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只是为了将来能吃好饭，也得推动城市化王建提倡城市化有两大理由：一、据测算，城市化每提升1个百分点，GDP就提升3个百分点，城市化是今后20年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力来源；二、无论中国的制造业多么强大，科技多么先进，只要中国还没有彻底摆脱“13亿人口、9亿农民”的现状，就永远不是一个现代化国家。
我国城市数量已从新中国成立前的132个增加到2008年的655个。中国的城市化基本上是依托现有城市展开的，如果未来10年有大约5亿农民融入城市，中国许多中小城市将变成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许多大城市将变成人口超千万的中心城市。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当然需要深入讨论。
城市的扩张首先要解决用地问题。中国的大部分城市存在很多低矮破旧的房屋，空间利用率很低，因此城市扩张首先是改造旧城区，提高现有城区的容积率（城市建筑面积与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比率）。日本的城市容积率是2，中国台湾是12，中国香港是16，中国内地平均只有078，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不能这样浪费宝贵的土地。来看2010年的一条新闻《未来五到二十年现有中国城镇住房得拆掉一半》：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分析认为，中国城镇发展四个阶段中有三个阶段是在特殊的不正常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这决定了“二十年内现有中国城镇的住房得拆一半”。陈淮说，第一阶段是1949年以前的住房，这些房子是在战乱和小农经济的情况下形成的，这样的城市根本就和现代大机器发展不相适应。1949年以前的房子除了有历史文物价值的外，都要拆。
第二阶段是1949年～1979年建的房子，主要包括20世纪50年代大规模工业建设中形成的工人新村和六七十年代建设的大量简易房，这些房子当年建的时候就准备住三到五年，到现在有四五十年的房龄，也要拆。第三阶段就是1979年～1999年为了满足脱困而建的住房。这些住房基本上是成套住宅，但到今天都有三十年房龄了，再有十五年到二十年，随着城市的发展，随着老百姓从脱困型需求到改善型需求的转变，这些房也需要逐步改拆改建。
在拆掉大量老旧住房的同时，中国各城市一定要多建高层住宅，提高城市容积率。
中国城市扩张还有一大土地来源。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国家应把农村的宅基地转变成城市化用地。目前中国的农村人口总户数有25亿，按每户宅基地3分即200平方米计算，大约是7500万亩，如果按东亚发达经济体85％的城市化率计算，中国保留5000万农户就可以了，就可以转出80％的宅基地用于城市化，大约是6000万亩。而中国政府规划的未来十年的耕地占用总规模只有2300万亩左右。
这省出来的6000万亩一部分可以作为城市用地，剩下一部分应作为耕地。因为在完成工业化的时候，东亚地区经济体人均粮食占有量大约是500公斤，如果未来中国人口规模是145亿，就需要725亿吨粮食，而2009年中国粮食总产量是5亿吨。根据农业部的预测，在保持18亿亩耕地与考虑科技进步因素后，未来十几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也只能再增加8000万到1亿吨，因此中国很有必要增加耕地。那么推进城市化，让农民成为市民以增加耕地也是中国农业产量和人口增长趋势的必然要求。政府要积极为农民提供住宅、社保、就业、教育等保障，这样农民们才会愿意放弃农村的耕地、山地和宅基地进入城市。
解决了城市用地问题之后，还要解决几亿农民进城后的住房问题。在未来20年内每年将有4000万个农民、1000万个农村家庭进城转换身份，成为市民，由于刚进城的农民收入低，只能住廉租屋，否则就会形成贫民窟。同时现有的城市居民中有相当一部分收入增长缓慢，房价的剧烈上涨使其几乎一辈子都买不起房，电视剧《蜗居》和图书《蚁族》充分反映了这一人群的苦痛。今后中国应效仿发达国家的住房政策，通过保障性住宅战略来解决这两大人群的住房问题。如果未来5年每年的保障性住宅开工面积达到10亿平方米，每平方米按2500元计算，每年总投资达到25万亿元（这些投资主要通过发行国债来解决，中国目前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不到20%，而欧元区认为60%是正常标准），这将是对房地产业的强劲拉动，钢铁、水泥等领域产能过剩困境基本能得到解决。
中国的城市化是走城镇化路线还是走大都市圈路线，是接下来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王建认为搞小城镇建设在事实上行不通。由于中国人口规模大，不可能像日本那样大量进口粮食，腾出本国耕地来搞城市化，所以在城市化过程中就必须保留比日本更多的耕地，如此算下来，中国城市人均占地面积大约比日本还要低，因此必须更科学地用地。目前中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人均占地是中小城市的1/6，单位土地产出率却是中小城市的40倍，不走大城市化的道路，等到12亿中国人居住在城市的时候，耕地面积就会缩减到16亿亩以下，就不能满足中国人对农产品的基本需求。
