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影的女性世界，一开始就热衷于探索那些非常规的、陌生化的、神奇而怪异的超现实经验，通过那些纯粹而神秘的女性内心体验，去揭示人性隐秘而复杂的内在世界。《红蜻蜓》中，“那只手在身上滑动的时候，他没有抵抗，她有意无意地将那只手按停在那地方，而且用劲往里推，她感到那只手在哆嗦，在往后缩。”《上海王》中，“她脱去他的衣服，发现他站在水塘
边，就拉他上岸来。就在池塘边上两人水淋淋的身体交合在一起，……老人说，阴阳相冲！与死人交，会得不治之症！为什么她与常力雄交合了，反而病愈了呢？别人为禁事，她却能通解。” 虹影的创作，以鲜明的女性立场回归女性的身体与心灵体验，表达了对男性独裁的挑战和攻伐，显示了对女性原生状态下真实欲望的个性化体验与关照。《女子有行》中，“于是她就把气发在这个象征着男性器官的植物身上，有一次，她独自在房中对着仙人掌：给你个麻雀屎！他听见了，说，作为植物，谢谢佳肴美味。”
谈到创作动机，虹影坦然地承认，《女子有行》是用笔为总被男人抛弃的几个女朋友打抱不平。虹影有强烈的叛逆精神和独特的创作姿态，她的“女性白日梦”不是理想的、审美意义上的，而是属于反叛传统与常规的离奇古怪的性别传奇。迄今为止的女性文学作品中，对两性关系的思考和追问多少总保留着一种幻想；而虹影则持一种毅然决然的态度走向极端。《女子有行》又名《一个流浪女的未来》，即未来小说三部曲《上海：康乃馨俱乐部》《纽约：逃出纽约》和《布拉格：城市的陷落》，有论者称之为“文化幻想小说”。全书贯穿着对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建构的政治、历史、道德等理念的颠覆，体现了虹影的女性主义立场和视角。通过否定“阳具”来表现男女性别的冲突问题，意欲达到否定父权、夫权和男权，争取女性个性独立和解放的目的，这无疑是一个大胆的象征，不无极端，同时也带有某些颓废的病态。《女子有行》代表着一种极端的女性主义文化。这曾经
引起沸沸扬扬争议的三部曲，不可避免地成为目前大陆女性主义文学的典型文本之一。
《女子有行》中的“我”被当做领袖、佛母、政敌，其实“我”真正扮演的，也一直为之受罪的，不过是同一个角色——情人。在书中，康乃馨俱乐部是虚幻的1999年控制上海地下黑社会的一部分，但来自男性世界的离间力制造并利用了某种裂隙，使这个女性团体在一场自相残杀中分崩离析。“但愿我能平安离开，理想已经被暴力之手摧毁，器官的批判已经变成批判的器官，我不再是，也不愿再做这个地下帮派的领袖，我也不想再看到这个城市的结果：早就有一批人以治安为名想整肃这个城市。”未来将对一切想保留感情余地的个人，给予最后的摧毁打击，不管她逃遁到世界的哪个角落，都没有幸免的可能。——这恰恰说明女性其实根本不可能自行其是——这似乎是对小说标题“女子有行”的悖谬，也是对中国古老的父权制权威的反讽。弗吉尼亚·伍尔夫曾预言：“小说或者未来小说的变种，会具有诗歌的某些属性。它将表现人与自然、人与命运之间的关系，表现他的想象和他的梦幻。但它也将表现出生活中那种嘲弄、矛盾、疑问、封闭和复杂等特征。它将采用那个不协调因素的奇异的混合体——现代心灵——的模式。” 这也许就是对《女子有行》文学价值的最好概括。小说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只是一个表象或隐喻话题；其对女性在全球化境遇中的书写，对全球化问题具象化的深入思考，对女性问题与发展问题的深切关注，才是
虹影的女性觉醒和经验表达。虹影凭借她独特的女性敏感的观察力和感知力，在作品中极力展现对女性主体生命与身体的认识和关照，对个人存在苦难意识的诠释和理解。这种基于女性普遍处境但又抛弃了仅仅作为女性作家的单一视角的书写，在国内文坛的女性作品中确实是独树一帜的。
“每一种姿态都是一种祈祷”：“性”的表述
性，爱情的另一个词，我出生时的预言与性相关，是饥饿与纯粹的死亡。
虹影从身体语言和女性欲望宣泄的角度，探寻女性特征与女性话语写作之间的关系；以其特有的女性写作，来寻求自我的定位和价值。这些与她独特的生存经历、生活历练和生命体验是不可分离的。女性写作的实践与女性躯体及欲望密切相关，女性基于自我生理和心理的体验，完全可以写出她所体验、所感悟的不同于他人的一切。因此，女性在其话语表达方面往往呈现出不同于男性作家的特征，如私语性、个人化、深情叙事以及唯美追求等等。私语，或者也可以解释为对女性的心灵体验及身体欲望的自我揭秘过程。私语是相对于男性话语的公共性质和宏大架构而言的，对于女性来说，它是唯一可能的“个性化写作”通道。
虹影的小说无论是描绘历史片段还是叙述社会现实，展示女人在生存的困境、精神的迷失等极端境遇下的挣扎与突围是其小说创作的基本主题。虹影的创作并不仅停留在“女性”身上，
而是深入开掘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关系。从《饥饿的女儿》到《上海之死》，从《女子有行》到《绿袖子》，从《K》到《上海王》……她几乎所有作品中都有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关系描述，把这些人物关系归类，大致可以归为三个层面。
