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战略评估中，应该“理之以义”。关于“义”的含义，孟子将其解释为“集义所生”的“天地浩然之气”。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所要背负的先天道德感，是与生俱来而不得不担负起的义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责任。兵法中强调“义”，侧重讲军队所要承担的存亡继绝、匡扶正道的义务。《吕氏春秋·孟秋纪·荡兵》里面说的“古之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义兵”指的就是符合道义、为民心所向的军队。此处的“兵”，因被“义”字修饰，带有了扶危济困的色彩。古人推崇正义之师，甚至认为“义兵，天下之良药也”，正是期盼军队能够让天下安定、安稳、安乐。
第三，在战略执行行动时，应该“动之以礼”。广义的“礼”指的是整个天下秩序，军事行动的目的是保家卫国，维护和平，恢复秩序。虽说春秋晚期已经礼崩乐坏，但无论作战还是外交，仍有许多礼法、制度和习惯在使用。这些传统的力量和习惯的做法，决定人们的是非判断和价值认知，因而，强调军事行动必须尊重约定俗成的规范、风俗、习惯等。狭义上的“礼”，则特指“军礼”，是军队组织体系内的制度、律令等规范，是军队整体风貌的体现。
第四，在战略实施进程中，应该“抚之以仁”。一是说治兵时的仁爱、德行，将帅能与兵士同甘共苦。如果将领对士卒不够仁爱，士卒便会与将领离心离德，最后导致军心涣散，不能形成战斗力。但若是将领过于仁慈，优柔寡断，“大事不决，小事上当，乱施恩惠”，这是妇人之仁，容易被对方抓住弱点而加以利用，所以要有仁爱，而不能泛滥。我们既要“抚之以仁”，又要“慈不掌兵”，要把握两种“仁”的平衡：不要小恩小惠，而要大仁大义。二是说对待百姓、俘虏等非参战人员，要关爱照顾，尽最大可能争取他们的支持，瓦解他们的斗志。优待俘虏和不杀俘虏，古有道义上的责任，今有《日内瓦公约》的约束，打仗要算经济账，战争要算政治账。
“止戈为武”，并不是说绝对不使用武力，而是说尽量避免使用武力。战争应该是扶危济困、维护秩序的行为，国家要崛起时，需要有精兵强将保驾护航；国家陷入困境，也需要有军队力挽狂澜。军队的性质，决定了军队的使命和执行任务的方式；军队的传统，决定了军队管理模式和行动特点。从战略意义上来讲，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和组织力量，必须合乎政治目的。
《左传·宣公十二年》还记载了楚国将领讨论“用武”的境界：
举不失德，赏不失劳；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若之何敌之？
这是将政治行为、行政手段和军事行动结合讨论的范例。“举”是举荐，有选贤任能之意，“赏”是奖赏鼓励。举荐人才，不要把有道德的人遗漏；赏赐爵禄，更不要忘记有功劳的人；“老有加惠，旅有施舍”指已经建立了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贤愚各得其所，礼制有条不紊，只有国家内部先做到政通人和，才具备进行战争的条件。国家德治，刑罚必信，行政顺畅，事能担当，典制有常，秩序井然，这样的“内无忧”的政治环境和行政背景，可以确保军事行动无人能敌。止戈为武，是从战略层面对战争性质做了规定，那就是以战止战，不能以战养战；也是从政治高度对战争进程做了约束，那就是适时停战，不能穷兵黩武。把握住战争的合理性，果断出击；把握住战争的特殊性，适时收手。
柔武不斗：姜太公列出了用非战争的手段打击对手的十二种“文伐”，这正是采用“柔武不斗”的策略，示弱示软，有意去麻痹强大的对手，令其穷兵黩武。
