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娅，玛丽娅！”安娜站在街上冲着妹妹的窗户喊道，“他们来了！德国人来了！”她的声音里满含惊惶，玛丽娅一步两级楼梯地飞奔下来，她满以为会听到钢钉靴子在布拉卡主街上行军的声音。
“在哪里？”玛丽娅冲到街上撞上姐姐，气喘吁吁地说，“他们在哪儿，我怎么看不到？”
“他们不在这里，你这个白痴！”安娜反驳说，“还没来，可是他们到了克里特，他们可能会来这里。”
了解安娜的人从她声音里能听到一丝兴奋。她的看法是，只要能打破一年四季按部就班的单调生活，改变她今后生活的前景，不管什么，她都欢迎。
安娜从佛提妮家一路跑回来，佛提妮家里一群人围在一台噼啪作响的收音机旁。他们刚刚听到德国伞兵降落在克里特岛西部的消息。她们俩跑到村里广场上，这种时刻，大家都会来。此时正是下午四五点钟，酒吧里挤满了男人，与以往不同的是，还有女人，全都闹哄哄地听广播。尽管，不用说，他们自己的吵闹声盖过了收音机的声音。
广播里的消息直截了当但所知有限：“大约凌晨六时，一小队伞兵在克里特岛靠近马里门机场附近降落。据称他们目前已全部死亡。”
看来到底是安娜弄错了。德国人根本没有来。玛丽娅想，像往常一样，她姐姐总是反应过度。
然而，气氛还是很紧张。雅典四周前就已失守，从那以后德国国旗飘扬在卫城上空。这已让人足够不安了。可是对玛丽娅来说，她从未去过那里，雅典似乎远在天边。为什么那里的事情要让布拉卡的人们烦恼呢？而且，成千上万的盟军部队正从大陆来到克里特岛，当然会保证他们的安全！玛丽娅听着她身边的大人争吵、辩论，就战争发表看法，他们的话让她更觉安全。
“他们没有机会！”酒吧老板范格利思·里达基轻蔑地说，“大陆是大陆，可不是克里特。一百万年后也不是！看看我们的地形！他们不可能一开始就开着坦克来跨过我们的大山！”
“可我们并未能把土耳其人拒之门外。”帕夫罗思·安哲罗普洛斯悲观地反驳。
“威尼斯人也没挡住！”人群中有个声音尖叫。
“好吧，如果这种命运来到我们这里，他们得到的会比他们想要的多得多！”另一个人咆哮道，一拳砸在自己另一只张开的手掌里。
这不是凭空威胁，房间里所有人都明白，虽然克里特在过去曾遭侵略，居民们却一直没放弃激烈的抵抗。克里特岛的历史，是由一串长长的斗争、报复、民族独立串起来的，没有哪所房子里找不到斜挂子弹带、来复枪、手枪。生活节奏可能看似柔和，可背后通常是家族、村庄之间热火朝天的争斗，超过十四岁的男子中几乎没有人没学过使用致命武器。
萨维娜·安哲罗普洛斯带着佛提妮、佩特基斯家的两个女儿，站在门口，她很清楚这次的恐惧所言不虚。飞行速度便是简单原因。空投伞兵的德国飞机从他们在雅典的基地飞到克里特，所花的时间不会比孩子走路去伊罗达的学校远。可是她沉默着，成千上万的盟军队伍从大陆撤退到克里特让她感到更脆弱而非更安全。她没有男人们那么自信。他们愿意相信杀死几百个降落的德国伞兵就是故事的结尾。萨维娜的本能告诉她，一切远未结束。
一周内，真实画面越来越清晰。每天大家聚在酒吧里，五月末的黄昏，白天的温热不会随着太阳落山而下降，一年中这种天气才刚刚开始，大家散布在广场里。他们距离战争中心不过一百多英里，布拉卡的人们靠着传闻、零碎小道消息过日子，每天更多故事从四下里传来，就像蒲公英种子飘散在空中。看来，从他们现在所处的战略形势来看，尽管空投下来的许多人死了，可还是有人奇迹般地活下来，并潜伏下来。早期故事的版本里只有德国人的鲜血喷溅，德国士兵被竹枝戳死，在橄榄树林里让他们自己的降落伞窒息而死，或摔碎在岩石上。可现在真相大白：机场上降落了几千人，活下来的人数多得令人恐惧。现在局势大变，转而对德国人有利。空降后的第一周，德国人宣布克里特岛归其所有。
