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可望，没指望
让“衰神”刘文秀歇菜，逼“战神”李定国单干，不过是“盟主”孙可望实现个人野心的第一步。对他而言，永历皇帝朱由榔才是最大的一块绊脚石。
早在安置永历朝廷时，孙可望就打起了小算盘，公然在贵阳建立“临时中央”，对外代表朝廷发号施令。朱由榔在穷乡僻壤的安龙“宫室礼仪，一切草简”，“涂苇薄以处，日食脱粟”，孙可望却在贵阳“大兴土木，建立宫殿，楼观甚美伟。又作行宫十余所于滇、黔孔道，以备巡幸”，过着锦衣玉食的逍遥生活。
孙可望这么一搞，他在贵阳安插的亲信成了昔日的“北漂”，永历朝廷的原班人马成了当年的“南混”，再现了明朝“南混”对“北漂”的神奇场面。更神奇的是，这次竟然连皇帝本人也跟着一起混了。
安龙版的“南混”，远比原创的“南混”要悲惨。
这些人既不是不达圣意者，也不是韬光养晦者，更不是只有背影者，他们都曾是大权在握的朝廷重臣。一夜之间成了“闲得抓狂”的“混混”，这些人的心理落差可想而知。
在这些新“南混”中，心理落差最大的，当属永历朝廷里呼风唤雨的马吉翔。可以理解，曾经一手遮天，如今一文不值，换谁都抑郁。
马吉翔抑郁，麻烦就大了，因为他跟孙可望一副德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眼看“国事日非”（主要是自己“日非”），马吉翔串通死太监庞天寿，精心谋划了一个让自己飞黄腾达的捷径——逼迫朱由榔禅位给孙可望！
事实证明：南明无论什么事情，只要有死太监搅和进来，便没有最差，只有更差！
利令智昏的马吉翔、庞天寿异想天开，在安龙小朝廷中却严重缺乏市场。首辅吴贞毓、武选主事胡士瑞、武选司郎中古其品等大臣纷纷痛斥二人“病狂丧心，欺蔑朝廷”。
干这种缺德事，必然是支持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马吉翔只有向孙可望求援。
孙可望觊觎皇位不是一天两天了，通过不停地在背后搞小动作，一跃成为永历政权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但是，此时要凶相毕露，逼迫朱由榔退位，孙可望似乎还没有这么大的胆子。
确切地说，应该是时机还不够成熟。安龙那些文人好对付，麻烦的是正在两广单干的“战神”李定国。以他的性格，搅局是必然的，舆论又倒向他那一边，孙可望搞得不好，完全可能吃不了兜着走。
对于孙可望而言，现在没有机会，不代表以后没有机会，而机会总是青睐于有准备的人。对于马吉翔这样很有“意识”的“好同志”，积极性还是值得表彰和保护的。
永历六年（1652年）六月，孙可望从贵阳发来劄谕（“国主”专用文书，实际上取代了“圣旨”）。朱由榔扫了一眼，鼻子都气歪了。
劄谕中写道：“凡朝廷内外机务，惟执事力为仔肩。若有不法臣工，一听戎政、勇卫两衙门参处，以息纷嚣。”（“执事”指马吉翔，“戎政”、“勇卫”分别归他和庞天寿管辖。）——全听马吉翔的，还要我这个皇帝干什么？
“逃跑帝”朱由榔这些年亡命天涯，什么艰难的路都走过，什么无耻的人都见过。但是，见过无耻的，却没见过孙可望、马吉翔这样以无耻为荣的！
即使要“逆天”，也该低调一些吧？
孙可望、马吉翔如此明目张胆，“位高权重”的朱由榔、吴贞毓敢怒不敢言，徐极（吏科给事中）、林青阳（兵部武选司员外郎）、胡士瑞（兵部武选司主事）、张鐫（兵部职方司主事）、蔡縯（工部营缮司员外郎）等中下级官员却是豁得出去的“愤青”，纷纷上疏弹劾马吉翔、庞天寿。（“愤青”的胆子不是无极限，他们目前还不敢将矛头指向孙可望。）
朱由榔希望顺水推舟，趁机治马吉翔、庞天寿的罪，转念一想又软下来了。打狗还得看主人，万一把孙可望逼急了，他什么缺德事儿干不出来！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朱由榔决定忍了，但他认识到了一个真理：孙可望，没指望！
认识到孙可望不靠谱容易，问题是如今还有能指望的人吗？这个还真有——“报国精忠，久播中外，军声丕振”的“战神”李定国！
