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心去街市购个半斤八两，又觉新茶不日即至，再喝陈茶，恐为不识时务。但新茶何日能到，心里却并不知个约略的讯息。便一日挨一日，昂脸望远方望不至的山，心里梦着：能与三两位稳和友君，季春之一日，往他们中一山间的友人处去。先骗一顿吃喝，再掠几斤茶返，慈父两份，自个一份，访友半份，岂不妙哉！又梦：自个独一人入山，山南山北，山左山右，山深山浅地转过，自个采了，自个炒了，自个携了出山，不也是当今嚣嚷人生的一处至境？
春正是日日厚了。与妻说定，先备三二百茶资（他人送亦不拒），以候春深。暗暗里忖想：是岁先有了这一片企望，这一岁便是有救了；这一年，也定将是精神了。
清汤养人，养颜，养心，养性，怡情，厚势，浓谊，广志……——似摸着正果了。
贺卡
记得贺卡是八十年代后期兴起的。那时正在编辑部上班，来往多，关系也“复杂”。忽然有一年岁末，涌来许多大小卡片，有上书“恭喜发财”的（刚时髦发财），有大写“心想事成”的（刚流行这个固定词组），也有写成一长篇文章在上面，须让人诵读半天的。
所有流行的事物都具有强烈（而可能是短暂）的传染性。收到这些贺卡后，我自然不甘落后,也无权失礼。便匆匆上街，拣各种花色的，购回来一摞，带些欢乐、游戏而又恶作剧的心态。
男士寄给他一张柔情蜜意、言“晚风带去了我的思……”的悄悄卡，女士寄给她一张印有导弹、战车、坦克、军舰、强击机等杀人工具的暴力片。写成惯性时（反正邮费公付），甚至就是身边三、五十步内的朋友，也孬孬好好给他（她）寄上一张，理顺关系，强化感情，逼他（她）也破时破费，加入西风东渐的流行行列。
时有消长，三两年后贺卡之风就衰减了。但也并非销声匿迹，而是平和有度，自觉必须。怎样才是必须呢？那就是非电话、面晤所能言，而又毋须飞鸿传言的必言之情愫。碰到这种情况，就用贺卡来表达。持之以恒，自然而然，不觉也有好些个年头了。
这其中有一家是泗县的刘兴品先生。我与刘先生相识于泗县乡下的黑塔镇，那一晚我正坐在镇招待所的烛光下专心记事，他误认为我是他同学，遂蹑手蹑脚从背后猛捣我腰眼一拳，我们就此相识。
另一家是《上海文学》。与《上海文学》，联系可谓频繁，但平日不计，年终总有贺卡数枚往来。最记得某年收到贺卡，上黑字大书道：我们年年月月天天天天天天天天祝您万事如意！虽是嬉戏夸张言语，但欢快遥握之情溢于言表，不由人不欢欣鼓舞起来。
第三家也是上海的友人，是华东师大的钱谷融先生。钱先生和蔼宽厚，冬日戴一顶绒线帽，平静安详，面色红润，整个人都显得暖融融的。每年里所有的日子我们都不怎么有联络，而只在年终互致问候，并祝来岁。今年我提起笔来，第一枚就邮给了他，不出三、五日，钱先生的贺卡回来了：
许辉兄：
你的贺卡使我特别感动，因为它带来了你真诚的情意。这一年里我是好的，只是忙些。真希望有机会能在我家里接待你。有便来沪，务请过我一叙。献上我的祝福！
谷融12.18
说实话，这是今年最令我思索和动情的贺卡。在小小的工作间里，我不时于工作的间隙拿它出来品味、冥想。它确实是朴实无华的，但我觉得这是我质量最高的情感交流之一。它能使我提高并且丰富，不仅仅是语文上的，而更多是人生的遵循上的。
匠人
我相信，每一个男人与生俱来都有做匠人（木匠、泥瓦匠等）的愿望、小聪明和能力。比如我们无意中就能成为家中更换灯泡、修理插座、疏通下水道、垒水泥平台的“老手”。只是这种愿望、聪明和能力大多数时候都被压仰着或贬损着，没有爆发的机会。
去年下半年，我因为左手受伤而打着绷带回到家中蜷缩起来。我的匠人的愿望突然爆发了，这也是家居局促、陈设旧陋所引起的。于是匆匆策划一番，花钱请人封了阳台，接了上、下水管，是想把厨房搬到阳台上的。这些个人没有条件做的事情做完之后，就轮到我大展身手了。