那晚，大家再一次全都聚集在酒吧里。玛丽娅和佛提妮在外面，用细树枝在灰土地上画井字玩，可是听到说话声越来越大，她们竖起耳朵。
“为什么我们不作准备？”安东尼斯·安哲罗普洛斯问，把他的玻璃杯重重地往金属台面上一放。“显然，他们是从空中来的。”安东尼斯对自己、对兄弟都怀有深厚的感情，可即使情绪最好的时候，也才偶尔流露一点点。在黑色睫毛的掩映下，他绿色的眼睛闪烁着愤怒。两个男孩完全不同，安哲罗斯在身体和思想上都要软弱一些，而安东尼斯有张瘦长的脸，很强横，渴望攻击。
“不，不是这样，”安哲罗斯说，轻蔑地挥着他的胖手，“这谁也没想到。”
帕夫罗思并不奇怪，两个儿子在任何事情上看法从来不一致，这也不是第一次了。他点燃一根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我同意安哲罗斯，”他说，“没人想到空袭。从这里入侵就是自杀行为—从空中降落？！降一个杀一个！”
帕夫罗思是对的。对他们大部分人来说，这无异于自杀，可是德国人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牺牲几千人，他们根本不假思索。在盟军组织反击之前，离哈里阿不远的关键之地马里门机场已落入德国人手中。
最初几天，布拉卡还往常一样该干吗干吗。没有人知道，克里特岛上有德国人对他们究竟意味着什么。一连几天，他们都震惊于竟然让这种事发生了。走漏出来的消息描绘出一幅比他们想象中更灰暗的画面。一周内克里特岛上四万名希腊和盟军部队被击溃，成千上万的盟军不得不疏散，受伤惨重，死亡无数。酒吧里的争论更加白热化。当德国人向东打过来时，村里该如何准备保卫自己，人们就此议论开了。拿起武器的愿望此刻像宗教狂热般蔓延，村民们不惧怕流血，许多人盼望着拿起武器。
对布拉卡的人们来说，当一支德国部队进入圣尼古拉斯，一支小分队从那里派遣到伊罗达时，这成了现实。佩特基斯家的女孩们放学回家时，安娜停下来，用力扯了扯妹妹的袖子。
“看，玛丽娅！”她催促着说，“快看！从街上过来了。”
玛丽娅的心都停止了跳动。这次安娜说对了，德国人真的来了。两名士兵故意朝她们走来。一旦占领部队入侵后，他们会做什么？她猜他们会杀光所有人。不然为什么来？玛丽娅的腿直发软。
“我们该怎么办？”她小声问。
“继续走。”安娜冲玛丽嘘了一声。
“我们要不要转个弯，走别的路？”玛丽娅恳求地问。
“别傻了，继续走就好了。我想走近看看他们长什么样儿。”她抓着妹妹的胳膊，推着她往前走。
士兵让人不可捉摸，他们蓝色的眼睛凝视着前方，身穿着厚厚的羊毛军装，鞋头包着钢片的军靴走在鹅卵石路面上，发出有节奏的咔嗒声。当他们经过时，连看都没看一眼两姐妹，视若无物。
“他们甚至都没看我们一眼！”他们刚走远，听不到时，安娜嚷道。她现在快十五岁了，如果没有任何异性注意到她，她觉得都是一种侮辱。
没过几天，布拉卡有了德国士兵的小军营。在村里最偏僻的一角，一户人家大清早就被粗暴地吵醒了。
“开门！”德国兵叫着，用步枪枪托砰砰地砸门。
尽管听不懂一句德语，这家人还是明白了命令，以及后面要说的话。他们要在中午前腾出房子，否则后果自负。那天开始，安娜兴奋地预测驻军就生活在他们中间了，村里的气氛暗淡下来。
日复一日，克里特岛的其他地方怎么样，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消息，可是传闻倒不少。比如，盟军的小股部队正在朝东边的锡提亚移动。一天晚上，天刚擦黑，四个伪装得根本分辨不出的英国士兵从山上下来，他们一直睡在废弃的牧羊人窝棚里，漫不经心地晃到了这个村庄。如果他们是在自己祖国的小村庄里，肯定不会受到如此热情的欢迎。村民们不仅仅是因为渴望了解更多一手消息，他们本来就天生好客，认为每一位陌生人都是上帝送来的。这几个士兵受到最好的款待。他们吃呀，喝呀，可是四个人中只有一人希腊语说得不错，他带来了上周北部海湾发生情况的第一手资料。