作为一名普通士卒，用的是战术，作战意在杀敌，杀敌越多，功劳越高。作为一个将帅，打的是战役，作战就是出奇制胜，赢得战场胜利。作为国家的统帅，打的是国力、是外交、是谋略，作战要懂得“不战而保全获利”，要赢得全局的胜利。这就要求最高统帅明白，战争只是万不得已的最后一招，是最后的摊牌，一旦开战，局面便不可控制，小而关乎得失成败，中而关乎身家性命，大而关乎兴衰存亡。因而老子说：“兵者，凶器也。”战争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为国家赢得利益，也可能伤害到国家实力，两者皆可改变历史走向。
基于战争行为的不可预见性，中国兵法有不少主张通过其他手段达成战争目的的论述。《逸周书·柔武》概括为“善战不斗，故曰柔武”，我们姑且称之为柔武论。
从根源上说，“柔武”思想受老子学说的影响较大，老子主张“柔胜刚，弱胜强”，肯定“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认为柔弱能战胜刚强。他曾拿舌头和牙齿谁先掉的例子，说明看似柔弱的东西，其实更有耐力，不仅长得更结实，而且活得更滋润。从军事学的角度来看，“刚”指在作战时宁折不屈、一往无前，先发制人，而“柔”则是善于防守，长于退却，后发制人。
在日常生活中，有的人非常“强硬”，如果这种强硬是藏在内的，也就是心智上的坚强，对于人的成长，无疑大有裨益。但如果这种强硬表现在处理人际关系中，那么无疑会引起很多不必要的冲突。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也是如此，一方面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另一方面要能够做到“柔和”，能进能退，能屈能伸，避免不必要冲突，多协调协作，这样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才会和谐。
若一味坚持挂在嘴边的原则，硬邦邦地坚持所谓的道义，不晓得变通，不懂得妥协，自然是要处处碰壁。而“柔弱胜刚强”，小可以作为人生智慧，指的是我们拥有高远的志向，但在做事时能谦逊、低调，和光同尘，才能成就一番事业；大可以作为国家策略，指的是国家有自己的战略追求和时代任务，韬光养晦，才能稳步前进，后来居上。
老子认为“上善若水”，用“水”来比喻看似“柔弱”者的韬略：流动的水既可以“飞流直下三千尺”，也可以“泉眼无声惜细流”。但是，不管是停蓄，还是奔流，终归大海的志向是坚韧不拔的，沉潜而下的态度是始终不渝的。所以说，水的“柔弱”，只是外表的柔弱，是策略的灵活，其内在却极为强大。《周易》用“坎”卦表示水，上下两爻都是阴爻，中间的一爻是阳爻，这个阳爻，正代表了水中所蕴含的力量，是坚韧的、刚健的，但其外表却非常柔和，就个人而言，是身段柔软；就国家而言，是谦和低调。
从这个角度讲，柔是一种美德，刚是一种危害。看似柔弱的人，人们乐于帮助他；外强中干的人，心怀怨恨的人就把他当作攻击的目标。柔有柔的方便，刚有刚的长处，弱有弱的作用，强有强的用途。战略管理，就是把握“柔、弱、刚、强”四个字，能守能攻，能进能退，能显能藏，能舍能收，运用得恰到好处，内政就可以游刃有余，外交就可以左右逢源。汉代兵书《三略》中所言的“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弱，其国必削；纯刚纯强，其国必亡”，说的正是这个道理。“柔弱”并不是讲一味的、纯粹的柔弱，而要像水一样，在柔弱中蕴含刚强，就人的性格来讲，就要“外圆内方”；就战略管理来说，要做到锋芒内敛，静观其变。
从战略上审视“柔武不斗”，可以采用“文伐”达成战略目的。柔武是以退却为进攻，讲究后发制人。文伐是文韬武略合二为一，以文为武，相互配合，不战而胜。《六韬》专门有《文伐》一节，讨论文伐之法。姜太公列出了用非战争的手段打击对手的十二种文伐谋略：