不仅朱由榔有此想法，所有看孙可望不顺眼的人也都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李定国远在两广，要想指望得上，至少得派人去联络吧？
派谁去？
谁敢去？
怎么瞒过马吉翔、庞天寿从安龙出去？
血溅安龙
一堆难题，当一群豁得出去的“愤青”聚拢在一起的时候，往往就不再是问题了。除了前面提到的一群“愤青”以外，内监张天禄、全为国也加入进来，一股正义的力量正在安龙集结。
经与朱由榔、吴贞毓商议，“愤青”们想出了一个办法：朱由榔下一道密旨，派人前往广西联络，召李定国率军回安龙“护驾”。
“愤青”林青阳自告奋勇充当使臣，以“请假归葬”为掩护，避开马吉翔、庞天寿的监视，于永历六年（1652年）十一月秘密离开安龙，赶赴广西寻找李定国。
半年多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林青阳却杳无音讯，没有人知道这人到底逛哪儿去了。这也不能怪他，李定国当时正带着大军在广东忙活，林青阳找不到实属正常。
朱由榔不知道林青阳出了什么状况，但肯定不能这么无谓地等下去，必须尽快另行派人前往。吴贞毓推荐了翰林孔目周官，朱由榔以南宁需要重臣驻守为由，将马吉翔撵出安龙，周官于永历七年（1653年）六月秘密前往广西。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周官赶到广西遇见林青阳，二人很快联络上了李定国的部将常荣，得知李定国正在广东高州休整。朱由榔的密诏，终于由周官、林青阳交到了李定国的手里。
在肇庆打了一次败仗，李定国正窝着一肚子火。见到安龙派来的使臣，得知 “狗改不了吃屎”的孙可望竟然打起了朱由榔的主意，李定国顿时火冒三丈，当场表态“臣定国一日未死，宁令陛下久蒙幽辱，幸稍忍待之。臣兄事可望有年，宁负友必不负君”。
李定国让朱由榔“稍忍待之”，因为他此时正在兴头上，已联络好郑成功，准备东西夹击广东，实现“三南并举”。
找不到人要等，找到了人还要等，“夜长梦多”这句至理明言，真是用鲜血换来的。
就在耐心等待李定国的这段时间里，永历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事情的起因，是马吉翔得知了密召李定国的内幕。
朱由榔两次派人到广西联络李定国，都特别注意避开马吉翔的耳目，甚至将马吉翔撵出了安龙。马吉翔此时远在南宁，怎么会知道如此绝密之事呢？
这完全是一次相当偶然的意外。
马吉翔抵达广西后，意外地遇到了来自李定国军中的刘议新。一个是朝中重臣，一个是军中将领，俩货确实没有多少共同语言。聊无可聊之时，自然而然地开始“八卦”近期发生的“新鲜事”，头号新闻当然就是朝廷密召李定国。
这下麻烦了，密召李定国的事，刘议新知道，但马吉翔不知道。更麻烦的是，刘议新不知道马吉翔不知道，更不知道是朝廷故意让马吉翔不知道。一来二去，马吉翔得知了整个密谋的详情。刘议新不仅“八卦”得绘声绘色，还想当然地对新闻进行“再创作”，说李定国的大军很快就要开拔赶赴安龙了。（西藩接敕感泣，不日亲往安龙迎驾。）
马吉翔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吓得不轻。（闻之大惧）送走刘议新之后，马吉翔赶紧派人到贵阳给孙可望“爆料”。
永历八年（1654年）正月初六，接到“爆料”的孙可望派心腹郑国、王爱秀赶赴安龙“破案”。
说实话，这“案子”做得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除了保密工作做得好一点（最后还是出了纰漏），根本没有什么“反侦查”的意识和准备。
郑国、王爱秀也懒得兜圈子，直接找到朱由榔头上，劈头盖脸一顿询问，“索首事之人”。身为皇帝的朱由榔被逼得战战兢兢，只是一味地推诿搪塞，矢口否认，说“密敕一事，朝中臣子必不敢做”。
朱由榔咬死不认，狗仗人势的郑国、王爱秀虽然气焰嚣张，但也不敢拿穿着黄袍的朱由榔怎么样。两人为了尽快交差，决定找其他人下手。
你不招，总会有人招；收拾不了你，收拾得了别人！
