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李班长说，上个月退伍走的那批老兵跳得最整齐，他们在东北地区就很受群众欢迎。可是我注意到，李班长的舞姿也显僵硬，只不过他跳得十分投入，当他手举《毛主席语录》转圈的时候，其速度往往要比别人转得快，而且要比别人多转一圈半圈的。也许他通过这种方式，能够从中获取到更多的精神食粮？这对于像我一样刚入伍不久的新兵蛋子来说，简直难于理解。
一天，我们连又来到站台上。照例的，当播音员以甜美的嗓音播出某某次列车已经进站，我们立即列队站好，待火车靠站停稳，一个个便从裤兜里（战士只有前胸的两个不大实用的小衣兜）掏出《毛主席语录》，并随着广播喇叭播放的歌曲节奏舞胳膊抡腿。
我已经不像第一次那样在众人面前跳舞而感到害羞了，不过当我听见有小姑娘说“看，那个小解放军叔叔好乖呀”的时候，我仍然会脸红。而且我总有一种感觉，旅客们的目光在我身上停留的时间最长，似乎我这儿就是舞台中心，时常搞得我手足无措，心跳加速，竟不知自己是在跳“忠字舞”还是在模仿德清次珍巫师作法事。为了避开旅客们的目光，我想出一个办法，眼睛始终盯住李班长，只当我是在跟他学做军体操。
这时候，我的身边突然出现一个身材如保温桶的人——我们一营营部的王医生。王医生经常来火车站巡诊，给我们发点儿感冒药什么的。他今天不知是怎么了，也加入到跳“忠字舞”的行列。也许是他的奇特身材的缘故，他的舞姿令人直想发笑。当他在急速转圈时，竟一个踉跄跌倒在地。所有人瞠目着他狼狈的样子——《毛主席语录》被摔出老远，蹭破皮的手掌还渗出了血。
谁都想笑，但谁都不敢笑，可是我发现，有的旅客已经有了笑的动作——使劲捂住嘴，埋了头，假装咳嗽着，加快脚步从我们队列前闪过。本来我是绝不可能那样笑的，怪谁呢？要怪只能怪王医生——只见他从地上爬起来，脸涨得通红，一个劲儿埋怨李班长转圈的速度太快，害得他跟都跟不上。李班长不明白，说，我这儿转得可稳当，跟住节奏来的，有啥毛病？王医生坚持认为李班长转得肯定有毛病，他就是为了动作整齐才只好跟着李班长转的。王医生说着说着，想做一个标准的转圈动作示范给李班长看，结果他自己险些又跌倒在地。
我猛地感到腹部一阵剧烈的痉挛，竟至于爆笑着瘫倒在地。那一刻，我其实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严重失态。在这大庭广众之下，哪见过如此不严肃的革命战士？但我怎么也控制不住了，只能坐在地上“嘎嘎嘎嘎”地不断喷射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的响亮笑声。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那样笑，笑得泪花迸溢，四肢瘫软，呼吸不畅，似乎火车的每一节车厢也都在跟着我笑。就因为这笑，我付出了一定的“政治”代价——在后来几次讨论我的入团申请书的时候，这个爆笑情节被反复提出来加以重点分析，好像还被编入了我们连黑板报上的一篇批判诗章。当我被李班长和一排长拽起来后，我得到一个威严的命令——摘下你的“执勤袖标”，立即跑步回去。
我，一个很乖的小解放军叔叔，沉着地立正，向后转，迈着军人的步伐，朝车站外面走去。我在心里鼓励自己，千万不能跑，更不能像逃窜似的那样跑，要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像……像我前两个月刚从河南老家回来那样，毫不引人注目地走。我得冷静地想想，在今晚肯定要开的班务会上，怎样的检讨语言才能被大伙儿通过？还有，需要找一段比较合适的毛主席语录作为我的开场白……