“我们万万没想到他们会从空中来—当然也没想到来那么多。”他说，“大家都以为他们会从海上过来。当场就打死了很多人，可是还有大部分人安全着陆，然后集结成队。”年轻的英国士兵犹豫了一下。明知不智，他还是加上一句：“然而，有几个是别人促成他们死的。”
他说得让人听起来很人道，可是当他继续解释时，一些村民灰白了脸色。
“一些受伤的德国士兵被乱刀砍死。”他盯着他的啤酒杯说，“是当地村民干的。”
另一名士兵从他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张折起来的纸，小心摊开来，摆在面前的桌上。在印刷体的德语下面，写着有人潦草翻译过来的希腊语和英语。
“我认为你们应该看看这个。这是德国空军首领斯图登特将军几天前发布的命令。”
村民们围在桌前，看着纸上写的东西。
有证据表明，克里特岛的民众应当为残害、谋杀我们的伤员负责。我们将立即开始报复与惩罚。
在此我特别授权曾遭受暴行的所有部队执行如下命令：
一、射杀凶手；
二、毁灭整个村庄；
三、如有村庄窝藏罪犯，消灭该村全部男性村民。
无须军事法庭对上述暗杀我们军队的人作出判决。
“消灭全部男性村民”，这句话从纸上跳出来，村民们死一般寂静，只听得到他们的呼吸声；可是到底要过多久他们才能自由地呼吸呢？
英国人打破了沉默：“德国人以前从未遇到过像克里特岛这样顽强的抵抗。这让他们太吃惊了。抵抗不仅来自男人，还有妇女、儿童，甚至有牧师。他们期望的是完全而彻底的投降，你们的，盟军的。可是提前警告你们，对你们才公平。他们已经残酷地处置了西边的几个村庄，把这些村庄夷为平地—甚至连教堂和学校也没放过。”
整个房间立刻闹腾起来，他说不下去了。
“我们能抵制他们吗？”帕夫罗思·安哲罗普洛斯盖过大家的吵闹声吼道。
“是的。”四十多个男人喊道。
“战斗到死！”安哲罗普洛斯吼道。
“战斗到死！”人群回应道。
虽然德国人很少在天黑后冒险出门活动，男人们还是轮流在酒吧外值班。他们一直聊到午夜凌晨，直聊到空气中全是浓烟，梅子酒的空瓶子竖成了银色森林。英国士兵们知道，如果在白天被发现，那就死定了。他们在黎明前动身，离去。从现在起，他们要藏起来。几天前，几万盟军已撤到亚力山大，那些留下来的，如果想从事重要情报活动，必须避免被德国人捉住。这队人上路去锡提亚，意大利人已经在那里登陆，占领了那里。
在英国人看来，告别与拥抱对这样短暂的见面来说太长太热情了，可克里特人没觉得流露这般奔放的情感有什么不妥。男人们还在喝酒时，有些人的妻子给士兵们送来一包包粮食，重得士兵们提不动，丰富得够他们吃两周，令他们感激不已。“谢谢，谢谢。”一个士兵一遍又一遍地说，他就会说这句话。
“没什么，”村民们说，“你们在帮助我们。应该由我们说谢谢。”
英国士兵们还在酒吧时，安东尼斯·安哲罗普洛斯—佛提妮的大哥，偷偷溜走了，回家收拾一点东西：一把锋利的刀，一块羊毛毯，一件换洗的衬衣和他的枪—父亲在他十八岁时给他的一把小手枪。最后一分钟，他抓起一支木笛，它一直和父亲最心爱、最漂亮的七弦琴放在同一个架子上，这是希亚波利①，他从孩子时起就吹它，既然他不知道何时再能回家，他可不能把它抛下。
安东尼斯正要扣紧皮囊，萨维娜出现在门口。布拉卡的每个人最近几天都难以入眠，大家全都很警惕，不时从床上探起身，焦虑让他们不安，天空中明亮的闪光告诉他们，敌人的炸弹在轰炸他们的村庄和城市。他们还以为自己的家会被炮火炸得摇摇欲坠，听到住在街那头德国士兵发出的刺耳声音，他们怎么睡得着呢？萨维娜一直没怎么睡着，踏在坚硬地板上的脚步声、手枪从粗糙墙壁钩子上取来时刮擦声，很容易把她吵醒。最重要的是，安东尼斯不想让母亲撞到，母亲可能会阻止他。