我先是吊着一只手上下六楼无数次地搬砖偷砂，然后一点点地和泥垒砖，把阳台上的洞隙堵起来，并且砌起了一种最简单潦草的台子。
虽然一只手干这种活非常困难，叫人看见了也不可理解，但我却兴致极高，没有丝毫的气馁。阳台封好厨房搬过去之后，我的劳动热情依然高涨。
我继续从楼下的各建筑工地大量“偷盗”黄砂，然后自己动手在原厨房里铺起了地砖。这真是一项有趣的工作，我从下午开始一直干到天快亮，终于使地貌换了新颜。
在劳动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洋洋得意地想：我真聪明，这种事情一干就会，而且绝不比专做这营生的差。
泥瓦匠的活因为我的“孤掌难鸣”而持续了一个多月，把我累坏了。但紧接着我又乐此不疲地当起了油漆匠——我雄心勃勃地想把家里所有的门窗都改颜换面，而且今后随着兴趣的变化不断地改颜换面。
我买来了红、白油漆（油漆店只有这两种），女儿当然觉得很好玩会主动参与进来的。于是，我大大咧咧地征求她的意见：你想要什么颜色？你想要什么颜色咱们就漆什么颜色。女儿说：粉红色。但结果我没能调出来粉红色，而是调出了近似大红的那种红色。我在窗户上一刷出来，大红大绿的，女儿就说：下乡了，下乡了！我只好又刷了层白漆把它盖上。
我又想在墙上自己贴墙纸，当然我不是想贴那种单一的墙纸，而是想买许多种不同花纹、不同颜色的墙纸，经过精心设计、精心组合，在各个房间的墙上展示不同的艺术图形。并且过个一年半载就重新组合一次，让所有来访者都不断地吃惊。
但是我遭遇了困难，首先是商店里墙纸的图案实在太少太单调，其次是贴墙纸完全是一种考验人耐性的活，得像绣花般一点点刷匀、对齐、压紧。这显然已经没有多少游戏的乐趣了，我很快就放弃了这种选择，而改为涂料刷墙。
当然，我打听到并且决定使用的是一种新型涂料，叫乳胶漆。它操作简便，效果明丽，还可以掺杂各种广告色。但我觉得它最大的好处，就是非专业人员也能第一次上岗就刷得像专业人员一样漂亮，几可乱真。
现在，我的匠人的冲动已经有点过去了。按照我当初的设想，家里该变的也都有了程度不同的改变：墙上涂了涂料，虽然各处都漓拉了一点；地上铺了地砖，虽然高低不平了一点；窗户漆了新漆，虽然颜色厚薄不均了一点……但我的收获和感觉却是全新的。这就是体验的快乐。体验？我们曾大同小异地经历了同一种进化的过程，自己动手、开荒种地、搭屋造锅、丰衣足食的规矩多多少少仍残存在我们的基因里。
对当代科技中的都市一族来说，适当的匠心及体力劳动应该是我们的愿望和享受。这与生计的紧迫不同，虽然这也是财富积累的一种方式，但更重要的，是它能使我们回到一种进化的激动人心的过程中去。它能清除我们意识角落里长期积存的现代社会的病菌，巩固我们健康的心理防线，激发我们的创造精神并且给我们以简单而实用的满足感。自然，我们的体能也会因此而得以恢复。
这样，当我们回家走到楼梯口听到撬门的声音时，我们至少还能闪身墙角，坚持着吆喝一声：警察，把手扶在墙上！——我们还不至于立刻就丢了脸。
私房钱
经常听人说起私房钱，报纸上也时有讨论，这就使我也想起了一桩私房钱的事。
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一年我和董静吵架，既然吵架了，那自然也就不好再吃人家做的饭了，我就每天到外面去吃。那时家里的财政是董静掌管的，我私房钱极少，吃了两顿以后，就基本上囊空如洗了。