我没有马上回到军供站，而是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走，心里有种深深的失落感。究竟失落了什么？不清楚。我不是已经当上毛主席的兵了吗？我不是也在给革命群众提供精神食粮吗？我应该有种幸福感才对呀。我的命运比起我的奶奶，比起我们“藏八”的门头儿吴大爷，比起那个在街上乞讨的小女孩……我看见了，看见了从天际洒下我的幸福的一道彩虹，它居然垂挂在……在一绺黑亮齐整的刘海上——哦，我又见到她了。是她。头顶上曾经被一个大人用滚烫的面条浇过的那个小女孩。
面馆跟前，小女孩倚门而立，只不过原先她手里的白色瓷杯已经换成一只土色的大碗了。她的脸蛋，她的手指，还有她的衣服，依然有些肮脏，但她不再像以前那样来回走动奔跑着乞讨，也不再以甜甜的声音喊人了，只是静静地立在那儿，很有耐心地等待别人的施舍。这像是一幅油画—— 一朵营养不良的小花，凝固于一片冷酷的情感戈壁。
我的脑海里闪出一个念头，应该把小女孩带到军供站的厨房里，乘连队的人还没回来，让她吃个够，还让她带些好吃的走。炊事班的那几个兵都挺和善，跟我的关系也不错，他们不会阻拦的。立刻，一幅解放军叔叔跟小女孩一起分享快乐的图像展现在我眼前。于是我上前拉住小女孩的细胳膊，招呼她跟我一起走。我没想到她的瞳仁里顿时聚起极度恐惧的光，紧张地一哆嗦，猛地甩开我的手，尖叫一声“俺不跟你走”便撒腿跑开了。
这太让人失望了。难道她把我也当成了大人？就算我是大人吧，但我又不是坏人。如果我们俩原先就认识，跟她是“藏八”同学，或者，跟她手牵手地办过家家，还送给她了一朵很香很香的什么花……不过，那朵花还是早就枯萎了，她现在已经不会认识我了，谁让我是一个小解放军叔叔，属于真正的大人系列呢？我琢磨着，假如我能抓住欺负过她的那个大人，给她报了仇，那么，在我下一次跟她见面的时候……
下一次是在几分钟之后。当我穿过马路，看见了许多过路人，他们在一个被汽车撞死的小女孩周围，汇成了一股旋涡。我听见有人在嘀咕，这孩子的家人在哪里？讨饭的也该有大人跟着才行呀。
我是大人。我应该跟着她。我刚才就应该警告她不能横穿马路。现在，我再也无法把她带到军供站的厨房里去了，只能这么眼睁睁地看着，看着她熟睡似的躺在车轮旁边，看着她额头的血水在悄悄为她编织发辫，看着她把搂在胸前的那只大碗渐渐松开，松开，再松开……碗里什么也没有，而她的手依然保持着搂住碗的姿势……也许，她在这时候才想起她需要个大人；也许，她在这时候正后悔刚才没有跟那个小解放军叔叔走；也许，她在这时候还巴望着有个好大人会把一碗滚烫的面条倒进她碗里而不会浇到她的头上；也许……也许她现在什么都不愿想了，也不能够再想了，因为徒然滚落到一边的那只大碗，那只象征贫困和屈辱烙印的大碗，已经盛满了看不见的天空的眼泪……
我拨开人群，在她跟前蹲下来。看上去她是没有多大的生还希望了，在救护车到来之前，我能为她做点儿什么好呢？
今天看起来，我当时的举动简直毫无意义，甚至是愚笨可笑的，但我却是真心诚意的——我把一本《毛主席语录》轻轻放到她手里。我想，如果她能醒过来的话，一定会看到我在这本《毛主席语录》扉页上的签名，她会感到很奇怪，但这并不要紧，我相信，她会因为这份“精神食粮”而多少改变一下命运——今后，无论她升天堂还是下地狱，或者留在人间，那些大人，不管是好大人还是坏大人，再也不敢随便欺负她。
暂时忘掉那个小女孩，忘掉一切引我想掉泪的事情吧。我正在准备班务会上的检讨发言，却一时拿不准念哪段毛主席语录。李班长点着我的名说，抓紧时间，开始吧。
