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蔬基本上是自种自给。南方“园中菜果瓜蒲，唯其所植。每地一亩，十口之家，四时之蔬，不出户而皆给”。北方“春、冬以菜蔬、红薯、白菜，夏秋以萝卜、北瓜等物为菜羹，用以佐餐”；“佐味为豆腐、小豆腐、咸菜、番椒。豆腐以黄豆为之，小豆腐以豆汁与各种蔬菜为之”。不少地方“春、夏多食野菜，以葱韭、豆腐、鸡卵为甘旨，菘薯为珍味”。
第三个问题是：“食多少？支出多少？”
据学者研究，按清代大小口牵算，平均每人日食米1升，全年食米3.6石，符合江南“大口小口，一月三斗”的民谚。五口之家，全家口粮约为米18石。常年米价银1两1石，农户每年口粮支出银约18两。副食约每年每人为银1.4两，全家全年支出银7两。主副食共计25两，合钱25000文。
清后期，随着江南地区多熟复种制度的发展，农家全年食米18石，因1/3改食大麦，余食米12石。时米价银2.13两1石，银1两约钱1600文。
12石米，共约银25.5两，合钱40896文。“大麦较米不及半价，以充口食，一石可抵七斗。和稻米煮粥饭，计麦百斤，可得米七十斤。”按大麦7斗，充口食可抵米5斗计，农民口粮大米6石，折成大麦应为8.4石。春熟种豆，清代华北民食示例表
嘉庆《密县志》卷一
一，《风土志》
地区民食出处
直隶遵化
或粥或饭或面，面用麦或杂豆粉，粥用小米，饭用高粱或亦用小米，粳稻多用以饷宾，肴则瓜瓠菜腐而已，鱼肉惟宴会用之。
乾隆《直隶遵化州志》卷一一，《风土志》
直隶滦州
饮食皆以粥，贫者粟不舂而碎之以煮，谓之破米粥，小康之家思俭约者，亦多效之，遇农作时则易之以高粱米煮半熟，冷水淘之，坚如石子，非此不下咽，谓之换饭。
光绪《滦州志》卷
八，《封域志》
直隶望都
所食者以小米为大宗，小麦次之，大麦、高粱、玉蜀、黍又次之。上中之户所饭皆粗粝，中下之户，则皆掺糠和菜为食。小麦面粉皆不常用，麦秋后家家食麦面数日，借酬农工之劳。过节度岁亦食之，余者收藏备粜以为度日之费，日常食用以小米为主要食品，不尝酒肉。俗云，糠菜半年粮，盖述实也。
民国《望都县志》卷
一，《风土志》
山东济南饮食以高粱、粟为主，养老始用鸡豚麦食。
道光《济南府志》卷一
三，《风俗物产志》
山东临沂
家常便饭为煎饼稀饭，煎饼用高粱麦菽，稀饭用谷米或黍米、豇豆、绿红黄地瓜、胡萝卜等。
民国《临沂县志》卷
四，《舆地志》
山东荣城
至日食常佐，若番瓜、番薯、芦服、蔓菁，几与五谷同其珍重，谚曰，田家饭菜一半。
道光《荣城县志》卷
三，《食货志》
山东胶州
南鄙以番薯芋为食，东鄙以落花生代稼，农重二豆圃番瓜薯，盖居食物之半。
道光《重修胶州志》
卷十四，《物产志》
山西代州
民食以粟为主，佐以荞麦燕麦，贫者黍菽即为珍膳，有终岁不识膏粱之味者。
光绪《代州志》卷
三，《地理志》
山西五台麦如珍珠，非祭先供客婚丧不用，无故而食白面人以为不祥。稻米则供客，或病人煮粥，偶一见之……
同治《五台新志》卷
二，《风俗志》
山西武乡中人仅再食，岁不登则糠榆木屑悉以充。
乾隆《武乡县志》卷
二，《风俗志》
河南汲县
膳食以小米为主，大米即稻米惟宴会始用，不常食小麦，面亦为佳品。乡人率以高粱、荞麦、黄豆之属杂制以炊，各邑甚多，盖皆采以为食，农人三餐，城市多两餐。
乾隆《汲县志》卷
五，《风土志》
河南密县
大率民间常食以小米为主，以黄豆及杂粮佐之，其大米饭小麦面俗所珍惜，以供宾粲之需，非常食所用。
“亩可得钱七八百，麦亦如之”。假定此800文为大麦亩产7斗之价，则大麦8.4石，应约为钱9600文。加上上述米值，全部口粮约共为钱50496文，合银31.56两。副食中肉类全年按吃荤日20天计，人日用钱30文，全家全年共约用钱3000文。吃素345日，较雇工日用钱20文折半计算，全家全年用钱共约17250文。油盐柴酱之类副食，消费弹性较小，按人岁约用钱3000计，全家全年共约用钱15000文。因稻柴费用另计，须在此扣除8640文，共约为钱6350文，饮酒费用纳入吃荤日饮食支出费用之内，不另计。以上副食各项，共约为钱26600文，合银16.63两。主副食共计70096文，合银43.81两。
