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资源消耗规模效应。虽然中国是世界资源大国，各类资源总量居世界前列，但是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大大低于世界人均水平，特别是耕地、水资源、石油、天然气、铁矿石和有色金属资源十分紧张。随着中国人口增长、经济高增长导致人均资源需求量和资源需求总量迅速扩大。从中国主要指标占世界总量比重看，中国是世界第一工业生产国、世界第一大钢消费国和煤炭消费国、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和生产国。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是世界主要资源消耗“超级大国”。
1993年，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到2003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耗国（仅次于美国）；其石油使用量在2003年和2004年分别增加了11%和15.4%，国内原油进口量达到1.2亿吨，社会全年原油消费量达到2.9亿吨以上。到2004年中国石油净进口比率已经上升为50%。根据国际能源组织预测，到2030年中国净进口比率达到82%。
从世界现代经济发展历史看，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本身是能源密集化过程，人均能源消费量从低水平到中等水平，进而到高水平。1998年中国人均初级能源消费量属于世界上较低消费水平，从历史比较看，仅相当于1950年世界人均消费水平，也大大低于1870年美国和英国的人均消费水平，还明显低于1973年日本的人均消费水平。从国际比较看，1998年中国人均初级能源消费量属于世界上较低消费水平国家，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53%，相当于英国人均水平的23%，相当于日本人均水平的22%，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1%。今后中国人均能源消费水平还将呈大幅度上升趋势，如果10年后达到1998年世界人均水平，中国能源总消费量就要翻一番，如果达到1998年日本人均水平，中国能源总消费量就要翻两番之多。
一个国家在经济起飞时，人均能源消费量都会出现高增长。如英国1820—1870年；美国1870—1913年和1950—1973年；日本1950—1973年。中国在1973—1998年人均能源消费量也出现高增长，年平均增长率为5.39%，大大高于世界人均消费增长率，但是低于日本1950—1973年人均能源消费增长率（为8.06%）。1950—1973年是世界性石油低价时代，是美国、日本人均能源特别是石油消费高增长的主要供给因素，也是支撑经济高增长的主要资源基础；石油危机爆发之后，世界进入石油中油价时代；从2002年以来，世界进入石油高油价时代，这是中国与美国经济崛起和日本崛起时期的不同的世界资源特别是世界石油资源的背景。
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比较看，中国是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比较低的国家之一。1973—1998年中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为0.45，低于同期日本能源消费弹性系数（0.56），但是高于同期世界能源消费弹性系数（0.20）。
中国已经是有色金属消耗大国。根据Macquarie Research估计，1993年中国基本金属（指铜、铝、锌和镍）需求占世界总量比重为7%~10%，2003年上升为20%~25%，预计到2010年中国总需求可能占世界总量比重的30%。从中国主要污染排放指标占世界新增加量比重看，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CO2排放国和世界第一大有机污水排放国。
实际上，中国过去20年的高速经济发展是不断向自然资产拼命索取和透支的过程，不仅造成各类污染的损失，而且造成各类自然资源的损失。这样的问题不仅反映在中国的自然资产损失占GDP比重的上升，还反映在自然资产损失总量占世界比重的上升，中国在1986年以后超过美国成为了世界自然资产损失第一大国，到1993年这一比重一度高达38.2%，而后逐渐下降到占世界1/4。2003年美国的经济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不到中国的两倍，但是中国的自然资产损失总量却超过美国的两倍。这是中国崛起最大的负外部性，因此可以说中国走绿色发展之路既是中国自身发展的要求，同时也是世界发展的要求。
从世界现代经济发展历史看，对中国而言，她正处在战略机遇期，即迅速崛起期；对世界而言，她创造和展示一个新的巨大的发展机遇，而不是一个致命的威胁。总之，中国的崛起，不仅深刻改造中国，而且还将重新塑造世界。
颠覆美国语境体系
最后一节我们想简单谈一下中国崛起挑战美国语境体系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是因为中国崛起态势下的中美关系实在太重要了。这一节也为本书第十章内容作了有力的铺垫。
对于美国而言，中国崛起是一项非凡的挑战，虽然这种挑战是中国方面不自觉的、不存心的。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证明，美国正在丧失其全球实质性霸权地位，日益取代它的国家正是中国。