我能够熟练背诵好多段毛主席语录，连“老三篇”也能一字不漏地背下来，这样吧，为了打动班里的大多数人，就背这一段，“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爱护……”
不对不对。李班长提醒我，你应该念“批评与自我批评”那一段，要有针对性，检讨嘛，是不是？……嗯？连里发给你的“红宝书”呢？
我只能撒谎了。好像……好像……好像是忘在车站的候车室……好像……我忘了……
那咋行。李班长命令我赶紧去找，他认为丢失“红宝书”比嘻哈打闹跳“忠字舞”的错误更大，因为“红宝书”是革命战士的思想武器，一旦丢失，最容易使人迷失革命道路上的前进方向。
这个只读过四年小学的人，可以把他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提升到革命的理论高度来加以发挥，这是他在部队这所大学四年里的最大收获。我心里很不痛快，在班务会上做检讨的事情还没完，丢失“红宝书”又成了一件性质严重的事。李班长既然不给我面子，那我也得刺刺他。就说，我今后一定要努力学习毛主席的书，也像咱们班长这样有政治理论水平，一套是一套的。
李班长并不客气，说，那当然好，你说得很对，但你眼下的任务是去找“红宝书”，赶紧去，越快越好，需不需要我派个人跟你去？
不需要。我又不是坏人，还需要有人押着走？只要让我马上离开这儿，免掉在班务会上检讨，我还需要什么呢？其实我并没有犯多大的错，无非是在站台上那样捧腹大笑，其他人好像也笑了的，他们怎么就没事？就因为他们是老兵？明摆着欺负人嘛……
我走在大街上，一阵清凉的晚风洗却了我心中的所有烦恼——又有女孩子们在叫我“小解放军叔叔”了。这是种子发芽的声音，她们把对解放军叔叔的热爱之情全都播种在我的身上，而我将成长为一名令人仰慕的英雄人物，走进她们必读的教科书里。很好。“小解放军叔叔”，这叫法我喜欢。我骄傲地挺胸抬头，环视火车站广场，希望每一个女孩子都能这么甜甜地叫我。
然而她，那个死在车轮下的流浪女孩，她是永远也不会这么叫我了。我怎么又走到这里来了呢？这里已经不再有她的身影了，但在这里的路面上，一摊摊冷却的血迹，凝固了一幅令人心里隐隐作痛的画面—— 一个可爱的小女孩，把自己悲伤的眼泪化成醒目的鲜血，恳求那些可以称作“叔叔”的大人们看。叔叔，叔叔们，行行好，你们听不见，但你们现在可以看见了吧……
仍然听不见。仍然看不见。大车、小车，所有各式各样的车，潇洒地从那血迹上面碾过，碾过，再碾过……仿佛要碾出呻吟声或者尖叫声才肯罢休。
一个小解放军叔叔长久地站在那里，听见了，也看见了，并随着车站广播里“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的音乐，以舌舔着悄悄滴在嘴角的泪珠……
夜色中，我注视着军供站里的那些建筑物，它们组成的奇特图案似乎充满了伤感情绪。尤其耸立夜空的那座水塔，它投在篮球场上的巨大阴影犹如一条悲伤的幽深峡谷——我就在这条峡谷中徘徊，凭着想象跟我想见的那些人会面——我的父母，我的姑妈，我的表妹，当然，最急于要见到的自然是那个流浪小女孩……
“俺不跟你走”，这可能是她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是呀，她没有跟我走，那是因为她不明白我的好意……也许，她当时正在面馆门口考虑应该跟谁走的问题，而我的突然出现，促使她作出一个最后的决定——宁愿跟死神走了也绝不跟任何一个大人走……
她就那么走了。
而我，仍在水塔投下的阴影中徘徊。无力的脚步迸溅着血光，映出她毫无光泽的双眸……对不起，对不起……别这么看着我，是不是要我也变成一堆白骨才能接受我的道歉？