当晚出门时，搜遍抽屉角角落落，分币无漏，也只有五块钱不到。一人走到街上，不想回家，想吃完饭后看一场录相。但如果花两块钱看录相的话，吃饭钱就不够了，而如果花两块五毛钱（最低价）吃饭的话，看录相的钱就不够了。一个人在合肥长淮电影院附近走来走去，很久不能决定。
最后还是吃了饭。
这事后来竟成了我口袋里有私房钱的动因，如果再有吵架呕气的事发生，我准会说起这段历史，并且一定会如释重负般加上一句：“我现在决不会让那种惨剧重演了。”
不过，现在这已经不是什么私房钱了，因为家里各人口袋里有什么钱，大家都是知道的。
我们这样处理我们的财务：家里每月所有的开支都由我负责，董静的钱她会如数存起来；而许尔茜的钱，则由她自己处理。她是个一点都不知道怎样花钱的孩子，我并不是说她不会花钱，或者不愿意花钱，不是的，是她想不起来花钱。除了买些学习用的课外书以外，她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要花钱的地方。这样的孩子真为父母省，你想不喜欢她都不行。
加急电报
我是1976年2月5日立春那天到灵璧县大西生产队插队的。到队里的第二天，我就上了挖河工地。第二年冬天又到挖河挖沟的季节了，上工地之前，因为有一种庄严的使命感的缘故，我给家里写了一封长信。
我先是汇报了我最近思想改造的情况，然后说了一些兴修水利的大道理，最后我不无炫耀地说：当我从工地上回来的时候，肯定像一个乞丐了。──其实当时我正在看高尔基的一本自传体小说，从书里学到的一些词句，例如“乞丐”，我马上就找机会洋洋得意地用到家信里去了。
过了几天，我在工地上收到了一封加急电报，电报上书：母病速回！我吓了一大跳，因为那时候最严重的信息工具就是电报了，一般的事谁会打电报呢！又是加急的！那也是我平生第一次收到加急电报，心里多少有点慌。
我拿着电报到队长那里请了假，一路焦急地赶回了家。到家一看，家里人都很好。我奇怪地问母亲：你不是生病了吗？大姐看看我的衣着和精神面貌说：怎么样，我说他是跟小说上学的吧。二姐说，妈妈也是为他担心。她们显然已经争论很久了。
我大发雷霆，说母亲欺骗我。那时不管怎么说受到的家教和学教也还是要做诚实的人，亲身体会到别人对自己的欺骗（虽然是自己的母亲），简直不能原谅。
我大喊大叫地立刻就要回队。后来记不清是怎么留在家里的了，母亲还在屋里伤心地掉了好一阵子眼泪。留下来之后渐渐也就觉得家里的舒适和温暖了，每天早上都可以睡懒觉，每天还都可以吃白面馍、逛街、看电影。
那次事件给我的未成熟的思想带来了一次小小的更动，我对说慌有了新认识。知道说慌（对成年人来说）是有着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的，不说慌的人也是不存在的。以至于我现在也经常说一些必要的慌言。每当想到近二十年前的那件事，我就觉得那种亲情是完全无法用其他方式来替代的。那也是最有道理、最合理的谎言之一。
一头小牛犊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一年秋天我在泗洪县我二爷家。泗洪在苏北，在苏北喊叔叔就是爷，二叔叫二爷，三叔叫三爷。我父亲兄弟两个。原先他们大约是有姐妹的，但到解放前后，兄弟姐妹也就是他们两个了，较远一些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父亲没跟我们说过。母亲说起来也没怎么说清楚。再说我们也一直不太关心，因为我们小孩子从小就没喊过大姑小姑，因此也就习惯了。
这都是题外的话，还是回到第一句上来。那年秋天我在泗洪县我二爷家，有一天我和二爷去河东的四姐家走亲戚吃饭，并且在四姐家里住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我和二爷就回梅花公社朱集村了。
