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冰船是何时从南极海峡返回的，我们竟然毫无知觉，当看到那个希望湾又出现在视野里，我说又回到早晨抛锚的海面了。同伴们表示怀疑：不大可能吧？
我说，你看岛上的红色小房，那不是阿根廷科学考察站吗？经过证实，我说的一点不差，我们将在这里等候，若傍晚风浪平息，我们就有可能登陆了。
下午4点多钟，广播响了，让大家按照事先编排好的小组准备登陆。
我们被安排在第5组，通知我们先吃晚餐。啊，看着别人登陆，我怎么吃得下呢？听说许多排在前面应该登陆的人没到位，冲锋艇上的座位有空当，我急忙跑回船舱全副武装，跑到二层船舱换上胶靴，夹进别的小组。
很顺利地提前乘上冲锋艇。这一次，明显感到海上风浪的淫威，浪头打来，满脸水花，凉冰冰的，好在很快便顺利靠岸。几个探险家站在冰水里把我们一个个从临时的小梯子上扶上岸。
岸边是两块晶莹的巨冰迎候着我们，我不由得跑到跟前，摸了又摸，并将手放在上面，按了几秒钟，我多想将自己的手印留在上面。船公司规定不能在岛上的任何地方涂鸦，可在冰上印个手印，总是可以的。然而，那冰太坚实太冰冷，我的手很快冻僵了，我没法撼动它分毫。于是，我不得不收手。
与我一起上岸的还有无数黑脑瓜、白眼圈的阿德利企鹅。它们从海里觅食归来，成群结队地向山岗上的家走去。我加入了它们的队伍，蹲在路上，用摄像机迎着它们，它们旁若无人地昂着头，挺着胸，照样走自己的路。有的经过我面前时，竟然好奇地停下来，用长长的嘴巴啄我的摄影包，我好不惊喜，想趁机违一次规，体验一下手摸那光滑的羽毛是什么感觉？可是，我一伸手，那企鹅“嗖”地闪了，躲得很灵巧很快捷，我不甘心，轻声乞求：“小家伙，我没有恶意！我是喜欢你！”起身撵上几步，它竟然全身着地，像在雪上游泳似的，摆动几下身子，就把我甩得老远。
有纪律的约束，我不敢再追，罢，罢，人家不情愿，也不能强人所难啊！
我继续跟着它们向高岗走去。
啊，那片大面积的岩石上有黑压压的企鹅在孵蛋，微风中，它们的羽毛轻轻地抖动着，全身心地护卫着羽下的小宝宝，许多毛茸茸的小企鹅探头探脑，它们在看着我这个新奇的客人吧？这里聚居的是阿德利企鹅，据说有几万对。它们在整个南极有260万对，是最大的企鹅家族。
这里的企鹅很享福，因为有许多裸露的地面，它们垒窝筑巢取石子很方便。不像我们先前去的岛屿上的企鹅，要在冰原的厚雪中跑到岸边去叼石子。
带队的工作人员过来唤我，一起去参观阿根廷科学考察站。这里位于南纬63度24分，西经56度59分，希望湾建于1951年，是阿根廷在南极半岛的聚集点。
远远地，有4个小孩子跑进小木屋，我原以为是来岛上探亲的家属，后来经介绍得知，他们都是岛上的居民。
在南极主权问题于1959年被冻结之前，许多国家对南极辽阔的冰原以及它所覆盖的巨大资源垂涎三尺。为了制造话语权，一些国家通过发行标有其所要求的南极领土的邮票、出版地图、建立纪念碑、设立邮政局等方式，来证实他们对南极领土要求的合法性。最出格的是阿根廷竟在20世纪70年代“制造”了一些“南极原住民”——鼓励一些条件出色的夫妇，志愿到南极岛上居住并生儿育女。就这样，1978年，第一个南极人在这个希望岛诞生，成了世界上罕有的“南极原住民”了……
岛上有很多低矮的橘红色的小房，包括学校、社区中心、邮局、小教堂和实验室，不知内情的人，根本无法想象出在这里建起这些将会花费多大的代价。
从外表上看，这些建筑毫无生气，走进去，却是又一番天地。原木的地板、卫生间、图书室，生活用品在这里应有尽有。一批又一批的科考人员和为数不多的居民在这里度过了几乎与世隔绝的寂寞时光。