我走到冰凉的篮球架跟前，想象自己已经变成了一堆森森白骨，跟这篮球架一样冰凉……不知怎么，我一屁股坐下来，以一阵伤心的抽泣声代替了我的“对不起”。
过了很久很久我还在想，那个不幸的小女孩其实与我毫不相干，而我为什么会那样的伤心欲绝？多年后的一天，我看到一幅题为《幼女与秃鹰》的照片，是一个叫凯文·卡特的人在苏丹北部拍摄的—— 一个赤裸的小女孩，艰难地向救灾食品发放点爬行，眼看快到了，她却实在没有力气了，只有趴在地上不停哭泣，而她身后则有一只饥饿的秃鹰紧紧尾随，正伺机向她扑去……
凯文·卡特这样说，“在战争、灾难、饥饿、瘟疫……中，受伤害最重的，就是那些还没长大的孩子们。当看到那些饥饿的、死去的孩子痛苦不堪的面容，我实在太伤心了，我在拍下她后立即呼救，上前赶走了秃鹰，然后坐在树下，点起一支烟，呼喊着上帝的名字大哭起来。但即使这样，我永远难以平息这心里的苦痛。”这幅震撼人心的照片在获普利策大奖一个月后，凯文·卡特因不堪忍受心灵的悲伤而自杀了。
我不敢长期保存这幅照片，因为我担心自己有一天真的会从照片上听到那个小女孩绝望的啼哭声，接着像凯文·卡特那样，用自己的生命来对那些不幸之人实现精神意义上的“救助”（也可以说是对自己的“心灵拯救”）。因为我已经有过这方面的经验，尽管我用的是眼泪而不是生命，“代价”有所不同，性质却是一样的。我曾经试着忘掉那些不幸之人——他们是我心灵上的一抹阴影，时不时一想到他们或者看到他们，我就会立刻变得情绪低落。这便是医学上所指的“不健康的精神状态”。可是我不知道如何缝上这道精神上的裂缝。忽有一天，我的战友周力悄悄借给我一本《十日谈》（当时属“禁书”），里面有句话像是一枚缝合我精神的魔针，我将它工整地抄写在母亲给我的一本精美的大笔记本上——
对不幸的人寄予同情，是一种德行——尤其是那些曾经渴求同情，并且体味到同情的可贵的人。
这句话犹如一段优美音乐，所有在绝望中诞生美丽的自由灵魂必会欣赏它。可惜我的班长不欣赏，他看了我的笔记本，说这是小资产阶级情调，革命军人嘛，应该多抄写“最高指示”。我愤然问班长，你知道怎样做一个“善良人”吗？
班长红了脸，说，我不知道你指的“善良人”是什么，但我知道怎样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更知道怎样做咱们机炮一连一排一班的带头人。
我气得直哆嗦，恨不能就把班长当成煎熟的鱼，扑过去狠狠把他给嚼了。但鉴于他体格强壮，我只好忍了。可能由于我的表情过于古怪，全班人都指着我大笑不止。我挨个儿扫视着他们，希望至少能有一个帮我说句话的人。可是他们全都向着班长，那个姓万的老兵更是用嘲弄的口吻对我说，你以为你肚子里的墨水比我们班长的多？那管啥子用？要论政治理论水平，你在班长面前真的要当小学生，一百个大学里的红卫兵都不是他的个儿，那水平，你好好跟班长学着点儿吧。
一听这话，班长立刻谦虚起来，摆摆手说，话也不能这么讲，什么叫好好跟我学，应该是互相学习嘛。咱班是个整体，要注意团结，不能让别的班看咱们笑话，以为咱班是一盘散沙。
我的血一热——散沙？我就是散沙。这可真是报复班长的好办法。想想看，在一片绿色的植被中，突然覆盖了一摊灰色的散沙，那是多么的杀风景呀。从这开始，无论是出早操还是去火车站执勤，我们班的队列里便会出现一种极不协调的步伐声——散沙、散沙、散散沙……这个由我的鞋底摩擦出来的声音很令我满意，它是反抗的声音，是嘲笑的声音。更加令我满意的，是两个平时对班长有意见的兵，竟学着我的动作也成为散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