“你在做什么？”她问。
“我打算去帮助他们。我想给那些士兵带路—没有熟悉地形的人带路，他们在山上连一天都活不过。”安东尼斯为自己的举动热情辩护，他以为会遭到母亲的强烈反对。然而，让他惊奇的是，他发现母亲同意地点了点头。虽然她本能还是那么想保护他，可是她知道这样做是对的。
“你是对的。”她很平静地说，“尽我们所能去支援他们是我们应尽的义务。”
萨维娜拥抱了一下儿子。他就走了，急着赶过去，怕那四人已经上路，离开村子而错过了他们。
“注意安全。”萨维娜朝他的影子嘀咕了一声，即使他可能走得听不见了，“答应我你要保证安全。”
安东尼斯跑回酒吧。现在士兵们站在广场上，正在作最后的告别。他加快步伐，赶上他们。
“我打算做你们的向导，”他告诉他们，“你们得知道哪里是山洞、哪里有罅隙、哪里有峡谷。因为单靠你们自己，你们只有死路一条。我能告诉你们怎么活下来—在你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鸟蛋、能吃的浆果，还有水。”
士兵们又说了一通感谢话，那个能说希腊语的士兵走上前一步，“外面十分危险，好多次，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才明白。我们太感谢你了。”
帕夫洛思退后站在那里，像他妻子一样，对他大儿子的献身事业感到恐惧，可也钦佩。他把两个儿子抚养长大，让他们了解这片土地，他知道安东尼斯懂得这些知识，能帮助士兵们活下来，就像山羊能在光秃秃的土地上活下来一样。安东尼斯知道什么有毒，什么有营养；他甚至知道什么样的灌木丛里的烟草最好。帕夫洛思为儿子的勇气自豪，被他近乎天真的热情打动，他拥抱着儿子。然后，在五个人走得快看不见了时，他才转过身，回家，他知道萨维娜在等他。
吉奥吉斯在第二天去看伊莲妮时，向她讲了这一切。
“可怜的萨维娜！”她沙哑着说，“她会急死的。”
“总得有人做—那个年轻人准备好了冒险。”吉奥吉斯轻描淡写地回答，尽量让安东尼斯的离开显得轻松点。
“可是他要去多久？”
“没人知道。那就像问这场战争要打多久一样。”
他们看着海峡对岸的布拉卡。有几个人影在码头区的水边移动，做着天天做的事情。从这么远望过去，一切看似平常。没人知道克里特是一座被敌人占领的孤岛。
“德国人有没有惹麻烦？”伊莲妮问。
“你根本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吉奥吉斯回答，“他们白天来来回回地巡逻，可一到晚上，哪里都看不到他们。然而，我们还是随时随地感到受人监视。”
吉奥吉斯最不想让伊莲妮感觉受威胁。他换了个话题。
“可是你怎么样，伊莲妮？”
伊莲妮的健康开始恶化，脸上的伤疤已开始扩散，声音也变得沙哑。
“我的喉咙有点疼，”她承认，“可我相信只是感冒了。跟我说说女孩们的情况。”
吉奥吉斯看得出她想换话题。他明白不要再盘问她的健康了。
“安娜看起来快乐一点了。她学习很用功，就是不太喜欢做家务。事实上她比以前更懒了。她只洗自己的盘子，让她去洗玛丽娅的？做梦也别想！我几乎不想再唠唠叨叨地责骂她了—”
“你不该放过她，你知道，”伊莲妮打断他的话，“这样她的习惯会越来越坏，给玛丽娅的压力太大了。”
“这我知道。玛丽娅现在看起来很平静。我想她比安娜更为占领担忧。”
“她生活中的剧变已够大的了，可怜的孩子。”伊莲妮说。在这种时刻，想到女儿们在没有她的情形下长大，她内疚不已。