撂开朱由榔，安龙最大的人物就属吴贞毓了。但是，如果他也咬死不认，又身为首辅，搞刑讯逼供还是不方便。为了尽快找到突破口，郑国、王爱秀串通庞天寿，经过两个月的摸排，基本上弄清了当初搞密谋的“嫌疑人”。
三月初六，郑国、王爱秀利用庞天寿掌管的勇卫衙门，拘捕了吴贞毓、蒋乾昌等二十多名“嫌疑人”。他们不敢动朱由榔和吴贞毓，但对蒋乾昌这样的“小虾米”就毫无顾忌了。一时间，牢房里哀嚎不断，蒋乾昌等人被打得遍体鳞伤，“痛苦难禁，惟呼二祖列宗”。
“愤青”们光挨打不认账，郑国、王爱秀又找朱由榔指认，朱由榔也忍不住了，对着俩走狗吼道：“汝等逼朕认出，朕知是谁？汝等晓得，何不直说？”
“老大”和“马仔”都咬死不认账，只有继续逼供“马仔”。“嫌疑人”蔡縯终于耗不下去了，他不是怕挨打，而是担心再这么下去，迟早要弄到朱由榔的头上。众“愤青”经过商议，一致决定舍车保帅，避免玉石俱焚。
“愤青”们“认罪”了，但一口咬定此事“未经奏明”，与朱由榔毫无瓜葛。郑国等人以“盗宝矫诏，欺君误国”的罪名定了案，报给贵阳的孙可望裁决。孙可望很快就下达了“判决令”：
——首犯张镌、张福禄、全为国，处凌迟。
——从犯蒋乾昌、徐极、林钟、赵赓禹、蔡縯、郑允元、周允吉、李颀、胡士瑞、朱议、李元开、朱东旦、任斗墟、易士佳，处斩。
——主谋吴贞毓，勒令自尽。
——其他涉案人员领棍刑有差。
三月二十日，十八位“愤青”以各种方式慷慨就义，史称“安龙十八先生案”。
保护朱由榔！
“安龙血案”后，孙可望对永历朝廷和朱由榔的控制更加严密，距“谋朝篡位”又近了一步。
永历八年（1654年）五月到六月间，孙可望一度从贵阳返回昆明，筹备登基事宜。但是，外有“战神”李定国、内有“衰神”刘文秀，孙可望还是觉得阻力太大，时机不够成熟。不过，孙可望的筹备工作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甚至国号都已经想好了。（拟改国号曰后明，日夜谋禅受。）
孙可望决定耐心地等待，但李定国并不想给他实现“终极梦想”的机会。第二次进军广东落败之后，李定国对言而无信的郑成功失去了信心，决定先回安龙救永历朝廷于水火。
永历九年（1655年）秋，李定国率大军从广西出发，返回安龙。孙可望得知情报，赶紧派刘镇国、关有才赴田州（今广西田阳）驻防拦截，又下令在李定国大军即将经过的地方坚壁清野，企图饿死李定国。（凡定国必过之地尽焚刍粮，以绝其归路。）
孙可望的小把戏哪里拦得住“战神”，李定国率精锐举着孙可望的帅旗，用了三天时间便进抵田州，将刘镇国、关有才打了一个措手不及。二人稀里糊涂挨了一顿揍，索性弃城而逃。李定国又打出自己的旗号，安抚守城军士，承诺“若等归营，吾将劳汝”，避免了同室操戈的惨剧。
广西的阻击防线被瓦解，孙可望又派白文选赶赴安龙，帮朱由榔“搬家”到贵阳，给李定国来一个釜底抽薪。——我把人接走，看你护谁去！
十月，白文选来到安龙，向朱由榔传达了“搬家”的要求，顿时“合宫惨哭”，哀嚎不绝。孙可望相当阴毒，白文选却良心未泯。他犹豫了：自己真要助纣为虐，留下千古骂名吗？
对于白文选而言，这是一次极其痛苦的抉择。
孙可望对自己有知遇之恩，虽然白文选对“恩主”的飞扬跋扈颇有微辞，但关键时刻不能“不义”。
朱由榔是永历朝廷正儿八经的皇帝，正值危难之时，白文选又不能“不忠”。
忠义不能两全，白文选思来想去，最终做出了一个将来不会后悔的决定——保护朱由榔！
白文选赖在安龙不挪窝，孙可望急眼了，又在十二月派心腹前往安龙催促。为了避免打草惊蛇，白文选以“安龙地方僻小、招募民工不易”为由，一再拖延时日，等待李定国大军前来护驾。
永历十年（1656年）正月，已接近贵州边境的李定国派部将杨祥先期前往安龙报信。在距离安龙五十里时，杨祥被退守在此的刘镇国部擒获。杨祥被押到白文选这里，谎称自己是孙可望派来打前站的。（国主令我来督催道府州县预备粮草，以候国主之至耳。）
白文选明知杨祥说谎，却决定“好人做到底”，不仅装聋作哑、信以为真，还当场释放了杨祥，让他在安龙自由活动。杨祥得以觐见朱由榔，通报了李定国大军的情况，随后离开安龙，返回李定国军中。
李定国大军即将抵达安龙的消息不胫而走，已决心“匡扶正义”的白文选继续拖延，孙可望的死党叶应祯深感事不宜迟，必须尽快采取行动。