一是根据对手的喜好，顺应他的心中意愿，滋生他的骄横之心，这样他必然会做出错误的决定。人不怕力量强，就怕没嗜好，抓住他们好名、好利、好色的缺点之一，因势利导，就能够瓦解他的原则，挫败他的志气。
二是亲近敌国中被国君宠信的臣子们，用计策削弱他们在国家中的影响力、威慑力。如果敌国的臣子们都心怀二心，不再绝对的忠诚，力量必定衰弱。一旦敌国朝廷之中没有了忠臣，那么，这个国家自然会处于危险的境地。三是私下里贿赂敌国君王的近臣，建立起密切的联系。这样，虽然他们处在本国之中，内心却向着国外，这样的国家早晚会出现祸害。四是鼓励敌国国君过分、无节制地沉迷于享乐中，滋长他荒诞奢靡的欲望。
给敌国国君送上珠宝等厚重的礼物，贿赂他；献上美人，取悦他，曲意卑微地听从他的命令，这样就消减了他的防范之心，我们去攻打他们的时机，很快就会到来。
五是尊重敌国忠心又有才能的臣子，送给他微薄的贿赂，在出使我国的时候挽留住他，不答复他提出的要求与问题。这样，敌国国君会认为他不能完成使命，没有能力；或者心存二心，不再信任。我们再透露给敌国后派来的使者一些真实的情报，表现得亲近他、信任他，如此，敌国今后就会派这样的使者。借助计谋，我们能够离间掉敌国的有志、有能之人，那么攻取敌国，也就指日可待了。
六是收买敌国内部的大臣，离间敌国国君与统兵在外的大臣的关系。如此，有能力的臣子就会帮助外国，敌国的内部就会内讧，这样的国家很少有不灭亡的。七是笼络敌国国君，就要送给他丰厚的礼物。再收买他身边亲信的近臣，私下里贿赂他们，让他们诱导敌国国君，慢慢地轻视了国家的民生社稷大业，这样敌国就会积蓄渐失，国库空虚。八是贿赂给敌国贵重的礼物，与其结盟谋取他国。让敌国国君以为与我们合谋，对他自身是有利的。这样的话，敌国国君认为自己会得到好处，就会更加地信任我们。不断地积累这种信任感，就一定会形成对我们有利的局面。虽有一国却被他国利用，这样的国家必然会遭遇沦丧。
九是给敌国的君主以显赫的名号，让他产生势力强大的感觉，顺从他的命令与意志，这样他就会真的相信我们。让他感觉到至高无上的尊荣，夸耀他的功绩，把他比作圣人。这样，敌国定会一日不如一日，逐渐衰微下去。
十是甘愿以卑下的身份来侍奉敌国君主，使他深信我们的势力不如他，从而获得同情。顺从他的旨意，并且执行他分派的任务，如同是同母兄弟，一旦完全取得了他的信任，就逐渐地收拢他的势力。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消灭它，就像是天要消灭它一样。
十一是闭塞敌国君主的耳目，使臣民追羡富贵，不愿承认危险灾祸；私下许诺给他尊贵的地位，并偷偷地赠送他财宝，收买敌方国中的有识之士。本国的国力充实，却要表现得很贫乏。私下里收拢敌国的智士，使他们为己方出谋划策。收纳敌方的勇士，使他们帮助提高己方的士气。不但要满足他们对富贵的欲望，还要不断地滋长这种欲望。这样，敌国的智士和勇士就成为了己方的力量，也就闭塞了敌国君主的耳目。如果他的视听都已经闭塞了，还能保有自己的国家吗？
十二是培养扶植能够祸乱敌国的奸臣，使敌国国君迷惑。进献美女给敌方的国君，用美色迷惑他；赠送给他快马良驹，使他沉迷其中；还要不时地奉承大好局势，诱惑他忘记忧患。待到时机成熟，我们就号召天下人一同消灭他。
这十二条，可谓刀刀见血，杀人于无形之中，是通过和平的手段，演变敌国的有效途径。大厦将倾，必坍于内；大国将衰，必乱乎内。姜太公这文伐十二法，正是采用“柔武不斗”的策略，示弱示软，纵容强大的对手，令其穷兵黩武，自作罪孽。殷纣王正是毁在周文王和姜太公的纵容之中，沉湎酒色，拒谏自是，贤臣远遁，小人当道，最终民心涣散，不战而败。
古代兵法有时候将“文”视为“德”。《吕氏春秋·慎大览·不广》就说：“用武则以力胜，用文则以德胜。文武尽胜，何敌之不服？”文武两手都要硬，哪有强敌可以抗衡？因而在制定军事战略时，要综合运用文攻与武卫两种策略。从处理国际争端来说，可以付诸武力，也可以和平谈判。但从长治久安来说，“先王耀德不观兵”，即便对方与己国不和睦，也能“修文德以来之”，即通过长时间的战略积累，树立国家形象，形成国家处理问题的基本策略，便会不断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同。即便有时出于利益考虑，若开诚布公，也会赢得其他国家的理解。从这个角度来说，文伐是应对敌国不得已的权谋，意在削弱对手；而与之相应的文德，则是采取主动策略，理顺内政外交，提升国家的影响力，为不战屈人提供必要的政治环境和外交实力。