那一天很早，天刚蒙蒙亮，秋天的早晨略微有一些凉意，而且田野里还淡淡地飘着一些雾气。二爷披着一件外衣，背着手，在前头走。我则跟在他身后，东张西望的。有时候还拾一些坷垃头往树丛里，或者田地里、河渠里扔。
快走到一条小河堤上时，我看见河堤下边有一块平地。平地周围种着一些刺槐树，平地上有几条黄牛，或站或卧的，嘴里不停地磨着，在倒草。看见我们走过，牛都一齐转头来看我们，有一头牛还“哞”地昂头叫了一声。二爷走过去了，我却看见一头卧在地上的黄牛腚后头有一团粘乎乎的东西在动。我连忙喊住二爷，二爷转回来看了一看，说：将牛犊子了。说完，他就走过去，我也跟着走过去，牛们都看着我们。
二爷甩掉披在身上的外衣，卷起衣袖，走到母牛身后，慢慢把小牛犊从母牛的身体里拉出来，又掐断脐带。然后，他直起身看了看附近。
那时候还早，田野里除了淡淡的雾气、新凉的空气和带有湿气的鸟叫外，还没有一个人走动。二爷对我说，幼连，你上队里喊个人来。
我连忙向附近的村庄跑去。乡村的小路上长着野草，野草都湿漉漉的。我跑到村庄外头，看见一个人正背着粪箕子往村外走，我就喊他，说河边生牛犊子了。那个人说，我跟队长说去。我又跑回了河堤边，心里是非常好奇地想看看小牛犊怎么样了。
我跑到二爷的身边，二爷正蹲在母牛的不远处吸烟，那时候都是用烟袋吸烟的。二爷一边吸烟，一边慈祥地看着小牛犊。小牛犊浑身湿湿的，躺在地上，并且不时地努力昂着头，蹬着腿，想站起来，但就是站不起来。二爷不停地说，你看这队的人，牛怀犊他都不知道，你看这队的人。
过了一会，附近这村的队长和饲养员都来了，他们都蹲在母牛和小牛的身边吸烟，说话，看着小牛。小牛渐渐能站起来了，但是腿还软，站起来就跪倒了。它就努力地再站起来，母牛不住地伸头舔着它，充满了母爱。太阳升到麦秸垛上的时候，小牛终于站起来了。
二爷站起来披上外衣，一边和这队里的人说着话，一边往路上走去，我也跟着他走到路上。我们走到小河的河堤上，河里那时水很少，我们从土坝上过了河，一直往前走了。
现在有时候碰到秋天起雾，或者下个小雨什么的，我看着书房窗外花架上的花，偶尔会想起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二爷早已去世了，后来父亲也去世了，不知道那个村子现在是什么样子了。田野里淡淡的雾气，那头母牛和她的后代，还有那头小牛犊的后代，不知道它们都怎么样了。
盛夏的“空调”
不知道什么时候入伏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伏，只知道小屋里的墙壁和家具，一天，比一天烫手。人在这样的时候就不觉得好过了，就往地上转移，在地上铺一张凉席，捱着暑夏。
风扇送过来的都是热风，窗外的天幕上总是过眼烟云。天气预报图上的那条高温等温线，又总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这个地区圈进去。人就觉得没有什么指望，就躺在凉席上，擦着汗，有一句没半句地讲些过去的事情。
讲到上小学、初中时暑假回农村老家去，午时也并不怕骄阳酷暑，几人般大的孩子都背了草萁上野地里割草去。
野地是没有边的广宽。野地里有庄稼、有野草地、有林子和水流，还有野“马扑”──一种很小的瓜果类的东西，也能吃，但太小，又有苦味……到了傍晚，太阳将落未落，风已从野地的深处起来了。
风也是野风，吹起来便止息不住，野着吹，没有边际。人站在草埂子上，或沟边上，由那风来扑，暑气便眼见着往天边上退了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