正月十六日，叶应祯率随身士兵进宫，武力威逼朱由榔动身前往贵阳。朱由榔带着一群手无寸铁的宫女，唯一的办法就是哭，一时间“宫中哭声彻内外”。白文选得知消息，赶紧带着部队前来救驾，制止了叶应祯的鲁莽行为。
当然，白文选现在还不想跟孙可望彻底翻脸，对于叶应祯这个领导的心腹，白文选还是要讲一点策略的。他对叶应祯的训斥颇有一点“苦口婆心”的味道：你着什么急嘛，万一弄坏了这些花花草草，“国主”怪罪下来，是你领死还是我担责？（事须缓宽，若迫促至此，朝廷玉叶金枝，不同尔我性命。万一变生意外，若能任其责乎？）
白文选的军阶较高，叶应祯也不敢硬顶，只能就此作罢。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天之后的二十二日，李定国大军终于到了！
随着“护驾”大军姗姗来迟，安龙上演了一出精彩纷呈的“浮世绘”——朱由榔喜出望外、白文选暗中欢喜、叶应祯拔腿开溜、庞天寿惊若寒蝉……
在安龙苦熬了几年的永历君臣，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弹冠相庆还为时过早，朱由榔、李定国不得不面临一个生死攸关的抉择：接下来，该怎么办？
为什么说是“生死攸关”呢？
——凭李定国目前的实力，打不过孙可望。
李定国两征广东均吃败仗，兵力消耗巨大，孙可望的部队则主要在贵州“休养生息”。此消彼长，双方的实力对比已发生逆转。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战神难打无兵之仗！
留在安龙，早晚要被近在咫尺的孙可望收拾，因此必须“搬家”。搬哪儿去呢？李定国摊开地图，指向一个地方——昆明。
远离危险，朱由榔举双手赞成，就这么定了！
事不宜迟，必须赶紧动身，以免夜长梦多。正月二十六日，朱由榔在李定国大军的护送下离开安龙，一路上马不停蹄，于二月十一日抵达云南曲靖。
到了曲靖，暂时不能再往前走了，因为昆明需要“打扫打扫”。
李定国选择昆明，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云南其实并不“干净”，昆明有王尚礼驻守，楚雄有王自奇，武定还有贺九仪，这仨人都是孙可望的铁杆亲信，共计掌握着两万多的军队。刘文秀、沐天波倒是可以争取到的同盟，但要么忙着种花弄鸟，要么顶着空头衔，只有一个共同点——没兵。
在这种情况下，硬着头皮进昆明，很有可能是送死。朱由榔、李定国来到曲靖，不可避免地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得知朱由榔、李定国即将进抵昆明，刘文秀、沐天波也陷入了两难境地。迎入昆明，便是背叛孙可望；拒之门外，又是背叛朱由榔。刘文秀跟白文选一样，也面临着一个要么不义、要么不忠的痛苦抉择。
商议来商议去，两人讨论不出一个结果，刘文秀决定先探探虚实再说。刘文秀先以“勒兵守城”的名义稳住王尚礼，自己暗中前往曲靖与李定国见面。
根据《明季南略》的记载，两人的对话颇有一点“事后诸葛亮”的味道。当时，刘文秀向李定国表达了自己的忧虑：“我辈将以秦王为董卓，但恐诛卓之后又有曹操。”
刘文秀的哑谜其实很直白，他担心李定国到了昆明之后会步孙可望的后尘，今后又难免同室操戈。为了打消刘文秀的顾虑，李定国“指天誓日”，并与刘文秀约定：“秦王若尊永历，我辈当尊秦王”，给孙可望一个台阶下。
后来，李定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步了孙可望的后尘，这一段“未卜先知”的记载，可信度并不高。不过，刘文秀打探李定国的虚实，并一致决定给孙可望“悔过自新”的机会，避免手足相残、自毁长城的惨剧，应当是符合逻辑的。
移跸昆明的道路打通，李定国率大军兵临城下。王尚礼不清楚李定国的实力，暂时也不敢轻举妄动。三月十六日，朱由榔进入昆明，远在蛮荒的昆明百姓第一次目睹“真龙”，纷纷沿街而跪，“遮道相迎，至有望之泣下者”。
成功“搬家”意味着顺利脱险，朱由榔发自内心的喜悦。
四月，永历朝廷一改往日的穷酸迂腐、冥顽不化，主动册封李定国为晋王、刘文秀为蜀王。前明勋臣沐天波也得到重用，执掌朝廷的禁卫军，白文选、王尚礼等孙可望的部将也得到封赏。