“很奇怪，”她说，“战争对我们这里几乎完全没有影响。我觉得比以前更孤独了。我甚至无法与你共担危险。”她平静的声音颤抖了，她努力控制自己不在丈夫面前崩溃。可是没有用。一点用也没有。
“我们不危险，伊莲妮。”
当然，他在说谎。安东尼斯不是当地唯一一个加入抵抗组织的年轻人，哪怕略有间谍嫌疑的人，德国人的手段也十分凶残，简直是骇人听闻，布拉卡的村民们恐惧不已。可是不管怎样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每日要干的活儿还得干，此外还有那些随季节变幻的活儿。夏季快结束时，得捣碎葡萄；秋天来时，该收割橄榄；一年到头，得给山羊挤奶，要搅奶酪，还要织布。太阳升起来；月亮悬挂在夜空中，洒下银色的光辉；星星眨着眼睛，对人间发生的一切无动于衷。
然而，空气中始终弥漫着紧张的气氛，以及对于暴行的担心。克里特岛的抵抗变得越来越有组织，村里又有几个人不见了，投身到这场逐渐展开的战争中去了。这更让人们觉得，生活迟早会发生剧变。有些这样的村庄，因为有人成了抵抗运动的成员，被德国人知道后，成了最残酷报复的目标。
一九四二年初的一天，一队孩子放学回家。安娜和玛丽娅也在其中，他们沿着水边走，还有很长一段路才能到家。
“看！”玛丽娅喊道，“看啊—下雪了！”
几周前雪就没下了，山顶的雪早晚也会解冻。他们身边飘飞的白色东西又是什么呢？
玛丽娅第一个发现真相。那不是从天上而降的雪，那是纸，就在刚才，一架小飞机轰隆隆从头顶飞过，可他们头抬都没抬，因为德国飞机经常沿着这一带海岸线低空飞行，从天上散布大量宣传单。当一张宣传单朝安娜飘落时，她一把抓起。
“看这个，”她说，“是德国人的。”他们围在一起看宣传单。
致克里特岛居民的警告
若有居民为盟军或抵抗运动成员提供掩护或食物，必将受到严厉惩罚。若发现你们犯有此罪，将对你们所在的整个村庄采取严厉且迅速的惩罚行动。
传单继续飘下来，地面仿佛铺上了一层白色地毯。传单在他们脚下旋转，掉进大海，融进满是泡沫的浪花中。孩子们静静地站在那里。
“我们得带些回去给爸爸妈妈看。”有个孩子提议说，他在传单飞走之前，抓起一把。“我们要提醒他们。”他们费劲地继续往前走，口袋里满是宣传单，心也害怕得怦怦直跳。
还有些村庄也同样被当作目标，受到了警告，可是效果却不是德国人希望的那样。
“你们疯了吗？”安娜说。而吉奥吉斯读着传单，耸了耸肩膀。“你们怎能这么不当回事？这些抵抗运动的成员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一点冒险，根本没把我们所有人的生命当回事！”
玛丽娅退到房间的角落里。她感觉到火山即将爆发。吉奥吉斯深深吸了一口气，他努力控制自己，忍着想把女儿撕成碎片的愤怒。
“你真的以为他们只是为自己吗？在山洞里冻得要死，像动物一样靠吃草活着！你怎么能这样说！”
安娜缩成一团。她喜欢挑起事端，可是很少看见父亲如此火冒三丈。
“你没有听说过他们的故事，”父亲继续说，“你没有看到他们在死一般寂静的晚上蹒跚着走进酒吧，几乎饿死。他们鞋底磨坏了，薄得像洋葱皮，他们皮包骨，脸上的骨头几乎要戳穿面皮！他们是为了你安娜，为我和玛丽娅。”
“还有我们的母亲。”玛丽娅在角落里平静地说。
吉奥吉斯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冬天，当高高的山巅上覆盖着积雪，寒风绕着扭曲的忍冬青低号时，抵抗组织的成员们几乎冻死；他们退缩到远离村庄的高山山洞里，那里唯一可喝的是钟乳石上滴下的水，有些人几乎到了忍耐的极限。夏天，天气热得不行时，他们忍受着酷热，一旦小溪干涸，他们还得忍受难以抑制的饥渴。
