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没有多加考虑，只是凭借一种热情和感伤去信仰。当我长到十四岁左右时，我才开始思考人生。由于宗教同我的理论并不协调，我便把毁灭宗教当作是值得赞扬的事情……对我来说，一切都很清楚，而且符合逻辑，所有事情都安排得妥妥当当；但对于宗教，没有给其留下一丝空间……后来，人生对于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秘密了，而因此，它也渐渐失去了它的一切意义。
那时，在高加索，我感到孤独且不幸。我付出了全部的精神力量，一个人一生只能这样做一次啊……这是苦乐融会的时期，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我都从未达到过如此高的境界，只有在这两年中我才有如此深刻的观察。那时发现的一切，都将成为我的信念……
在坚持了两年的脑力活动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简单且古老，目前我知道，别人都不知道的真理：我发现了一种不朽，有一种爱，如果想要获得永远的幸福就应该为别人活着。这些发现让我感到震惊，因为它们竟然同基督教十分相似。于是，我停止探寻，准备到《福音书》中寻觅。但我没找到太多东西，我不仅找不到神灵，也找不到救世主，更寻觅不到圣典，一无所有……但我依旧竭尽所能地去找呀找呀找呀。
我哭泣，我痛苦，我折磨自己，只为求得真理……就这样，最终同我在一起的只有我的宗教。”[信的结尾处，托尔斯泰还补充道：“我希望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假如没有宗教，人类不仅会失去善良，而且也不会获得幸福；与世界上的任何东西相比，我更愿意掌握宗教。我认为，若没有宗教，我的心将会枯竭。……然而，我并非没有信仰。是生活让我心中产生了宗教，并不是宗教创造了我的人生……此刻，我所能感受到的就是我的心开始枯竭，急需一种宗教。亲爱的上帝一定会帮助我的。一定会有这一天的……我的领路人就是大自然，它将带我走进宗教。每个人都有不用的未知路，而要搞清楚这些，只能到自己的内心去探索了。”
1853年11月，俄国向土耳其宣战，战争即将爆发。此时的托尔斯泰先是被征召到罗马尼亚军团，之后又去了克里米亚军团，并且在1854年11月7日随军队来到了塞瓦斯托波尔。他胸中燃烧着强烈的激情与爱国之情。在战场上，他英勇善战，尽职尽责，常常身处险境，特别是在1855年的四五月时，他三天中就有一天要在第四炮台轮值站岗。
连续几个月里，他都生活在一种无穷尽的紧张和战栗之中，常常与死神碰面。此时此刻，他的宗教神秘主义又复活了。他经常同上帝交谈。1855年4月，他在《日记》中写下了一段祷文，中心思想是感谢上帝在他危险之时能够保佑他，并且祈求上帝能继续保佑着他，“以实现我还未了解的生命的永恒和光荣的目的……”生命的目的，并不是艺术，而是宗教。1855年3月5日，他这样写道：
“现在我已经被带入到了一种伟大的思想领域之中，我感觉可以将我的整个生命奉献给它，只为实现这一思想。这种思想的目的就是创建一种新的宗教，属于基督的宗教，以便通过宗教将全人类团结在一起。”
这就是他晚年时的规划。
可是，为了忘掉眼前的情景，他重新持笔，开始了写作。在轰隆震天的炮声中，他怎能集中精力创作他的《回忆录》的第三部《青年》呢？可以说，这本书写得十分凌乱，当然，这一点可以归结于他写作时恶劣的条件所致，或者是有时出现的略带有司汤达式的层层剖析的一些抽象分析。[这种创作手法在其同一时期创作的《伐林》中也有体现。
]但他竟然可以冷静而深刻地探索一个年轻人头脑里的模糊梦幻和思想，这博得了大众的赞扬。作品对自己非常坦率。而且，有时在描写春日的城市美景中，在忏悔的叙述中，以及为了突然想起的罪恶而奔向修道院的叙述中，充满了多少清新的诗意啊！他书中的某些篇章洋溢着一种狂热的泛神论调，有一种抒情美，其笔调令人很自然地想到《高加索纪事》来。例如，书中描写夏夜的一幕：
