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政策
西汉建立之初，由于常年战乱，经济萧条，土地荒芜，国库空虚。为此，刘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巩同统治，恢复生产。他减轻赋税，“与民休息”；秉承秦制，加强中央集权，在朝廷设立三公九卿，在地方采用郡县制和20等爵位制；在秦律基础上制定《汉律九章》和礼仪制度；实行“强本弱末之术”，鼓励农耕，压抑商贾，避免以商害农；将六国君主的后裔和豪族大户迁至关中以加强控制；实行休养生息政策，让大批士兵退伍回家，减免他们的徭役，以恢复经济和生产；执行轻徭薄赋的政策，“田赋十五税一”，即按人头征税，每个成年人每年120钱。这些举措都为恢复生产、发展农业奠定了基础，对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和稳定封建统治起了重要作用。
白登之围
公元前200年，匈奴首领冒顿率军南下，与叛汉的韩王信联兵围困晋阳。刘邦亲自带领军队迎击，被匈奴骑兵包围在平城白登山达七天七夜之久，后来陈平用计买通了冒顿身边的人，汉军才得以从匈奴的包围圈中脱身。刘邦鉴于汉朝初建，国力并不雄厚，一时没有能力将匈奴征服，就采纳娄敬的建议，与匈奴和亲，每年馈赠絮缯酒食等礼物给匈奴，并且开放汉与匈奴之间的关市。汉与匈奴的关系暂时缓和下来了。
韩信之死
在楚、汉之争中，刘邦之所以能够取胜，其中关键的一个因素是韩信在军事上的不断成功。韩信的军事才能令人叫绝，但是政治斗争方面却相当幼稚。在楚、汉相争的决定性时刻，他没有听从蒯彻的建议，错过了乘势建立个人势力的时机。而在刘邦建立汉朝以后，被封为楚王的韩信却又表现出独占一方的意图，给刘邦削弱他的势力制造了很好的借口。公元前201年，韩信被贬为淮阴候之后，曾与刘邦讨论过领兵打仗的话题。刘邦问韩信：“你说我能指挥多少士兵。”韩信说不会超过10万。可当刘邦问韩信时，韩信自负地说：“我是越多越好啊！”刘邦笑着反问道：“既然你是越多越好，为什么还要受制于我呢？韩信说：“那是因为陛下虽然不善于带兵，但却擅长使用将领呀。”这场对话的表面意义很清楚，可背后的对立与斗争，却很少受人重视。刘邦的江山已定。能多多益善带兵打仗的将帅，已不是国家之福，而是帝王之祸了。
到了这一年，刘邦带兵平定陈稀的造反时，要求韩信随军行动，韩信称病不从。而在私下里，韩信却与陈稀联络，想里应外合，企图改变不利于自己的局面。结果，消息不慎走露，韩信被吕后诱杀（公元前196年）。临死之时，韩信才后悔没有听从蒯彻的建议。曾经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就这样被人杀掉了。
诸吕之乱
公元前195年，刘邦在长乐官病死，同年，他的儿子刘盈即位，即为汉惠帝。惠帝即位时，只有17岁，加上生性仁弱，结果使得朝中大权都被太后吕雉把持了。
公元前188年，年仅23岁的惠帝病死。惠帝无子，于是吕后立少帝，并由吕后临朝称制。4年后，少帝被废，吕后开始立恒山王刘弘为帝。
吕后临朝，极力培植吕家势力。削除刘家势力，乃“杀高祖子赵幽王友。共王恢，及燕灵王建。于是立侄子吕台为吕王，台弟产为梁王，建城侯吕释之子禄为赵王，台子通为燕王”。（《汉书·外戚传》）吕台、吕产、吕禄及吕通都封了王，吕家势力不断壮大，刘邦“非刘不王”的限制被打破。
公元前180年，吕后病重，临终前下命由吕产掌握南军，吕禄掌握北军。
吕后死后，为了永绝后患，诸吕打算诛杀功臣。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刘家人决定抢先下手，于是齐王刘襄首先发难。吕产派大将灌婴迎击，灌婴到荥阳以后，按兵不动，准备和刘襄及诸侯联合，共击诸吕。同时，在长安的陈平及周勃等也采取了行动，从而形成内外夹攻之势。可是南、北军依然被吕氏集团控制着，太尉周勃用计假借符节，进入北军，从而夺得统军大权。朱虚侯诛杀了南军首领吕产，并且遣人将诸吕不管男女老幼一并处死，从而把吕氏集团彻底消灭。
七国之乱
汉高祖刘邦在铲除韩信等异姓王的过程中，为了使刘家政权万世长存，于是大封同姓诸侯。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诸侯王的权势越来越大，逐渐威胁到了中央政权。文帝时，著名政治家贾谊已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向文帝提议采取措施，文帝将一些大国分成若干小国。但没有成功。至汉景帝，御史大夫晁错也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提出了“削藩”的主张。然而没有想到是这却成了诸侯王反叛中央的一个借口。吴王刘濞联合楚王、赵王、胶东王、胶西王、济南王、淄川王六个诸侯，以“清君侧、诛晁错”的名义，于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发动叛乱。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七国之乱”。
叛乱之初，景帝顾忌各诸侯国的强大势力，于是将晁错杀掉，以安抚各诸侯王。但刘濞“清君侧”是假，“篡君位”是真，不但不就此罢兵，甚至自封为“东帝”。刘濞的做法使景帝看清了当前的形势，于是下决心平定叛乱。在经过三个月的战争，平定了七国的叛乱，沉重地打击了诸侯王的势力。景帝乘机将诸侯王的权利全部收归中央，巩固了中央政权。
文景之治
惠帝、吕后时期（公元前194年——公元前180年），在政治上起着显著作用的是无为思想。丞相曹参沿袭萧何辅佐汉高祖的成规，所谓“萧规曹随”，举事无所变更。在这15年中，很少兴动大役。惠帝时几次发动农民修筑长安城，每次为期不过一个月。而且都在冬闲的时候进行。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又“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吕后元年（公元前187年）“除三族罪、妖言令”。边境戍卒一岁一更的制度，也在这时重新确定了。