这种传单只会加强克里特人民抵抗的决心。毫无疑问，这里没人投降，他们宁愿承受危险。德国人越来越有规律地出现在布拉卡，挨家挨户搜诸如收音机装置等与抵抗运动有关的东西，审问酒吧老板范格利思·里达基，因为在白天，他是村里唯一的男性。其他干活的男子，要不在山上，要不在海里。德国人晚上不出来，这引起了克里特人的重视；天黑后德国人很害怕，不敢四处活动，他们对岛上困难的岩石地形很是怀疑，也知道天黑后很容易受到攻击。
九月的一个夜晚，吉奥吉斯和帕夫罗思坐在酒吧他们常坐的角落里，三个陌生人进来。两人抬头随便扫了一眼，很快又接着聊天，手持念珠有节奏地敲着。在占领和抵抗运动开始以前，村里很少看到外村人，现在却屡见不鲜。一个陌生人走到他们面前。
“爸爸。”他平静地说。
帕夫罗思抬起头，惊讶地张开嘴。是安东尼斯，他几乎认不出来了，不再是一年前那个怀着理想参军的孩子气的年轻人了。他的衣服挂在身上，皮带在腰上绕了两圈，好让裤子不掉下来。
当萨维娜、佛提妮和安哲罗斯赶到时，帕夫罗思脸上还湿湿的。里达基的儿子急急忙忙被派去叫他们来酒吧。这是那种相亲相爱的人，那些一生中从没分开过一天的人才有的团聚。当他们看到安东尼斯时，又快乐又难过，他看上去快饿死了，憔悴不堪，比上次见时大了不止一岁，而是几乎老了十岁。
安东尼斯是和两个英国人一起进来的。然而，从外表根本看不出他们的身份。黝黑的肤色，夸张的胡须—这是他们学着当地式样卷起来的，现在他们希腊语学得很好，能与当地人交流了。他们讲起遇到敌军士兵的故事，化装成牧羊人的样子，捉弄他们，让敌军相信他们就是克里特人。过去的一年里，他们多次横穿克里特。他们有个任务便是观察意大利军队的行动。意大利军队的司令部就设在拿波利，拉西锡敌占区里最大的镇，那里的军队除了吃喝，特别是与当地的妓女寻欢作乐外似乎无事可干。不过其他军队驻扎在小岛西部，他们的布防难以监视。
当三人变小了的胃里胀满了炖羊肉、奇科迪亚①，酒喝得头晕乎乎的时候，他们开始讲起长长的故事，直讲到深夜。
“你儿子算个优秀的厨师了，”一个英国人告诉萨维娜，“没人能做出他那种橡果面包来。”
“还有百里香炖蜗牛！”另一个开玩笑说。
“怪不得你们全都这么瘦。”萨维娜回答道，“安东尼斯走之前除了土豆什么也不会做。”
“安东尼斯，告诉他们那次我们戏弄德国佬的事，他们还以为我们是兄弟呢。”一个人说，这个晚上就这样过去了，他们当初的恐惧与焦虑现在成了娱乐大家的趣事。七弦琴从酒吧后面取出来，大家唱起歌。唱的是马提那，英国人努力学着用歌来讲述爱与死亡、斗争与自由，心和歌声完全融合在一起，他们的克里特东道主欠他们太多了。
安东尼斯整晚和家人待在一起，两个英国人住在那些愿担风险的人家里。这是一年来第一次没有睡在坚硬的地面上。天亮前他们得离去，稻草床垫的奢侈享受实在短暂，他们套上长靴，裹好流苏头巾后，出了村庄。即使本地人也不会怀疑他们是土生土长的克里特人。没什么能泄露他们的身份。任何东西都不可能，除非有人出卖告密。
到现在，克里特岛上的饥饿已愈演愈烈，以致时不时能听到有当地人为了所谓的“德国德拉克马”去告密，告诉德国人抵抗战士的下落。极度的饥饿可以击溃那些诚实的人，这种出卖引发出最凶残的战争、大屠杀和整个村庄的毁灭。老弱病残被活活烧死在床上，男人被迫交出武器后被射杀在血泊里。背叛的危险真的存在，对安东尼斯一行而言，只能偶尔看望一下家人，因为他们的出现可能危及他们最爱的人。
整个战争中，唯一真正没受到德国人影响的就是斯皮纳龙格，那里的麻风病人免受了最可怕的疾病：占领。麻风病可能扰乱家人和朋友，可是德国人却能更有效地摧毁他们遇见的一切。