“清亮的新月幽静地照耀着大地上的一切。池水波光闪烁。一棵棵枝繁叶茂的老桦树，在月光的照耀下，一面呈铝白色，一面是重重树影，遮蔽着灌木丛和大路。从池塘后面传来了鹌鹑的叫声。两棵老树的枝枝蔓蔓相触时发出的沙沙声。蚊蝇嗡嗡嗡地飞过，一只苹果坠落在枯树叶上面。最终跳到平台石阶上的青蛙，在一缕月光下绿绿的背部显得十分闪亮……月亮继续向上升，悬于晴朗的空中。池水显得更加明亮。树影也渐渐变得黝黑，明亮处则更加清亮……而我，一只微不足道的小虫子，已经被笼罩在人类所有热情之中，但因为拥有巨大的爱的力量，所以此时此刻，大自然、月亮和我已经融为了一体。”[出自《青年》第三十二章。
眼前的现实比以往的梦境更有力量，它迫使人们对它多加关注。正因如此，《青年》没有写完。而副连长列夫·托尔斯泰伯爵在防御的屏障下，在枪林弹雨、轰隆作响的炮声中，在他的连队里，观察着幸存的人和垂死挣扎的人，然后将他们和他自己的种种焦虑悲凉，都叙述在《塞瓦斯托波尔纪事》之中。
关于他创作的三篇纪事文学：《1854年12月之塞瓦斯托波尔》、《1855年5月之塞瓦斯托波尔》、《1855年8月之塞瓦斯托波尔》，通常被人们拿来对比、评论。然而，它们之间其实是迥然不同的。尤其是第二篇，无论在情操上，还是在艺术上，都有别于其他两篇。其他两篇均以爱国主义为主导，而第二篇里提出了一种无法改变的真理。
据说，俄国皇后在阅读了第一篇纪事文学之后，不禁流下眼泪，而沙皇则在赞叹之余下令把它反译成法文，并命令手下人将托尔斯泰带离危险区。这很容易理解。书中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和战争情怀。刚刚入伍的托尔斯泰，仍然持有热情，全身心地沐浴在爱国主义之中。在塞瓦斯托波尔的保卫者的身上，他并未窥见野心、自大以及任何卑鄙的情操。对于托尔斯泰来说，这是一首伟大的史诗，里面出现的英雄“可以同希腊的英雄们相媲美”。另外，这些纪事文学中不存在丝毫想象的痕迹，也没有毫无客观表现的尝试。漫步于城市中的托尔斯泰，用自己清醒的头脑观察着各种事物，但他的叙述方式显得不够洒脱：“你看……你走进去……你会注意到……”这是夹杂着对自然感官印象的长篇报道。
但是，第二篇《1855年5月之塞瓦斯托波尔》就截然不同。自卷首起，我们就可以读到：
“成千上万种人类的自尊心都在这里相互碰撞，或者消失在死亡之中……”
接下来，还可以读到：
“……因为人很多，所以虚荣也就很多……虚荣，虚荣，无处不在，即使在坟墓门前也是虚荣！这是世纪性的特殊病症……为什么荷马和莎士比亚喜欢大肆谈论爱情、光荣和痛苦？为何我们这个世纪的文学都是虚荣者与赶时髦者的无聊故事呢？”
现在的纪事已不再是最初的简单叙述，而是让人类与情欲直接对决，把英雄主义下面隐藏的东西全部暴露出来。托尔斯泰利用自己犀利深邃的目光在战友的心灵深处搜寻着，透过他们和托尔斯泰的心灵，他看到了骄傲、恐惧，看到了死到临头依旧上演着的人间喜剧。尤其是恐惧，被他明确指了出来，被他揭去了面纱，使其赤裸裸地暴露在大家面前。这种无穷无尽的恐惧、挥之不去的畏死情绪，被他毫无顾忌，毫不怜惜地剖析。[在过了很长时间之后，托尔斯泰在同他的一位朋友捷涅罗莫谈话过程中，提到了这种恐惧，说有一次，他在城墙边的掩护所中提心吊胆地过了整整一夜。
]在塞瓦斯托波尔，托尔斯泰学会了如何抛却所有的感伤，他轻蔑、不屑地指出，那是“一种泛泛的、女性的、假惺惺的同情”。他的剖析才能在其少年时期都展露出来了，有时甚至还带有一丝病态，但它所达到的效果并不像描写巴拉斯霍辛之死那么尖锐、惊人。书中有整整两页都是用来描写炮弹落下但未爆炸的那一刻，巴拉斯霍辛头脑里出现的一些念头；他还用一页的篇幅描写炮弹爆炸之后，“一片弹片刺进他的胸膛，即将死去”的一刹那，他心中的想法。