文景时期“与民休息”的政策，既是对刘邦时期这一政策的延续。同时又有所调整。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文帝下诏对田租进行全免；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复收田租之半，即三十税一，并成为汉朝定制。文帝时，丁男徭役减为“三年而一事”，算赋也由每年一百二十钱减为四十钱。长期减免田租徭赋，促进了广泛存在的自耕农民阶层的发展。农业的发展。大大降低了粮价。商业也日益活跃起来。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又取消过关用传制度，这项举措对行旅来往和商品流通十分有利。文帝弛山泽之禁，促进了盐铁业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农民的副业生产。
文景二帝提倡节俭。皇帝尚节俭，对社会上的侈靡之风，多少会起一些制约作用。此外，文景时期，对待匈奴和周边少数民族，以和为贵，尽量避免发生冲突；对强敌匈奴仍采取“和亲”政策。
文景时期，在法律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改革。文帝废除了汉律中沿袭秦律而来的收孥相坐律令，缩小了农民奴隶化的范围。文帝、景帝又相继废除了黥、劓等刑，减轻了笞刑。
文景时期的“与民休息”政策，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可以说，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盛世。
张骞出使西域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委派张骞为特使，率100多人的使团出使西域，以期联合大月氏共同对付匈奴。但是，张骞的使团出了阳关不久。便遭到匈奴的骑兵袭击，一行人全部被俘并被辗转押到匈奴王庭，张骞在被关押了10年之后，终于找准机会逃了出去，到了大宛国，然后再从大宛到了康居国，最后历经艰辛到达了大月氏国。可是大月氏已迁徙，不想再跟匈奴打仗了。张骞只得再从大月氏国到大夏国（今阿富汗）。在考查了大夏国后，张骞启程回国，途中再次落人了匈奴人之手，又被他们关了1年多，后于公元前126年回国。
张骞出使西域，虽然没有完成汉武帝交给他的任务，但却打通了一条通往西域的通商之路。对于他的表现，汉武帝非常满意，封他为“博望侯”。公元前119年，张骞再度出使西域，这时汉朝已经取得了对匈奴战争的三次胜利。张骞率领庞大的马队，带了中国的丝绸、茶叶等特产，从西域各国换回了毛毯、貂皮、骆驼，以及葡萄、黄瓜、芝麻等商品。此次出使的目的地是乌孙，虽与乌孙联抗匈奴迟迟未定，但乌孙王派使者随张骞回访汉朝。
张骞出使西域，使中国与西域之间的文化交流大大加强了。张骞开拓的从长安到西域各国的通商之路，成为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
三纲五常
董仲舒最先提出了束缚中国劳动人民两千多年的“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显然是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学说的发展。其目的是要把所有阶级统治秩序化、合理化。“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更是麻痹广大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试图让劳动人民心甘情愿地为地主阶级服务，备受压迫而毫无知觉。他还认为“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是天意，而要实现大一统，首先是思想上的统一，于是凡“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都要罢黜。皇帝受命于天，王侯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儿子受命于父亲，妻子受命于丈夫，所有这些都是天的意志。由此也可以看出他提出的“三纲五常”实际上也是实现“大一统”的思想工具。
推恩令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朔二年），汉武帝为了加强集权统治，实行“推恩令”。
汉朝刚刚建立之时，由于中央政府力量有限，一下子又找不到稳定局势的方法，就部分沿用了周朝的分封制。可到刘邦晚年，异姓封王已被各个击破消灭。到景帝时，同姓王中势力较大的已全部被铲除，余下的只是些力量有限的王侯。但是，汉武帝还是担心这些王侯联合起来与自己作对，于是就在这一年采纳中大夫主父偃的建议，开始推行“推恩令”。具体规定是，诸侯王除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余诸子都要在原封国内受封为侯。新封的侯国直接受各地郡的管理。而不再受原王国管辖。这样一来，地盘本来就有限的封国，就更加支离破碎，势单力孤了。所以，这个“推恩令”，看上去是把王国的恩泽推及更多的人，其实是为全部消灭王侯做准备。
为了防止王侯们结党营私，网罗人才，武帝又规定，凡是在诸侯国为官的，绝不能再仕于王朝。同时，严禁封国官吏与诸侯王相互串通，发展势力。与此同时，汉武帝又想尽一切办法，运用各种手段，逐个剥夺诸侯的爵位。比如在公元前112年的一次宗庙大祭时，武帝就以诸侯的献祭物品数量不够、质量不好为由，一次剥夺了106个诸侯的爵位。汉初因军功封侯者有140多人，而到武帝太初年间（公元前103——公元前101年），已经所剩无几，只有5人了。
刺史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