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四大政治要闻之一
帝国宪法的诞生
——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
三年前（1905年），载沣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目睹西方国家的现代文明和政治民主制度，眼界为之大开，从内心发出感叹：东、西洋各国之所以日趋强盛，“实以采用立宪政体之故”；中国之所以失败，“实以仍用专制政体之故”。清廷始“仿行宪政”。
要闻报道
1908年，全国“请速开国会”的请愿活动一浪高过一浪，外省部分封疆大吏也具奏附和。8月16日，宪政编查馆资政院王大臣奕匡、溥伦等拟定《宪法大纲》。前列申明：
君主立宪政体，君上有统治国家之大权，凡立法、行政、司法，皆归总揽。而以议院协赞立法，以政府辅弼行政，以法院遵律司法。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均守钦定宪法，以期永远率循，罔有逾越。谨本斯义拟定《宪法大纲》。
《钦定宪法大纲》共二十三条。“君上大权”十四条，为“正文”；“臣民权利义务”九条，为“附录”。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远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皇帝总揽国家立法、行政、司法大权；统率陆海军；亲自裁决对外宣战、媾和、签订条约等，议院不得议决或参预。法律议案须经皇帝核准施行；人民自由可以诏令限制。
与之同时，又奏“议院未开以前逐年应行筹备事宜清单”。清单分九年，逐年有“筹办地方自治”、“编定法律”、“普及教育”、“化除满汉畛域”、“调查户口”、“试办财政预、决算”等。于第九年颁布宪法，举行上、下议院选举，开国会。
8月27日奏上，当日清廷允准并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懿旨称：该王大臣所拟宪法暨议院选举各纲要，条理详密，权限分明，兼采列邦之良规，无违中国之礼教，要不外乎前次迭降明谕“人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之宗旨。
晓谕臣民在宪法未颁之前，“悉遵现行制度，静候朝廷依次筹办”。并核准“九年为期，逐年筹备宪政，期满召开国会”的立宪《筹备事宜清单》，称：“逐年应行筹备事宜，均属立宪国应有之要政，必须秉公认真次第推行”，命将此谕旨和清单刊印誊黄分发中央和地方各衙门，悬挂堂上，照单依限举办，每六个月将筹办成绩胪列奏闻。督抚交接时，应将前任办理情形奏明，以免推诿。部与省同办之事，由部纠察各省。同时令宪政馆设立专科，切实考核；令都察院留必察访，指名纠参逾限不办或阳奉阴违者。最后称：“自本年起，务在第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届时即行颁布钦定宪法，并颁布召集议员之诏。”
要闻内幕
1905年7月，清廷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等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载泽、徐世昌、绍英前往日本、英国、法国、比利时；戴鸿慈、端方前往美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俄国。
9月24日上午，考察政治五大臣率参赞、随员从正阳门车站登上火车。
京师大小官员、绅商界人士、各学堂师生及驻京各国公使均前往送行。11时，火车正要开动，忽然一声巨响，革命党人吴樾制造了炸弹爆炸事件，炸死炸伤十余人，吴樾亦当场被炸死，五大臣中绍英重伤，载泽轻伤，出洋考察被迫推迟。
革命党人的暗杀行动遭到立宪派和当时许多人的激烈反对，促使清廷内部改革派更加坚定了立宪决心。端方致上海报界电称：“炸药爆发，奸徒反对宪政，意甚险恶，然益征立宪不可缓也。”一些督抚、将军、出使大臣亦致电清廷：
此事必是革命党人中所为，盖恐政府力行新政，实行变法立宪，则彼革命伎俩渐渐暗消，所以行此狂悖之举，以为阻止之计。当此更宜考求各国政治，实行变法立宪，不可为之阻止。
10月8日，清廷设巡警部，加强对革命党的防范与镇压。因徐世昌任巡警部尚书，绍英重伤未愈，同月，清廷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和顺天府丞、新任出使比利时国大臣李盛铎代为出洋考察。鉴于上次车站爆炸事件的教训，考察政治大臣分别出京，一律免送。12月7日，戴鸿慈、端方乘车出京，19日由上海出洋。载泽、尚其亨、李盛铎11日出京，1906年1月14日由上海出洋。湖北、奉天、广东、湖南、江西等省派官绅随同考察。
载泽一行于1906年1月16日抵达日本，后经美国赴英国，再赴法国，最后到比利时，6月6日考察完毕，李盛铎留任比利时出使大臣，载泽、尚其亨7月12日回到上海。
戴鸿慈一行先至日本，1906年1月23日抵美，再取道英、法抵德国，继之考察奥、俄、意，并经丹麦、瑞典、挪威、荷兰、瑞士，其间于6月初在布鲁塞尔与载泽等会晤，商定回国后应行各事。7月21日回到上海，与张謇、汤寿潜、赵凤昌等先后四次讨论立宪问题。8月6日到达天津，同袁世凯讨论筹备立宪及改革官制等事。10日回京复命。
考察政治大臣出访约半年，考察了十四个国家。其间参观议院、行政机关、学校、监狱、工厂、农场、银行、商会、邮局乃至博物馆、戏院、浴池、教会、动植物园等；拜会政治家、学者听讲宪政原理；调查各项政治制度；搜集各类图书和参考资料等（后载泽等派人编辑书籍六十七种，其中三十种分别撰写提要，进呈慈禧、光绪，另将四百余种外文书籍送交考察政治馆参考）。
