就业，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提高。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81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实际增长8.4%和8%。农村贫困人口也由2000年的3209万人降低到了2005年的2365万人。进口关税的不断降低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得彩电、冰箱、洗衣机、数码相机等消费品的价格一路下降，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加入世贸组织的2001年，我国轿车销量只有80万辆，而且以公款消费为主。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汽车产业不仅没有被冲垮，反而在开放和竞争的环境下，得到更快发展。近年来，国产汽车价格大幅下降，新车型频频亮相车展。中国轿车销量已达400多万辆，比2001年翻了两番还多。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汽车、旅游、教育、通讯、住房等成为新的消费热点，老百姓的购买力迅速增长。
（二）规则意识深入人心
原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现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说，加入世贸组织几年来，最大的变化是人们观念的变化，树立起了规则意识，接受了国际上通行的一些基本规则，确保我国的经济法律法规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和国际通行的做法相一致。加强了法律法规方面的透明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证全国贸易政策的统一实施。这些都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条件。 这些观念主要是法制观念、市场经济观念、就业观念、保护知识产权的观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观念。创新意识、发展意识、全球视野意识的逐步树立，带来了中国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如2006年10月初，欧盟决定对中国出口皮鞋征收反倾销税。以民营企业为主的中国制鞋企业，认为欧盟在本案的调查和裁决中存在较多违背欧盟反倾销法规之处，决定将此案上诉至欧盟法院，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这个案子如果发生在入世前，这些企业根本想不到去欧盟法院上诉，只能默默地接受。
（三）走市场经济道路的信心更加坚定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加强了世界多边贸易体制，中国已经成为世贸组织最重要的成员之一，他对中国入世后的表现评价说：“总的说来，中国的成绩是Ａ＋。”中国的经济平稳强劲增长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为各国投资者带来了巨大商机，也为世界经济增长，尤其是亚洲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动力。如果以2006年为界，即加入世贸组织5周年时，中国进口了总共约2.4万亿美元的商品，外国投资者从中国总共汇出了579.4亿美元的利润。世贸组织专家分析认为，加入世贸组织首先是对中国贸易的影响，通过贸易促进经济的发展，经济大发展力促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政府改革。入世实现了以开放促改革，生成了针对改革的内生推动力。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后，根据WTO规则和所作承诺，中国在中央政府层面共制定、修订、废止了2000余件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地方的法规清理工作也已经完成。新制定的《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等法律法规使立法公开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行政许可法》对政府行为的透明度提出了更加严格、具体的要求。可以说，入世以来，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四）市场经济观念得到全民普及
2006年10月5日，欧盟对华皮鞋反倾销案终裁结果公布，中国涉案企业中除1家因获得市场经济待遇被征收9.7%的反倾销税外，其余企业均被课以16.5%的全国统一税。在欧盟提出对中国鞋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的第一时间，上百家中国制鞋企业就联合起来成立了“应对联盟”。从应诉、接受核查，到聘请专业律师和经济分析师，主动前往欧洲进行游说、参加听证会，整个案件调查过程中，企业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积极态度和应诉实力。伴随着贸易的发展和贸易摩擦的集中释放，我国官员和本土企业逐步学习和运用国际贸易规则保护自己的意识和能力也有所提高，WTO所倡导的理念在中国已逐渐为人们所认知，透明度和非歧视等WTO原则已成为中国外贸企业普遍适用的法律原则。 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在遭遇越来越多反倾销诉讼的同时，中国也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了更多针对其他国家的反倾销诉讼。近年来，我国共发起反倾销调查110起，保障措施1起，涉案金额90多亿美元，有力保障了产业安全。近两年我国发起的反倾销数量已位居世界第二。
四、解读
开放的中国离不开世界，发展变动的世界离不开活力四射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的重要标志，也表明中国的对外开放走进一个新时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获得的巨大成就也表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双赢、多赢甚至共赢。因为，中国开放程度的加深和拓展，既有利于促进中国国内各项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尤其是政府向服务型政府改革目标的加快，也使得企业拥有了更多走向世界、与世界大公司进行同台竞技的机会；也有利于国外的企业进入中国，带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使更多的海外人士更加了解希望腾飞的中国，了解中国人的观念，以改变在他们心目中既往中国的形象。
世事多艰难。世界的发展，不仅有花团锦簇，也有野草荆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把双刃剑。开放程度的增加，国内一些幼小产业和一些发展不健全的产业会受到冲击或威胁，甚至面临灭顶之灾。中国至今依然面临农业安全、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等方面的新挑战。对此，一方面，中国应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认真履行承诺，在世贸组织中继续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积极参与规则的制定，努力争取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多边贸易体制；认真应对贸易摩擦，随时准备通过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维护自己的合法经济权益；重视与东盟等地区和国家的自贸区建设；进一步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协调和合作，对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经济脆弱的贫困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援助，帮助其尽快摆脱贫困、发展经济。另一方面，要加紧开放体制的健全与完善，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得中国的出口不仅数量大而且含金量高。
既然已踏上这趟不能回头的列车，就要泰然面对路途上的各种情况。中国入世近八年来，有很多经验值得总结，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增强核心竞争力。没有核心竞争力，无法在世界市场上立足。仅靠一时模仿和靠数量优势，不会长久。纵览发达国家几十年风雨不倒，关键在于其企业和社会具有浓厚的创新氛围，拥有数量巨大的核心知识产权，相对而言，中国还没有达到与大国相称的水平。这是党中央强调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原因。在强手如云的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从来就不甘人后，相信随着国家创新战略的实施，我们会在世界经济大舞台上更加自信、沉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