另外，永历官场进行了一次重新洗牌，大批正直官员得到委任，庞天寿服毒自尽，马吉翔也一度被羁押，朝廷焕然一新。
不过，李定国打仗是能手，搞政治却略显生疏，让已成“死鱼烂虾”的马吉翔钻了空子。改头换面的马吉翔百般献媚于李定国的亲信靳统武、金维新、龚铭等人，摇尾乞怜，进而又给李定国歌功颂德，妄图东山再起。
马吉翔靠溜须拍马起家，忽悠李定国这个大老粗自然手到擒来。他说李定国是“再造家国之功，千古无两，从此以后，青史流芳”，把李定国吹嘘得鸡皮疙瘩掉一地。李定国不知不觉中了套，又经不住靳统武、金维新、龚铭等人的屡次说情，便让马吉翔重新入阁办事。刚刚露出清明迹象的永历朝廷，很快又走上了乌云压顶、污浊不堪的老路。
虽然在用人问题上有些瑕疵，但朱由榔、李定国、刘文秀在对待孙可望的态度上还是基本正确的。
当时，李定国、刘文秀只有四万多军队，而孙可望手上有二十万。如何善后，不是解决孙可望一个人的小问题，而是关系到永历政权生存的大问题。如果感情用事，将孙可望定义为“叛逆”，实际上是将二十万大军归为“异类”，逼其死心塌地跟着孙可望与朝廷为敌，孱弱的永历政权显然是付不起这个代价的！
朱由榔、李定国、刘文秀虽然痛恨孙可望，但最希望看到的局面还是和平解决，孙可望公开认个错、服个软，朝廷也既往不咎，大家同心合力，继续抗清。
为此，朱由榔、李定国在昆明确实做了很多努力，希望孙可望能够回心转意，重新回到“革命大家庭”。
其一，朱由榔没有住进孙可望修造的豪华宫殿。
其二，朝廷没有给孙可望定任何罪名，还给他预留了位置，排名在李定国、刘文秀之前。
其三，朝廷对孙可望在云南的亲信一视同仁，跟着众臣属一起加官晋爵、委以重任。
其四，李定国主动派人护送孙可望的家眷到贵阳，表达和解的诚意。
做了这些准备之后，朱由榔、李定国又委派白文选、张虎为使者，携带朝廷的玺书前往贵阳，劝说孙可望和解。但是，朱由榔、李定国未免有点操之过急，他们派白文选劝说的同时，还附带了一道命令，让孙可望回云南驻守，交出财权和兵权。（令可望赴滇保驾，将钱粮归之永历，兵马交定国。）
孙可望顿时火冒三丈：你是来劝架的，还是来叫阵的？
随行的张虎是孙可望的铁杆心腹，一看风向不对便赶紧转舵，讨孙可望的欢心。张虎跟孙可望一副德行，要多无耻就有多无耻，他先是将朱由榔赏赐的金簪说成是让他刺杀孙可望的暗器，接着又向孙可望“爆料”，说李定国已经控制了朝政，永历帝成了摆设。（上虽在滇，端拱而已。文武两班，唯唯诺诺，内外大权，尽归李定国。）
除此之外，张虎还根据自己的观察，向孙可望报告了李定国的实力，说云南“兵马不满三万，人无固志，可唾手取也”。
经张虎这么一蛊惑，孙可望下了定论：“永历负义，定国、文秀谋反”。白文选还想极力调和，结果挨了孙可望的一顿板子。诸将领极力担保求情，白文选才免于一死，回军中效命。
拿定“死扛到底”的主意之后，孙可望派张虎回昆明复命，并提出“须安西亲谢乃可”的条件。“安西”便是曾任安西将军的李定国，傻子都看得出来，不还好意的孙可望是想置李定国于死地。
孙可望算是翻脸了，但李定国还想再做一次努力，又派王自奇、张虎前往贵阳劝说。李定国没有想到，这次派人还不如不派。王自奇在昆明信誓旦旦，一到贵阳就原形毕露，说“定国孤军易擒”，极力怂恿孙可望尽快率军入滇“平乱”。
王自奇回到昆明后，又四处散播消息，“力言可望必不可和”，故意制造紧张气愤，然后返回楚雄伺机而动，准备接应孙可望大军。
就当时的情况来看，视权力如生命的孙可望是绝不可能跟朱由榔、李定国合作的。
首先，孙可望有休养多时的二十万军队，李定国只有疲惫不堪的四万残兵，二十万“精壮汉”怎么可能向四万“流浪汉”服软？丢不起那个人！
其次，朱由榔、李定国在云南并没有真正站稳脚跟，王尚礼、王自奇、贺九仪都唯孙可望之命是从。一旦孙可望付诸武力，完全可以里应外合，轻而易举达到目的。
孙可望在贵阳积极整军备战，昆明的朱由榔、李定国、刘文秀却没有任何警觉与防备。他们认为，孙可望是比较混蛋，但不至于混蛋到“磨刀霍霍向兄弟”的地步。
李定国、刘文秀的想法未免太过天真。在这个世界上，权力、金钱、私欲，足以扭曲一个人的灵魂。