五大臣目睹西方国家的现代文明和政治民主制度，眼界为之大开，从内心发出感叹：
概观各国之土地人民，殆无一能及我国者，甚或土地小于我数十倍，人民少于我数十倍，而其兵之强，国之富乃转有过于我数十倍数百倍者……不当于其外交之敏捷求之，而当于其内政之整理观之。夫世固未有政治不修，而其国能富，其兵能强者，亦未有内政不修，而外交能制胜者。欲判其内政之能修与不能修，此不必问也，但问其政体之为何而可以判之矣。
东、西洋各国之所以日趋强盛，“实以采用立宪政体之故”；中国之所以失败，“实以仍用专制政体之故”。
他们得出结论：当此霸国主义时代，中国若想生存，若想国富兵强，“除采用立宪政体之外，盖无他术矣”。
回国后，五大臣向慈禧太后密陈：“欲防革命，舍立宪无他。”他们认为实行君主立宪有三大利：
一曰皇位永固。立宪之国君主，神圣不可侵犯，故于行政不负责任，由大臣代负之；即偶有行政失宜，或议会与之反对，或经议院弹劾，不过政府各大臣辞职，别立一新政府而已。故相位旦夕可迁，君位万世不改，大利一。
一曰外患渐轻。今日外人之侮我，虽由我国势之弱，亦由我政体之殊，故谓为专制，谓为半开化而不以同等之国相待。一旦改行宪政，则鄙我者，转而敬我，将变其侵略政策，为平和之邦交，大利二。
一曰内乱可弭。海滨洋界，会党纵横，甚者倡为革命之说，顾其所以煽惑人心者，则曰政体专务压制，官皆民贼，吏尽贪人，民为鱼肉，无以聊生，故从之者众。今改行宪政，则世界所称公平之正理，文明之极轨，彼虽欲造言，而无词可藉，欲倡乱，而人不肯从，无事缉捕搜拿，自然水消瓦解，大利三。
并指出：“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慈禧太后颇为赏识，立即召开御前会议，决定“仿行宪政”。并于翌年正式颁布《宣示预备仿行宪政》上谕。
1907年底，清廷再派考察政治大臣达寿、于式枚分别考察日本、德国宪政。半年后，1908年8月7日，达寿复奏，赞同立宪。
一曰政体之急宜立宪。谓君主、民主，是为国体；专制、立宪，是为政体。国体根于历史而固定，政体随乎时势而流动。有虑政体变更而致国体摇动者，大误也。
二曰宪法之必当钦定。谓宪法制定形式，大略分钦定宪法、协定宪法、民定宪法三种。政治运行，亦相应分大权政治、议院政治、分权政治三种。
大权政治以君主为权力中心，其机关虽分为三，而大权则统于君主。
如日本，君主对于内阁，可自由进退大臣；对于议会，君主自为立法之主体，议会不过有参与之权；对于裁判，裁判权虽寄于裁判所，而大赦、特赦、减刑、复权之事，仍属天皇之自由。
达寿谓中国即应行大权政治，钦定宪法。“政体取于立宪，则国本固而皇室安。宪法由于钦定，则国体存而主权固。此皆有百利而无一害之事。”
达寿之奏，使清廷最后确定选择日本模式，以日本宪法为蓝本，出台《钦定宪法大纲》。
1904年张謇和张之洞的幕僚赵凤昌曾印制日本明治宪法的译本上呈慈禧，据说慈禧表示赞同。自1905年至1907年，清廷先后派八名高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宪政。根据各次考察报告，清廷认定英国制度没有成文宪法，且对君权有严格限制，不切中国实际，不能仿效。德国普鲁士宪法虽有典章，但仅帝国议会通过后即付施行，清廷认为系强加于皇帝，无视皇权，不能采纳。只有日本宪法，既已集编成典，又绝不侵犯皇家特权；事先既不受公众审查评论，公布时还像皇帝给国民的恩赐；民权较少，专制成分最多，接近中国国情，因此成为清廷拟定宪法大纲的蓝本。
清廷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正是1889年日本明治宪法的翻版。
日本宪法确定君主的最高权力，遵循“主权在君”的原则。《钦定宪法大纲》主要内容为“君上大权”，正是依据这一原则。其十四条除个别条款或文字上不同外，与日本宪法如出一辙。第一、二条几乎直接从日本宪法翻译过来。关于臣民的权利与义务、议院法要领等，则依据权利来自君主的原则制定，“操纵之法，则必使出于上之赐予，万不可待臣民之要求”，“议院只有建议之权，并无行政之责，所有决议事件，应恭候钦定后，政府方得奉行”。
当然另一方面，《钦定宪法大纲》也同日本宪法一样，引进了欧美国家的立宪原则，采取了“立宪制的原理”，体现了日本二元制君主立宪制的特征，出使德国大臣杨最曾说：“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决于舆论，已全揭一代宪法之精神。”
事实上，当时日本的政体被后人称之为“伪立宪绝对主义”。而《钦定宪法大纲》所反映出清廷对君主权力的扞卫以及唯恐丧失之的恐惧，更远远超过了日本明治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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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9月1日，清廷正式颁布《宣示预备仿行宪政》上谕。明确立宪原则是“大权统一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由于规制未备，民智未开，宪政实施程序的首要步骤是“预备立宪”，即从改革官制入手，兴办各项有关事宜，待数年后粗具规模，再定立宪实行期限。
其后清廷具体步骤如下：