在如何看待中国崛起的问题上，美国拥有很多可以选择的态度：比如敌对，冷淡，友好，顺应潮流。但在做出这个选择的过程中，无论是美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精英，还是平民百姓，都不是完全自由的。美国长期以来看待中国的方式，对于美国在对华物质和文化关系中将要选择的路线，会产生不小的影响。
让我们假定，美国民众和精英的终极诉求是与中国和谐相处。为了达到这种状态，美国看待和谈论中国的方式将不得不经历一场深刻的文化变革。在过往200年的美国话语体系中，存在着一种显著的二元对立，即“温文尔雅”和“毫不客气”。而今，我想说，美国人必须要解决这种对立在当代中国崛起问题上的矛盾，并努力将“毫不客气”转变成“温文尔雅”。但是做到这一点很难，因为美国人一贯将“文明”等同于资本主义加民主，也就是将文明等同于他们自己那样的形态。
可以这么说，美国理解中国的方式来源于其看待自己的方式。自建国以来，美国就一直深信自己与众不同，肩负着特别的命运和使命。甚至在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之前，美国就将自己设想为世界眼中的“山上之城”。对于移居美国的第一批清教徒而言，文明的灯塔是在由“旧世界”迁往“新世界”的西进美国的过程中确立起来的。等到他们在美国安定下来，文明的浪潮便改变了方向：转而从美国流向西方和东方，至此，美国已然被“选定”为世界进步史中的“下一个”被取代的对象，而世界东方的亚洲和亚洲的代表——中国则代表了文明的下一个最高阶段。
在美国人的理解里，其边界不仅是领土意义上的，也是符号和道德意义上的，即居住在这些边界之外的人，则不仅是不幸的，也是异类。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文明、未开化的。在自我捍卫过程中，他们在任何情况下均诉诸道德，在多数情况下运用政治手段，偶尔也动用武力。而其他取得了进步的国家和民族则被认为是从“野蛮”走向了“文明”，通过改变宗教信仰、民主转型、资本主义发展和教育等方式，或通过上述手段的某种结合。伴随着这种进步，这些“他者”则从美国的敌人变为朋友。实际上，美国人常常将他者的进步称为“美国化”，这种说法表明了在美国人的设想中文明的局外人是如何变成局内人的。
当极端恐怖分子用飞机撞毁纽约世贸中心的双子塔时，乔治·布什总统仍然表达的是上述观点，否定了塞缪尔·P·亨廷顿“文明冲突论”，反恐战争被小布什描述为是唯一的文明与“他者”之间的冲突。
现在最大的矛盾在于，中国既不是同类，也不再是异类。对于美国这个“文明帝国”而言，中国长期以来似乎都是落后的“东方”，一个劣于真正“文明”、不够人道的地方。正如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所说，西方文明的关键任务“除了控制、牵制他者，便是（通过支配性的知识和调适性的权力）管理他者”。
中国共产党1949年的胜利，将中国从“仰美国人鼻息”的东方落后国家，变成了其在20世纪意识形态冲突中的竞争对手。美国再也不能忽视这个古老而奇异的东方“中央王国”了。当时中国已经加入了苏联主导的共产主义阵营。为了迫使难以捉摸的红色中国重新走向“文明”之路，美国选择了政治对抗甚至战争的种种手段，朝鲜战争就是美国选择的后者。与此同时，中共领导人也坚称，世界革命是使资本家们变得文明开化的唯一手段。他们将资本家视为帝国主义者、战争贩子和野蛮人。在那个时期，美国和中国的话语体系一直处于对抗状态。
到了尼克松—基辛格时代，美国采取了现实主义政治路线，美国和中国正式恢复外交关系。至此，美国将自身置于政治话语体系上的两难困境：美国政府再也不能将中国视为“东方”，并对其置之不理；但它也不能期望后者会臣服“美国文明”。作为一种暂时的解决方法，美国总统承认，不可调和的体制之间未来有可能并存。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政策，中国走上了美国人眼中的“文明”道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美国试图拥抱中国这一日益强大而又更具挑战性的“他者”，并试图将其纳入“美国文明”之中。这种努力最终归于失败，而美国领导人则将责任全部归咎于中方。美国越来越意识到，它无法轻松地将这个越发强大，但仍与自己大相径庭的“他者”吸纳到自己的阵营中来。“东方学”已不再时髦，而美国人则再也不能将中国人归为外来的异类。美国人开始看到，在飞速发展的中国社会中，勤劳而又野心勃勃的中国人与美国人并无二致。如果这个令人钦佩的民族选择拒绝美国体制，对于美国必将构成一项重大的挑战。显然，美国很难站在中国角度来理解问题，但同时它又不能与和它已经紧密相连的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决裂，因为那里有美国最庞大的经济利益。
于是，对这个矛盾的政治修辞解决方式是，美国领导人推出“经济接触”政策，该政策号称不仅有利于美国，而且旨在“将中国引入世界”。在美国的臆想中，不管怎样，“文明的灯塔”都坚决要照亮中国，并借此将这一新生的巨人引入全球体系之中。令美国无法面对，甚至在文化上无法理解的是，中国在没有西方民主政治的情况下就能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而且“中国的故事”还远未结束。由此，“皈依文明”的政治修辞仍可继续。
但问题是，中国与美国的差异以及时常表现出的对抗情绪，是否就可以像美国那样一厢情愿地靠通过“皈依文明进程”来得出解释、得出结论呢？如果最终不能，未来中美是否可以以和平方式相处，而非重蹈上一代人对抗的覆辙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