如今的孙可望早已不是当年的孙可望，那个励精图治、志向高远的孙可望已经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利欲熏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孙可望。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战神”李定国在不远的将来，也会亲身体验这种令人扼腕叹息的嬗变。
李定国相信孙可望良心未泯，大敌当前之时不会做得太出格，但滇黔对峙已成定局，重新进军两广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不过，受封为蜀王的刘文秀仍在按既定计划进取四川。
永历十年（1656年）春，刘文秀派高承恩率前锋部队渡金沙江北上，进抵四川雅州，接着派祁三升统领狄三品、杨威、贺天云、郑守豹等部，组成另一支前锋进驻嘉定。九月，刘文秀亲率数万大军抵达洪雅，建立蜀王府，着手准备光复四川。
“衰神”刘文秀兴致盎然地进军四川，却发现根本施展不开拳脚。
第一，滇黔对峙态势不明，李定国兵力有限，刘文秀不敢离云南太远。
第二，由于多年混战，除了嘉定、雅州地区有杨展打下的底子，基本能够自给以外，四川大部地区均是荒无人烟、饿殍遍野。这也是清军一直留守汉中、保宁，没有在四川全面进军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刘文秀只能老老实实守在建昌、嘉定、雅州一带，化整为零，开荒种地，恢复农业生产。
永历十一年（1657年）二月，在四川“毫无作为”的刘文秀被朝廷召回昆明，数万大军相继撤回云南，只留下高承恩的几千人留守建昌、雅州。
李定国、刘文秀没有料到，这一次不太成功的进军，竟然成了滇黔内战的导火索。
滇黔内战
刘文秀打四川，关孙可望什么事？
确实不关他什么事，但孙可望一向喜欢没事找事。
在进军四川的诸将领中，祁三升是孙可望的部将，在刘文秀的派遣下运动到川南一带。得知祁三升在四川，孙可望便派人前往拉拢，以“老领导”的身份要求祁三升镇守遵义。李定国很快就发现端倪，令祁三升率军返回云南。
两边都是领导，听谁的？
与部下商议后，祁三升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听李定国的，不跟着孙可望瞎起哄。（今西府尊永历为民主，名正言顺，我等亦有所依，当遵西府之调为正。）
祁三升奉命返回云南，孙可望大为光火，竟然派兵追击，将祁三升的辎重悉数缴获。永历十年（1656年）十月，灰头土脸的祁三升返回昆明，向朱由榔、李定国哭诉。
李定国没有报仇的实力，也没有打内战的心情，但防人之心不可无，李定国一面加强云南的防御，一面急调刘文秀大军回滇，防备孙可望的偷袭。滇黔顿时剑拔弩张，一场内战在即。
永历十一年（1657年）八月，经充分准备之后，孙可望在贵阳誓师，亲率十四万大军出征云南。白文选被委任为征逆招讨大将军，配合孙可望入滇作战，冯双礼则在贵阳留守。
八月十八日，孙可望大军渡过盘江，进入云南境内。
前方警报传来，“滇中震动”，李定国、刘文秀惊诧之余，赶紧部署防御。
可想而知，云南的形势有多么危急。李定国、刘文秀只有四万军队，要阻击孙可望的十四万大军，相差悬殊，更何况云南还有孙可望的内应。
李定国来不及考虑这么多，当务之急是抵抗。阻击倒不是难事，大军开拔，听天由命，说不定还能有转机。真正致命的是孙可望的内应，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如果不采取必要的防范，必死无疑。
于是，李定国、刘文秀将王尚礼的军队分散配属到各营，又将王尚礼留在昆明，交给靳统武、沐天波监视。
近在咫尺的王尚礼安排好了，兵力有限、积极性不高的贺九仪也不足为虑。但是，对孙可望死心塌地的王自奇远在楚雄，这人怎么处理？
王自奇还真是最大的麻烦，但事出巧合，李定国完全可以将他忽略不计。在此之前，发酒疯的王自奇打伤了李定国手下的一员将领，由于担心受到责罚，已于七月率部渡过澜沧江，逃往永昌。
一竿子逃这么远，送封书信都难，更别提接应孙可望了。