占领的一个后果，是尼可拉斯·克里提斯立即停止了布拉卡之旅，因为不必要地往返伊拉克里翁会引起占领部队的怀疑。不得已，他只好暂时放下研究；在伊拉克里翁，他身边有许多死伤人员需要照料，不容忽视。疯狂入侵的后果便是只要有医学知识的人都会发现自己忙得团团转，护理那些伤残人员，包扎、上夹板，治疗痢疾、肺结核和疟疾的症状，这些病症在医院里很普遍。当尼可拉斯·克里提斯晚上从医院回来时，他精疲力竭，在这种令人干着急的时候，几乎想不起麻风病人曾是他为之努力的目标。
克里提斯医生无法过来，可能是战争对斯皮纳龙格居民最大的负面影响。在他每周来的那几个月里，他们对未来燃起了一丝希望。现在，再一次，他们唯一能确定的只有现在。
吉奥吉斯来往这小岛比以往更固定了。不久他发现雅典人和战争爆发前一样，买起奢侈品来毫不费力，不过他们得付得起急速上涨的价格。
“瞧，”一天晚上，吉奥吉斯和朋友们坐在码头边修补渔网时，说，“我的问题太多了，有点傻。他们付得起钱给我，所以对于他们怎么付得起黑市价格买东西，我还怀疑什么呢？”
“可是这周围很多人只剩一把面粉了。”一个渔夫抗议说。
酒吧里谈的都是对雅典人财富的嫉妒。
“为什么他们就该吃得比我们好？”帕夫罗思问道，“他们怎么能买得起巧克力和上等烟草？”
“他们有钱，那就是为什么，”吉奥吉斯说，“即使他们没有自由。”
“自由！”里达基嘲笑说，“你把这也叫自由？自由指的是我们的国家被残暴的德国人给占领，我们的年轻人受到血腥镇压，老人被烧死在床上？他们才是自由的！”他说着，指着斯皮纳龙格那边。
吉奥吉斯知道跟他们再吵也没用，便不再说什么。即使是跟伊莲妮很熟的朋友们有时也会忘了她也在岛上。有时候，他会得到他们笨拙的道歉。只有他和拉帕基斯医生知道真相，其实他也明白他只知道一半。他看到的不过是地道入口和高耸的围墙，可是他从伊莲妮那里听到了很多故事。
他上次去那里时，伊莲妮的病情更严重了。首先，难看的肿块扩散到胸前背后，最吓人的，是脸上也长了。现在她的声音越来越含混不清，虽然他认为这有时候是情绪所致，但他知道并非完全因为这个。她说她觉得喉咙变窄了，答应去看拉帕基斯医生，拿点药。同时，她和吉奥吉斯在一起时尽量高兴些，免得他苦着脸回家见女孩们。
吉奥吉斯知道疾病正在吞噬她，而她，像岛上大多数麻风病人一样，无论是一贫如洗，还是坐拥金山，都在绝望。
这些跟吉奥吉斯一起补渔网的人，一起在在酒吧里玩陆战棋、打牌消磨时间的人，是他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要不是他与斯皮纳龙格上的亲人分开，他也会像他们一样偏执。生命中的这些因素使得他有着他们永远不可能有的同情。他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原谅他们的无知，那便是了。
吉奥吉斯继续运送包裹去小岛。即便包裹里的东西是非法所获，他又有什么好关心的？如果他们也像雅典人那样有钱，难道他们不会去买最好的东西？他渴望能为女儿们买上一些只有斯皮纳龙格上的人才买得起的好东西。拿他来说，他有意把他打到的最好的鱼—只要安娜和玛丽娅吃饱后—送到麻风病隔离区去。为什么他们就不该吃到他最好的喜鲷或鲈鱼呢？这些人生着病，被赶出了社会，可是他们不是罪犯。布拉卡的人们很容易忘记这一点。
德国人害怕仅一水之隔的斯皮纳龙格，因为有几百名麻风病人生活在那里，他们批准继续往那里送补给品，因为他们最不愿看到的是麻风病人离开斯皮纳龙格到克里特岛来找吃的。然而，他们中还是有人这样做，寻找机会逃跑。那是一九四三年夏末的事，意大利休战让大批德国人出现在拉西锡。
一天下午，四五点钟的样子，佛提妮、安娜、玛丽娅和五六个孩子像平时一样在海滩上玩。后者已习惯了周围有德国士兵，他们在海边巡逻根本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我们来打水漂吧。”一个男孩子提议道。