仿佛戏剧中休息的乐队一般，在战场上，突然呈现出一片明媚的大自然景象，乌云再也遮不住温暖的阳光，在壮美的景色中，回响着白昼的交响曲，虽然这里是成千上万个战死的人的墓地。身为基督徒的托尔斯泰已经忘记自己在第一部作品中所表达的爱国情调，现在他在诅咒那场大逆不道的战争：
“这些人，这些基督徒，宣扬着爱与牺牲同样伟大的法则，当面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时，他们竟然不知道跪下忏悔。由于上帝在赐予他们生命的同时，还在每个人的心中投进了带有恐惧死亡的情绪，以及对善与美的爱，可他们却无法像兄弟一样流着幸福欢乐的眼泪互相拥抱！”
在结束这部短篇小说时——其中惨痛的语调，是其他几部作品中所没有的——托尔斯泰突然有些疑惑。他这样说是否合适？
“我心中产生了一种可怕的疑惑，它压抑着我。或许我不该把这些说出来，或许我要说的正是那些可恶的真理中的一个。其实，每个人的心灵之中都无意识地隐藏着一些真理，只是认为它们不该表达出来，免得带来麻烦。就像酒糟一样，千万不能搅动，否则就会把酒弄坏。什么是应该避免的罪恶？什么是应当效仿的好事？谁是坏人？谁又是英雄？大家都是好人，可大家也都是坏人……”
但他又自豪、镇定地说：
“这篇小说中的主角，是我全身心热爱着的，也是我极力想表现出他所有的美的人。他曾经是，现在是，甚至将来也是美的，这就是真实。”
《现代人》杂志主编涅克拉索夫读了这几页[这几页被书刊检查处删掉了。
]之后，便提笔给托尔斯泰写信，信上说：
“您的作品是今日俄国社会最最需要的：真实，真理。从果戈里逝世以后，俄国文学中真实的东西已经越来越少了……在我国，您为我们的艺术带来的那份真实是崭新的。可是有一件事令我担心：我担心的是时间和人生的怯弱，以及围绕在我们身边那些装聋作哑的人会像对付我们那样对待你，我还担心他们会侵蚀您身上的精力，磨光您的锐气。”
事实上，对此我们不必担心。时间可以消磨常人的精力，但对于托尔斯泰来说，却反而能增加他的精力。可是当祖国遭受困难、塞瓦斯托波尔陷落时，他也随之陷入到一种痛苦、怜悯的情感之中，懊悔自己毫无顾忌的坦率。在第三篇纪事文学《1855年之塞瓦斯托波尔》中，在叙述因赌博而争吵的军官时，他突然停止了叙述，说道：
“尽快让这场戏落幕吧。明天，或许就在今天，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将慷慨激昂地迎接死亡。在这些人的心灵深处，都蕴藏着一星星伟大的火花，那是使他们成为英雄的火花。”
当然，这种顾虑没有丝毫削弱故事原有的真实色彩，但对于人物的选取上，已经清楚地显示了作者的意图。马拉科夫的英雄事迹以及其悲壮的陷落，都通过两个动人的、自豪的人物身上体现了出来。书中这两个人物是两兄弟，哥哥是科特兹塔尔夫上尉，同托尔斯泰有一丝相似之处[ “他把自尊心看得像生命那样重要，因为他看不到还有什么可以选择：一定要成为第一，不然就是自我毁灭……他喜欢同别人较量，喜欢自己取胜成为第一。”
]；弟弟瓦里基亚是个旗手，生性胆怯但富有热情，常常狂热地自言自语，也爱梦想，总是无缘无故地流泪，但他那是温情的泪，偶尔是怯懦的泪。刚到战场时非常恐惧（像个小可怜一样怕黑，躺在床上时都要把头藏在大衣里），常因孤独和他人的冷漠而闷闷不乐，但是，每当庄严的时刻到来时，他总能高兴地面对即将到来的危险。像弟弟这种人就属于充满诗意的少年人（如同《战争与和平》中的彼加，《袭击》中的少尉），这样的人心中充满了爱，能够欣喜地打仗，然后在战场上莫名其妙地死去。故事里，兄弟俩是同一天——最后一天守城时——战死的。小说是在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怒吼中结束的：
“队伍撤出了城。望着身后失守的塞瓦斯托波尔城，每一个士兵的心中都蕴涵着难以言表的悲苦。他们叹着气，无奈地向敌人伸出拳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