摁住内奸之后，李定国、刘文秀率主力离开昆明，于九月十五日抵达曲靖交水（今云南沾益），与孙可望大军距离十里对峙。
大军扎下营，李定国、刘文秀搬着手指头数了数，立马傻眼了：对面有十多万人，扎了三十六营，自己只有三万人，扎了三个营。——这哪是阻击战，简直就是送命战！
数完了，傻过了，李定国、刘文秀坐下来商议：咱哥俩往哪儿逃？
刘文秀建议撤往交趾（今越南北部），李定国认为不靠谱：军队只有三万，还要带着家眷，打不过人家。
李定国的想法是捏软柿子——取道沅江，“取土司以安身”。刘文秀觉得更不靠谱：孙可望的三十六营就在眼前，你准备跳过去还是飞过去？
俩人吵吵了一晚上，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再议！
李定国、刘文秀吵不出结果，孙可望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作战部署。
十八日，孙可望给部将张胜交待了一项任务：率马宝、武大定的七千骑兵，连夜走小路绕开李定国、刘文秀大军，在王尚礼的策应下占领昆明。为了争取时间，孙可望又给李定国下书，约定二十一日双方决战。
孙可望认为，凭借自己的十几万大军，又有潜伏于敌营的内应，拿下昆明显然是易如反掌。李定国、刘文秀也是这么想的，所以胆战心惊、不知所措。
其实，在预测这场内战的胜负时，他们都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人心向背！
俗语说“师出有名”，孙可望出征云南，目标是朱由榔、李定国、刘文秀，打的旗号是“讨逆”。——你糊弄谁呢，皇帝也能造反？
孙可望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白文选决定不再沉默，暗中与马惟兴、马宝等将领私下约定阵前反戈。就在孙可望派张胜出发时，白文选以视察前线为由，暗中赶赴李定国营中报信，将孙可望偷袭昆明的诡计和盘托出。
白文选言辞恳切，李定国、刘文秀却将信将疑，担心这是孙可望的欲擒故纵之计。白文选百口莫辩，不惜指天立毒誓“有一字诳皇上、负国家，当死万箭之下”。
当晚，跟随张胜偷袭昆明的马宝也派心腹送来一封密信，印证了白文选的“爆料”，李定国、刘文秀方才深信不疑，赶紧下达作战命令，主动出击。
十九日凌晨，李定国、刘文秀向孙可望的大营发起进攻。由于寡不敌众，李定国初战失利，孙可望乘胜猛攻，李定国、刘文秀渐渐呈现不支之势。
白文选看得着急，亲率五千骑兵冲入马惟兴营中，两人合兵一处，共同抄孙可望的后路。白文选、马惟兴在背后一路冲杀，“所向披靡，连破数营”，将孙可望的大军搅得大乱。
李定国、刘文秀见对方乱了阵脚，果断率军总攻，配合白文选、马惟兴两面夹击。孙可望稀里糊涂被打得大败，在少数兵马的护卫下仓皇向东逃窜，史称“交水大捷”。
孙可望马不停蹄地逃回贵州，抵达安顺，镇守在此的是马进忠部。马进忠是咱们的老熟人了，当年跟着堵胤锡征战湖南、战功赫赫，后来归到孙可望的麾下。
作为永历政权的“老部队”，马进忠是不可能跟着孙可望“逆天”的。眼看孙可望如此狼狈，马进忠不仅“闭门不纳”，还派兵出城冲杀孙可望的卫队，“使疾走，无得集众”。孙可望损失惨重，只得绕道而走，于九月下旬逃至贵阳。
在正义力量的支持下，李定国、刘文秀取得“交水大捷”，砸碎了孙可望谋朝篡位的迷梦。但是，偷袭昆明的骑兵已经动身，云南的危机并未完全解除。
在偷袭昆明的路上，马宝担心昆明疏于防备，故意沿路焚烧房舍报警，靳统武、沐天波赶紧组织城防。王尚礼也得到了消息，准备上城接应，却被朱由榔急召进宫。犹豫再三的王尚礼还是应召进了宫，结果刚一踏进宫门，便被沐天波的禁卫军扣押，接应的事显然是顾不上了。
张胜率兵进抵昆明城下时，城墙上一点动静都没有。张胜没能等到约定的暗号，却等来了孙可望在交水惨败的消息。捷报传遍昆明，王尚礼自缢，张胜只得仓促撤离。
张胜偏偏又是个不动脑子的货，来的时候走小路，回去却大摇大摆走大路，结果跟李定国回援的军队撞个满怀。
事到如今，张胜只能碰碰运气，带着骑兵一阵猛冲猛打。李定国刚经过一场大战，又跟刘文秀分了兵（刘文秀负责追孙可望），还相当意外地撞见了张胜。经张胜这么一冲，李定国没有反应过来，刚一交战便陷入被动。