自2003年以来，中国因交通占地增长所占用的空间，更大于城市占地规模，这是极大的浪费。因此中国建设大城市还不够，还必须像日本那样建设大都市圈。大都市圈有一套完整的产业体系，能满足城市人口的消费。由于都市圈内的产业都分布在距离都市圈中心100～120公里的“1小时”交通半径内，就可以大幅度减少交通用地。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的交通人均占地只有115平方米，而美国却高达1500平方米。美国人口不到中国的1/4，平原面积却比中国辽阔得多，它浪费得起这么多土地，中国肯定不行。
中国城市分散发展造成了极大的交通压力，2010年的京藏高速严重堵车是最新的例子。大都市圈形成后，中国经济的物流成本将明显下降，对提升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大有好处。当中日两国的GDP总值都在14万亿美元的时候，日本的货运总量只有中国的38％，货运周转量还不到中国的9％，就是因为日本高达98％以上的运输需求都是在都市圈内部的“1小时”交通半径内发生的。
由于都是人多地少，中国在城市化道路上，应该好好学学日本的经验。
2012年中国可能获得哪些国际利益
每一次危险中都蕴藏着机会，这是“危机”这个词的本意。世界经济萧条会进一步加剧欧美国家之间的矛盾与争斗，它们在争斗中会彼此削弱，逐步衰落。而2012年的中国经济虽然同样万分凶险，但如果中国能现在开始研究制定城市化战略，2012年开始实施这一战略，那么中国将安然度过2012年和2013年的世界性危机，并将这次全球经济危机变成中国赶超美国的又一次好机会。
在2007年～2010年的金融危机中，中国的综合国力明显上升了一个台阶，经常看政治经济新闻的朋友会有体会。来看2010年6月22日《法制晚报》的一篇新闻报道《G20峰会将召开外媒炒作中国是金融危机大赢家》的节选：
近期，许多欧美媒体纷纷以全球经济低迷，而中国经济增长加速、国际金融组织话语权提升、海外大举并购等为由，发表“中国独秀”言论，宣称中国是金融危机的最大赢家。
《纽约时报》报道称，自2008年中国成功举办了奥运会，同时在全球经济危机下积极同美国和欧洲国家合作，在帮助全球走出经济危机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面对世界经济迅速衰退，中国在世界毫无防备的时候，一举超过美国这个第一经济体。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就在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先后熄火之际，中国经济却一路高歌走过了这场“大萧条”，这个国家或许是本次金融危机的最大受益者。该报称，现在中国正在将手里的资金派上用场。“从沃尔沃到悍马……中国企业正在世界各地抢购着业务和资产。”
《纽约时报》则评论，过去10年间，中国经济总量增长3倍，五星级酒店和价值数十万元的汽车随处可见，200多位白宫高官跑来“拉关系”，中国似乎正向世界的主宰者转变。
以上文字描述的是各国的直观感受，有些中国人可能觉得这些老外的吹捧包藏祸心，是想“捧杀”中国。但有两个客观事实我们都该承认：一是2008年中国的工业总产值第一次超过了美国，工业增加值超过美国也是指日可待；二是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来看摘自2010年8月《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的一篇新闻：
周一上午出炉的数据显示，日本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288万亿美元，低于中国1339万亿美元的二季度产出。
这意味着中国有可能在今年一举超过日本。中国过去曾有第四季度经济产出超过日本的情况，因为在一年的最后一个季度，中国经济会出于季节性的原因而更加活跃。现在第二季度就超过日本，让人觉得中国的全年产出也很有把握将日本甩在身后。
摩根大通驻纽约首席经济学家卡斯曼说，中国超越日本将是“全球经济的一座里程碑”。他说，中国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如何度过了对多数国家来说都非常艰难的一段时期，并以强劲的步伐保持了增长。
10多年前，按当时汇率计算，中国是世界第七大经济体。2007年，它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三。2010年，预计德国将排在第四位，法国第五，英国第六。除中国以外最靠前的新兴经济体是巴西，预计它将排名第八，次于意大利。
中国在全世界的准确排名取决于各国经济规模如何衡量。例如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也就是考虑到一国货币在国内实际能购买多少商品和服务，那么中国早就超过了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体。而相比之下，中国的人均产出为4000美元左右，约为日本的1/10。
这种地位的变化，时值日本经济停滞不前已经20年，跟中国的高速增长形成了鲜明对比。过去几年，日本似乎已经接受了将不可避免地失去亚洲经济领头羊地位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