比较清初与清末江南农民的生活消费，粮食数量没有减少，质量有所降低——从全部食用稻米，到稻米与杂粮兼食，支出由银18两增为31.5两；副食数量和质量均有提高，支出由7两增为16.6两。另据有关数据显示，衣被数量没有变动，质量有所提高——从棉麻兼用，到棉布普及，再到“以布为耻，绫缎绸纱争新色新样”；住房水平没有降低，也没有提高。可知清末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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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年（1877年）至五年（1879年）北方大灾，史称“丁戌奇荒”。
山东仅总人口不到四百万的青州府，饥民即有两三百万，饿死达五十万，自缢、投井、投河、服毒、贱卖妻女儿媳，比比皆是。陕西饥民集众拦路抢粮，私树大纛，上书“王法难犯，饥饿难当”。河南饥民争相残食新死之人。“有丧之家不敢声张，潜自坑埋，否则操刀而割者环伺向前矣”。山西“死者窃而食之，或肢割以取肉；或大脔如宰猪羊者；有御人于不见之地而杀之，或食或卖；有妇人枕死人之身嚼其肉者；或悬饿死之人于富室之门或竟争割其首掷之内以索诈者，层见叠出，骇人听闻”。太原府饿死者大约一半。“闫庄村小顺活杀吃六岁儿子；巴公镇亲见数人分食五六岁小孩，用柴火烧熟；凤台、阳城两县活人吃活人实在多。王家庄一人杀吃人肉，被拉到社内，口袋中查出死人两手，他说已经吃了八个人，活杀吃一个，有一女十二岁活杀吃了。又有一家常卖人肉火烧；有一子将父活杀吃了。有一家父子两人将一女人活杀吃了。”
1900年冬，至少三十万绝望饥饿的村民来到了陕西省城。巡抚担心有可能发生抢粮事件，不许农民进入城墙内，他们被迫住在郊区的田野里，在路边的斜坡上挖洞栖身，靠吃草根、树皮拖延死亡。当我去西安时，恐怖漆黑的洞穴在城四周随处可见。但这些洞几乎全是空的，住在里面的男女老少都死光了。根据当地的统计，在一个郊区就有十三万人死于饥饿。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每天早晨总督的随从都要收集六百多具尸体，埋在东门附近的田野里……粮食越来越不容易见到了。不久，西安郊区就有人肉出售。开始时，这种交易还暗中进行。但不久，用饥殍肉制成的肉丸成为主食，以相当于每磅四美分的价格出售。可以假设，人肉交易占了相当的比例。后来巡抚端方砍了三个做人肉生意的人的头，这才大致刹住了这种买卖。
——弗东尼斯·H.尼克尔：《穿越神秘的陕西》
1900年，“陕西已大旱三年，人人相食。城中饿殍载道，冬至后又下雪，日死千人，人民极苦。行宫前牌楼下面，为西安市中心，多是卖吃食的小贩。因郊外死尸无人掩埋，以致有人卖人肉丸子。”本地人说：“我们此地三年大旱，寸草不生，饿死的人太多了”，卖死人肉丸子，还不算残忍，“儿子外出，公公将儿媳卖了，儿媳上吊死了，公公将她的肉刮下吃了”。
——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
1908年、1909年连续两年大水，“东南十九皆成泽国”，“灾黎稀饭延命，每日最少亦须米六七合（合为十分之一升），每小口一名，稀饭延命，每日最少亦须米三四合。通计大小丁二十三万七千六百五十四名，每月共需粥米一千一百八十八石二斗七升，每月共需米七万一千二百九十六石二三斗”。“现谷价已涨至四串余（一串钱一千文），米价已涨至八串余，且无可买，亦无以为卖。扶老携幼，男嚎女啼，遍野沿门，鸠形鹄面，食树皮、草根、观音土及糟糠而毙者所在皆是。大都身无完肤，为一息尚存者割以充饥。尤惨者，则生人相食。如黄杉林福兴窑等处，或杀同伴，或杀己孩，或易子相食”。