马宝急眼了，赶紧率部抄张胜的后路，再次上演了交水大捷的一幕。张胜跟孙可望一样，稀里糊涂被打得惨败，但显然没有孙可望的运气好。次日，张胜逃至沾益（今云南宣威），被自己的“老部下”李承爵诱捕，后来在昆明伏诛。
交水大捷后，李定国派刘文秀、白文选率军向贵州追击孙可望，“必擒之而后已”。
刘文秀、白文选的追兵抵达普安，因不明前方敌情而未敢孤军冒进。但是，在距离普安四百多里的贵阳，孙可望却莫名其妙地落荒而逃。
奇怪了，是刘文秀修炼成了“隔山打牛”之功，还是孙可望成了惊弓之鸟？
如果非得有个答案，只能说孙可望是失道寡助、倒霉催的。
逃到贵阳后，孙可望一要防李定国的追兵，二要防驻守安顺的马进忠，因此派冯双礼扼守在贵阳西面的威清要道，并约定以放炮为号。（若文秀追兵至，可速放三炮。）结果，刘文秀还在普安，马进忠也待在安顺没动静，冯双礼却放了三声响炮。
走火了？——没有，冯双礼是故意的！
动机？——痛打落水狗，不需要理由!
孙可望就这样被冯双礼给轰跑了，狼狈不堪地向湖南方向逃窜，亲身感受了什么叫众叛亲离、作茧自缚。一路上经过新添卫（今贵州贵定）、偏桥、镇远、平溪，一直到湖南沅州，孙可望享受到的待遇都是一样——“各守将俱闭营不纳”。
曾经带着十几万大军浩浩荡荡出征的孙可望，如今身边只有十几个亲随，惶惶成了丧家之犬。
走投无路的处境，并没有让“自智自尊”的孙可望醒悟。他决意将无耻进行到底，准备认贼作父，借助清军的势力报私仇。（行当投清师以报不世之仇耳。）
抵达靖州后，孙可望派杨惺先、郑国前往宝庆与清军接洽。三日后，白文选的追兵逼近，孙可望再次逃亡，在武冈边界又遭到总兵杨武的拦截，险些被擒获。清湖广巡抚张长庚派总兵李茹春、王平率军赴武冈接应，孙可望才侥幸逃脱。
九月三十日，决意走上不归路的孙可望给清军写信，正式宣布投降，并恬不知耻地向对方承诺“愿献滇、黔、蜀以归一统，更报不世之仇”。
孙可望投降，让清廷如获至宝、喜出望外，无异于中了头彩。
第一，孙可望是永历政权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他在清军未做任何策反和军事行动的情况下主动投降，“毁三观”的政治影响不可估量。
第二，孙可望对永历军队，特别是大西军旧部具有很强的感召力。
第三，孙可望熟悉西南军事布防和军队作战特点。
得到这个“宝贝”，清廷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十二月初五，顺治帝下诏，要求兵部调整军事策略，由“招抚、对峙、巩固”的总方针向“全面进攻”转变，首要目标便是“相机平定贵州”。
清廷还给予孙可望超乎寻常的恩赏和礼遇。接到孙可望投降的消息后，顺治帝第一时间下诏，册封孙可望为“义王”，并委派内翰林弘文院学士麻勒吉、礼部尚书胡兆龙、礼部右侍郎祁彻白等高级官员携朝廷的敕书、大印，赶赴湖南当面册封。
永历十二年（1658年）五月初二，孙可望抵达北京陛见，简亲王济度、安亲王岳乐亲率大批高官出城夹道欢迎。
孙可望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好处，也向新主子投桃报李，死心塌地为清军效命。孙可望不仅向清军提供了西南军事部署的全方面情况，还主动献上地图，又为清军提供一大批熟悉地形的向导。
好比“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而恩绝”，孙可望走的必定是一条不归路。后来，随着西南的局势逐渐趋于平定，失去利用价值的孙可望也日渐失宠，饱受清廷的打压和排挤。
永历十四年（1660年）十一月二十日，孙可望在北京神秘死亡。清廷的官方说法是“病死”，真实的情况大家应该都懂的。
一直到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六月，清廷终于下令“孙可望子孙所有世职，嗣后不必承袭”。孙可望及其家族的命运，再次应验了那句话：
叛徒，能有什么好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