所有的房子都与地面有一定的距离，需要踏着小木梯才能进屋。
岸边矗立着一个大石碑，上面画着圆形的图标，人们纷纷在纪念碑前留影。
再向前，是一个方形的矮小石头屋子，前面有西班牙文的说明。经翻译介绍得知，这个小石屋是1901年至1903年发现这个岛的三位瑞典探险家住过的，他们在这里靠吃海豹、企鹅维持生存，3个月后才得救。希望湾的名字就是为了纪念这三位瑞典探险家而起的。
在南极生活，对考察队员不仅要有体质上的严格要求，对他们的心理更是一种考验，在繁闹嘈杂声中生活惯了，来到这连掉根针都能听到响声的极静的世界里，难以忍受孤独和寂寞的极夜，有的人失眠，有的人食欲减退，还有些人出现脑功能减退和记忆力下降，易于冲动和急躁，甚至有的人会出现心理变态反应。曾有人因不能忍受寂寞、孤独，私自外逃而身亡，也有人因酗酒过量而中毒死亡……
我正陷入沉思，忽然房门开了，三位阿根廷的科学工作者从里面走出来，其中还有一位十分漂亮的女科学家，她的微笑很迷人。
路边有一所独立的房子，门口竖立着十字架，那是一个教堂。可以想见，无数寂寞的夜晚和白天，岛上的科学工作者有了闲暇，便到这里倾诉内心的各种苦衷，这里是他们寄托心灵的地方，是神圣不可冒犯的地方，是帮助他们减轻忧虑和烦恼的地方。没有宗教信仰的我，忍不住也双手合十，虔诚地祈祷：阿门！
从教堂出来，我走进一个小商店，有邮票，有T恤衫。墙上挂着几幅大照片，是岛上科学工作者在野外的合影。屋子中间是一个很大的火炉，炉火通红，暖洋洋的，驱赶了我身上的寒气。
我发现靠里面的墙边有一个一米高的小支架，上面放着一个16开的留言簿。我好奇地翻看起来，各国文字，五花八门，都是来这里参观的客人留下的。我情不自禁地拿起笔，在本子上写道：向在南极科考站工作的科学家们致敬！这是我发自肺腑的心里话。他们在这与世隔绝的地方辛勤工作，把自己的青春和智慧献给这个地球，实在太了不起了。我的签字虽然不起眼，可却将中国的方块字挤进众多的文字中，也表达了中国人对科学家的景仰之情。
在冰原生活的南极人不仅地域上没有“国界”，思想中也没有“国界”，这是一个真正的“大同世界”。据说，各国考察站之间时常“串门”，当一国的科考队员途经另一国的考察站时，休息一下，吃顿饭，更是司空见惯的事儿，若赶上节日，热情的主人还要登门拜访或盛情邀请友邻站的科学家来做客。乔治王岛上的各国科考站每年还聚集到一起举行游泳赛、集邮交流等活动，想一想，这种珍贵的友谊在世界最冷的茫茫极地是怎样温暖人心啊！
也许是因为人与人之间交往、交流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揭开南极神秘面纱的需要。南极大陆上还设立了许多避难所，里面存放一些食品、燃料、通讯器材、御寒服装等，门从不上锁，各国考察队员以及游客和探险者遇到天气不测时，可以自行入住，避险躲风，饿了有食物，冷了有衣被，自行取用，不用付款。
全球意识是一个新话题，而走在最前列的莫过于南极了。
在阿根廷站，徐深秋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两块铝合金的标志牌，一块是中国长城站到长白山的距离，一块是中国长城站到长春的距离。我们分别与那里的科学家合影留念，并把牌子赠送给阿根廷站，他们十分喜悦地接受馈赠。两块牌子虽然没能钉到中国南极长城站的柱子上，也算找到了一个较好的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