《韩非子·五蠹》记载舜统治天下时，苗族人不服从统治，禹建议发兵讨伐苗族。舜否定了禹的建议。在舜看来，自己文德不够，内政不修，就去采用武力，不合乎道，攘外必先安内。之后，舜连续三年在国内推行德政，百姓讲信修睦，持着武器跳舞，上下一心。当苗族人知道舜的德行和实力，就主动归降了。
柔武，是对外守拙、示弱，含光内敛，目的是掩护自己的励精图治，集中力量发展自己，做到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四海升平，这本身就是国家实力。如果内政上不修文德，国内官吏贪污，政策混乱，民怨沸腾，就像晚清似的，不是因为外敌太强不能打，而是因为内忧太多不敢打，只能一味对外示弱，这不是柔武，是软弱。柔武作为权谋，可以用于外交；文德作为根本，主要用于内政。不断提高百姓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国力，不断完善法制，不断建构道德高地，使得周边国家对本国心悦诚服，主动归附，则不用权谋，也自然获得战略上的主动，赢得国际的尊重。
兵者不祥：古代兵书在谈及用兵时，态度都是非常谨慎的，因为兵家都能意识到，用兵虽然能获得一时的胜利、一时的征服，但也会带来无穷的后患。
《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认为战争存在极大的潜在威胁，不能轻启战端，不能轻言战争。《管子·兵法》也谆谆告诫：
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
战争不仅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更会挑起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百姓之间的仇恨。尤其是当一个国家内部问题没有解决，更应该一心一意谋发展，把百姓的生活解决好，把人民的怨气消除掉，先内修文德，再谈外治武功。如果没有内部的团结，对外作战只能引火烧身，外患未平，内乱迭起，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如果确实不得已而被迫选择战争，那就要争取通过这次战争，保证本国在今后较长时间内的稳定，至少获得一种战略上的均衡，通过新的力量分布，获得几十年的和平。
古代兵书在谈及用兵时，态度都是非常谨慎的，作者都能意识到，用兵虽然可以获得一时的胜利、一时的征服，但也会带来无穷的后患。《司马法》就说“国虽大，好战必亡”。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强大，若一味地争强好胜，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结果也只能是自取其辱，自寻灭亡。
春秋无义战，发动战争不外乎是掠夺土地百姓，打来打去，民不聊生，国皆焦土，还不如不打。有时只是为了泄一己私愤，悍然发动战争，全无道义可言。很多诸侯国打来打去，把自己耗亡，晋国、宋国、郑国、吴国、越国莫不如此。即便一度强大的西汉，也因对匈奴连年作战，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尽管最后取得了一时的胜利，却也民生凋敝、怨声载道，国力江河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