——《湖南咨议局第一届报告书》
澧县岁遭水灾，1905年溃堤多，荒歉甚，抢劫时有。1906年东北一带沦为泽国。1907年早稻有收，晚稻又淹。1908年灾更大，州城冲毁，各垸皆溃，灾民十六万，赈款十七万。岌岌至1909宣统元年，富者已贫，贫者已散。夏四五月更大水，庐宅荡析，人民漂溺，田畴刮削，邱墓掘发，肿尸遍野，或流入民户，或挂于树梢，鱼鸟争食（尸），惨不忍睹……饥民行即仆地至死，卖妻鬻子，更甚去年。于是抢风大炽，始则黑夜，后则白昼。
——1909年十月初一《长沙日报》载《蒋维廉等八人呈》
天祸晋豫，一年不雨，二年不雨，三年不雨。水泉涸，岁荐饥，无禾无麦，无粱菽黍稷，无蔬无果；官仓匮，民储罄，市贩绝，客粜阻；斗米千钱，斗米三千钱，斗米五千钱；贫者饥，贱者饥，富者饥，贵者饥，老者饥，壮者饥，妇女饥，儿童饥，六畜饥；卖田，卖屋，卖牛马，卖车辆，卖农具，卖衣服器具，卖妻，卖女，卖儿；食草根，食树皮，食牛皮，食石粉，食泥，食纸，食丝絮；食死人肉，食死人骨，路人相食，家人相食，食人者为人食，亲友不敢相过；食人者死，忍饥致死，疫病死，自尽死，生子女不举，饿殍载途，白骨盈野。
——《万国公报》十一册，无名氏：《晋豫灾略》
本期三大社会要闻之二
“荡气回肠”的新式婚恋
——陈璧君初识汪精卫
陈璧君到《民报》后，成了未婚年青编辑们的追求对象。陈璧君却愈益倾心于汪精卫。其原因之一，竟是由于汪精卫像清教徒一样生活，被人称为“道学先生”，且汪精卫声称“革命家不结婚”。汪精卫对陈璧君说：革命家生活无着落，生命无保证，革命家结婚必然陷妻子于不幸之中，让自己所爱之人一生不幸，这是最大的罪过。
要闻报道
1908年3月，汪精卫在马来亚槟城结识了华侨巨富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时汪精卫二十六岁，陈璧君十七岁。汪陈相识，引出了一段“荡气回肠”的新式婚恋。
陈璧君之父陈耕基是孙中山革命的积极支持者，经常捐款捐物。孙中山则定期将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带给陈耕基。陈璧君在父亲那里如获至宝、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份令人振奋的报纸，一期不落，由衷地为主笔汪精卫犀利的思想、炽热的胆识、飞扬的文采所折服。
1908年初，汪精卫来到马来亚槟城，曾公开讲演，又曾因事走访陈耕基家。陈璧君在台下听汪精卫讲演；由母亲卫月朗陪伴，在家中见过汪精卫，虽未交一言，却为汪精卫的风流倜傥、豪情满怀而面红心跳。她不知自己心有所动，因她已由父亲做主，与一个华侨巨商的儿子订了婚，且嫁期在即。陈璧君接受《民报》所宣扬的西方个人主义，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憧憬西方自择结婚对象的自由恋爱。她与未婚夫谈到革命，谈到自己将来准备投身革命，而未婚夫却对革命没有兴趣，称：“革命是男人的事，女人搞革命像什么样子。”她顿时以思想差距太大，选择“退婚”。陈耕基开始不同意，但无奈陈璧君态度坚决，只好同意。
汪精卫也有未婚妻。汪精卫年幼时父母双亡，十五岁时，长兄汪兆镛为他择一同事之女刘氏订了婚。汪精卫在日本参加革命，汪兆镛来信斥责他拿朝廷公费出国，却干背叛朝廷之事，要他悬崖勒马，以免连累全家。汪精卫明白长兄用心，写信声明断绝家庭关系，并解除婚约：
罪人兆铭在日本从事革命之事，已被朝廷发觉，谨自绝于家庭，以免相累……吾为革命流血，志矢不渝，谨请谅鉴。罪人与刘氏由家庭做主，曾有婚约，但既与家庭断绝，则此关系亦当随之断绝。请自今日始，解除婚约。