“好，从一数到二十！”另一个人回答。
岸上光滑扁平的石子并不缺，不久他们的石头就飞过水面，轻轻弹过平静的水面，他们全试图达到那些可以用来炫耀的目标。
突然一个男孩冲他们大家叫道：“住手！住手！那里有人！”
他没说错。从岛那边游过来一个人影。德国士兵也看到了，他轻蔑地抱着双手注视着。孩子们上下跳着，朝游泳者叫着，让他回去，他们预料到了可怕的后果。
“他在做什么？”玛丽娅叫道，“难道他不知道他会被杀死吗？”
那个麻风病人的前进速度很慢，可并没有放弃。他要么是没有发现士兵的存在，要么就打算冒险—无论怎样这意味着自杀—因为他无法再忍受隔离区的生活。孩子们继续扯着嗓子喊，可是在德国士兵举枪开火的那一刻，他们全害怕得不吭声了。德国兵等着那人游到离岸边只有五十米的时候，才开枪。这是一场冷血的处决。一次打靶练习。战争时期，关于流血或枪决的故事到处流传，可孩子们从来没亲眼见过。那一刻他们看到了故事与现实的不同。一颗子弹飞过水面，后面大山里传来子弹呼啸而过的回声。一片殷红色在平静的大海上慢慢洇开。
安娜在孩子们中年龄最大，她尖叫着咒骂那个士兵：“你这个畜生！你这个德国畜生！”
几个小一点的孩子惊恐得哭了。这是纯真失去的泪水。到现在，有几十人从家里冲出来，看到孩子们挤在一起，抽泣流泪。正好在那个礼拜，布拉卡收到传闻，敌人采取了新策略：无论什么时候，一旦怀疑有游击队员的袭击，他们就会把村子里所有小女孩抓走当作人质。村民们知道孩子们的安全没有保障，他们起初以为，沙滩下几米开外的那个孤单的士兵可以随便向某个孩子实行某种暴行。虽然没有武器，他们却准备把他撕成碎片。可是德国兵极力保持沉着，面向大海，朝着小岛做了个挑战性的手势。尸体早就看不见了，可一大片殷红还漂在水面上，像一层浮油。
安娜，一直是领头的，从痛哭的伙伴中分身出来，冲着焦虑的大人们喊道：“一个麻风病人！”
村民们立即明白，转身从德国士兵那里离开。现在他们的态度变了，有些人根本不会为麻风病人的死活操心，有些人还是留了下来。家长们赶紧看看他们的孩子有没有受伤。士兵不见了。受害者和他的一切痕迹都也不见了。
然而，吉奥吉斯觉得不那么轻松。他对斯皮纳龙格居民绝没有那么淡漠。那晚，当他驾着那艘破旧的小划艇过海时，伊莲妮告诉他被残酷杀害的麻风病人是个名叫尼可斯的年轻人。吉奥吉斯才知道他经常趁着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时，冒险从岛上溜走，去看望妻子和孩子。据说他死的那天是他孩子三岁的生日，他只想在傍晚前再见他一次。
布拉卡岸上的孩子们不是尼可斯的唯一观众，对岸斯皮纳龙格上也有一群人在看着他。没有什么规定或制度能让人们不产生这种傻念头，当他们心血来潮，一时冲动做出这种疯狂的举动时，很少有丈夫、妻子或爱人来拉他们一把。尼可斯像一个饥饿的人，他的饥饿控制着他的每一个想法，占据着他清醒时的分分秒秒。他渴望妻子的陪伴，更想看看自己的儿子，他的血肉，那没有伤疤、没有斑痕的少年形象，是他小时候的翻版。他用生命为这个愿望付出了代价。
那晚，小岛上悼念尼可斯。人们在教堂为他祈祷，即使没有尸体可以安葬，还是为他举办了守灵夜。在斯皮纳龙格，死亡从来不会被忽略。这儿与克里特岛上其他的地方一样庄严地对待死亡。
经过这场事故，佛提妮、安娜和玛丽娅，以及一起玩耍的其他孩子，从那天之后便生活在焦虑的乌云之下。在那片温暖的鹅卵石上，他们曾度过了那么多无忧无虑又幸福的孩提时光，然而在那一刻，一切都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