1906年，派载泽等编纂官制，全面展开对中央官制的改革，按内政外交、财政经济、军事教育、人事司法等统设十二部，同时保留为皇帝和贵族服务的一系列机构。特别是改原主掌审判的刑部为主中央司法的法部；改原主“复核驳正”的大理寺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大理院；设立从中央到地方一套独立的审判机构，以司法独立为原则，建置了以司法与行政分立、审判独立、检察与审判职能划分为特色的司法机构体制。1907年颁布《地方官制通则》，对地方省、府、州、县行政机构改革做了新规定。同年，颁布《各省咨议局章程》、《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到1909年秋天全国除新疆外各省咨议局陆续设立。1909年颁布《资政院院章》，该院于1910年10月开院议事，奠定设立“议院基础”。清末，从中央到地方，基本设置了“三权分立”的政府组织机构和政治体制模式。
1907年，在五大臣出使欧、美、日各国考察政治的基础上，再次派考察政治大臣达寿、于式枚分别考察日本、德国宪政，为将要确立的宪政模式和制定公布的宪法大纲做准备。同年，以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负责起草、制定和颁布立宪文件，包括《钦定宪法大纲》、《逐年筹备宪政事宜清单》，以及《大清现行刑律》、《大清民律草案》、《钦定大清商律》、《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大理院审判编制法》、《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等法律规章，为将来实施立宪政治建立了新的法律体系。
1908年8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制定宪法的基本原则、国家基本政治体制、君主权力与臣民权利义务。同年，颁布《议院法要领》、《钦定行政纲目》，规定君主立宪政体的行政原则和议院、政府、法院分别辅助君主行使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政权体制，确定以九年为期，即1908年到1916年为立宪预备期，从1917年开始正式实施立宪政治。
君上大权：
一、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
二、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
三、钦定颁布法律及发交议案之权。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命批准颁布者，不能见诸施行。
四、召集、开闭、停展及解散议院之权；解散之时，即令国民重行选举新议员，其被解散之旧议员即与齐民无异；倘有抗违，量其情节以相当之法律处治。
五、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权。用人之权，操之君上，而大臣辅弼之，非议院所得干预。
六、统率海陆军及编定军制之权，凡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预；君上将遣全国军队，制定常备兵额，得以全权执行；凡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涉。
七、宣战、讲和、订立条约及派遣使臣，与认受使臣之权。国交之事由君上亲裁，不付议院议决。
八、宣布戒严之权，当紧急时，得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
九、爵赏及恩赦之权。恩出自上，非臣下所得擅专。
十、总揽司法权，委任审判衙门，遵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司法之权，操诸君上，审判官本自君上委任，代行司法；不行诏令随时更改者，案件关系至重，故必以已经钦定法律为准，免涉分歧。
十一、发命令及使发命令之权，唯已定之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奏经钦定时，不以命令更改废止。法律为君上实行司法权之用，命令为君上实行行政权之用，两权分立，故不以命令改废法律。
十二、议院闭会时，遇有紧急之事，得发代法律之诏令，并得以诏令筹措必需之财用，唯至次年会期，须交议院协赞。
十三、皇室经费由君上决定，议院不得干预置议。
十四、皇室大典由君上督率皇族及特派大臣议定，议院不得干预。
附：臣民权利义务（其细目当于宪法起草时酌定）一、臣民中有合于法律命令所定资格者得为文武官吏及议员。
二、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着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
三、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
四、臣民可以请法官审判其呈诉之案件。
五、臣民应专受法律所定审判衙门之审判。
六、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
七、臣民按照法律所定，有纳税、当兵之义务。
八、臣民现完之赋税，非经新定法律更改，悉仍照旧输纳。
九、臣民有遵守国家法律之义务。
除上述条款外，后又附《议院法要领》十一条及《选举法要领》六条。前者大致为：
议院只有建议之权，并无行政之责，所有决议事件，应恭候钦定后，政府方得奉行；国家之岁入岁出，每年预算，应由议院之协赞。然君上大权所定，及法律上必需之一切岁出，非与政府协议，议院不得废除删削；行政大臣如有违法情事，议院只可指实弹劾，其用舍之权仍操之君上，不得干预朝廷黜陟之权；议院所议事件，必须上、下议院彼此决议后，方可奏请钦定施行；议员言论，不得对朝廷有不敬之语及诬蔑毁辱他人情事，违者分别惩罚。
后者主要精神是实行限制选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