汪兆镛接信，只好为汪精卫解除了婚约。
要闻内幕
陈璧君退婚后，于本年（1908年）7月搭乘荷兰客船来到日本，经孙中山“特批”，宣誓加入同盟会，到《民报》编辑部与汪精卫一起工作。陈璧君到《民报》后，成了未婚年轻编辑们的追求对象。陈璧君却愈益倾心于汪精卫。
其原因之一，竟是由于汪精卫像清教徒一样生活，被人称为“道学先生”，且汪精卫声称“革命家不结婚”。汪精卫对陈璧君说，革命家生活无着落，生命无保证，革命家结婚必然陷妻子于不幸之中，让自己所爱之人一生不幸，这是最大的罪过。因而发誓道：“革命不成功就不结婚。”汪精卫越说不结婚，陈璧君就越感动、越爱汪精卫。但汪精卫却从来没有碰过陈璧君一个指头。后来汪精卫说：正因为他太爱陈璧君，他才没有碰陈璧君一下，他不想毁了陈璧君一生的幸福。
1908年河口起义失败后，海外保皇党人对孙中山等大加讥嘲谩骂，责其“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同盟会内部也出现反孙中山的风潮，灰心、怀疑的情绪滋生蔓延，“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欷歔太息，相视无言”。革命一时陷入低谷。
对此，汪精卫主张借助暗杀和恐怖活动，证明同盟会领袖并非贪生怕死，从而恢复党的斗志和团结，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他主动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杀摄政王载沣，在《致南洋同志书》中写道：
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
弟不敏，先诸同志而死，不获共尝将来之艰难，诚所愧恧。弟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
1909年底，黄复生、喻培伦、汪精卫、陈璧君等先后到北京。他们在琉璃厂租了一间民房，开设“守真照相馆”以为掩护，拟在庆亲王奕匡府附近的小石桥下（现在这座小桥已经不复存在）埋炸弹，由汪精卫藏身阴沟，待载沣过桥时用电线引爆。1910年3月31日夜，汪精卫等用照相的遮光布把炸弹包好，用骡车运到桥边，黄复生、喻培伦往小桥下挖坑埋炸弹，汪精卫和陈璧君坐等。陈璧君知汪精卫明日将与载沣同归于尽，这将是他们两人的最后一夜，不禁紧握汪精卫的手轻轻哭泣；汪精卫心潮澎湃，默默无语，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此时，四面突发狗吠，众人只好作罢。翌日夜再来，又发现电线太短，不够用，无功而返。第三夜，黄、喻两人好不容易将炸弹埋好，黄复生发现“有三人持灯笼下桥寻觅”、“良久乃出”。结果当夜，炸药罐被警察搜走。汪精卫等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喻培伦赴东京再买炸药，黎仲实、陈璧君赴南洋筹款，汪精卫、黄复生留守北京，策划下一次行动。
王府附近发现炸弹，顿时满城风雨。有说是溥伦贝子想篡位而为；有说是庆亲王奕匡欲借此中伤肃亲王善耆；有说是载洵、载涛两贝勒从英国带回的炸药，因包纸上写有“伦敦”字样。清廷如同大祸临头，厉命出动所有警察、侦探，尽快破案。
不久，清廷警察侦出装炸药的铁罐是“守真照相馆”
向骡马市大街鸿太永铁铺定做的。遂派人化装混入照相馆，盗出革命党的机密文件，证实此次暗杀正是革命党所为，首谋即是朝廷通缉的汪精卫。4月16日，汪精卫、黄复生被捕。4月29日，清廷以汪、黄二人“误解朝廷政策”为由，免除死罪，判永远监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