第一层面是女儿与父亲的关系。在虹影的作品中，父亲形象大都处于缺失状态，要么不出现，要么就是一个模糊的形象。由于自己少女时代父亲的缺席，使得寻求一个替代角色成为虹影小说中不同女性共同的行为模式。如《饥饿的女儿》中所描述的那样：“我在历史老师身上寻找的，实际上不是一个情人或一个丈夫，我是在寻找我生命中缺失的父亲，一个情人般的父亲，年龄大到足以安慰我，睿智到能启示我，又亲密得能与我平等交流情感，珍爱我，怜惜我，还敢为我受辱挺身而出。”
虹影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体验，她一开始就站在女性的立场上与男性对抗。“我但愿自己不是他的女儿，他不是我的父亲，从这天起，我的父亲就从我的心里死去了。” 可以说这是作者女性意识觉醒的宣言。透视作品中“我”与父亲的紧张关系，似乎可以发现虹影“仇父”心理的某些根源。父亲对于女儿的重要性历来为心理学家所重视，西方女性主义者也同样重视这一关系，她们认为：如果父亲对女儿表示喜爱，她就会觉得她的生存得到了极其雄辩的证明，她会具有其他女孩子难以具有的种种优点，她会实现自我并受到崇拜。反之，如果女儿得不到父爱，她可能以后永远觉得自己是有罪的，该受惩罚的；或者她可能会到别的地方寻求对自己的评价，对父亲采取冷漠甚至是敌对的态度。虹影的一生可能都在寻求那失去的充实和宁静的状态。
第二层面是年轻女性与年长男性之间的关系。这是由恋父情结而派生出来的一种两性关系。年长的男性有两种：一种是温暖的、体贴的、引导性的，是使女孩变成女人的缔造者，比如《上海王》中的常力雄、《上海之死》中的休伯特。另一种则是男权主义的代表者，他们是高高在上的、强悍的、粗暴的，是任何美好感觉的毁灭者，聪颖美丽的女性与他们之间既有吸引又更多排斥，比如《上海王》中的黄佩玉。筱月桂的成长历程是女性颠覆菲勒斯中心主义传统的历史，也是女性确立自我身份、寻求自我价值、建构自我历史的过程。对女性而言，权力与性是不可兼得的。《上海王》细腻地演绎了权力与性的关系，深入挖掘了这一问题中的男女差别与性别政治。
《上海之死》（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时更名为《狐步谍影》）是“海上花”系列的变奏曲。虹影以“孤岛”时期的上海和一批真实的历史人物为背景，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欧洲战事最紧急的关头，一个中国女明星兼女间谍于堇短短十二天内所面临的爱恨情仇和生死抉择。休伯特收养于堇后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这个女孩。因此，两人的关系并不只是养父与养女的关系，于堇对休伯特说过：“我对你的爱，哪怕上海沉没也不会消失。”同样，休伯特在服氰化钾之前对先他而去的于堇充满诗意地说：“你看，我的孩子，我们终于可以一起，在日出之际，来看世界上最美的落日——上海的落日。”
第三层面是年轻女性与年轻男性之间的关系。这一层面的男性往往是英俊而有才干并一往情深，但他们在女性的眼里又是不成熟的，让女性无法产生安全感，并且小说中的异性恋情往往都弥漫着宿命的悲剧意蕴，演绎着灵魂痛苦的挣扎与无奈的堕落。比如《K》中的朱利安、《绿袖子》中的少年小罗、《上海王》中的余其扬、《上海之死》中的谭纳等。
《K》中的朱利安傲慢、自私，“他实际上摆脱不了种族主义，不过比其他西方人更不了解自己而已。他的灵魂深处藏着对中国人的轻视，哪怕对方是他最心爱的女人。在林和程面前，他的决断绝情，说到底，还是出于西方人的傲慢。他对自己警告：不能回想。他自认为是个世界主义者，结果只是在东方猎奇。他只能回到西方文化中闹恋爱，闹革命。”同样，《上海王》中，余其扬承认筱月桂“是我少年时一见倾心的女子，是帮我得天下、患难与共的女子”，却因得知了筱月桂是真正幕后的“上海王”，于是他以“家中不能有悍妻”为由而拒绝娶她，终使他和她之间彼此永远地失去了对方。此种男女关系，让我们深刻感受到虹影那种孤独的文化气质。
虹影在利用女性躯体与生理现象来表现情欲主题方面，充满了突破禁区的前卫精神。由于人们长久地疏于女性的自我体验，更疏于关于女性自我体验的言说方式，因此，当虹影把埋藏已久的自我体验一旦用女性自己的方式大胆地予以表达，无疑会使人们对她表述的女性经验感到诡异。虹影小说中的神秘与诡
异，多表现为直觉、梦境、幻觉、预感、魔幻、自语及种种所指不明的象征、隐喻、暗示等。以短篇小说《蜕变》为例，该小说通篇用了散文笔调，写“我”带一个女人去搜寻她的诗人男友，在山中诗人隐居的草屋，女人的手哆嗦着摸了上来……“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快乐。“我”跑出木屋，在一汪清水里照见自己：喉结，啊，喉结还在！女人愤怒地喊，“你骗了我，你这畜生，他不在！”而“我”只说出了那句积了一夜都没说出来的话：难道你认不出我？我也可以变回去成为他呀！” ①叙述者明明是个女诗人，然而她与男性诗人之间的骤然互换确实很诡异。虹影总是换着花样地用各种文学形象来暗示女性隐秘的性经验、性心理，揭示女性被压抑的情欲状态，并以无所畏惧的叛逆姿态，向历来是男性霸权的情色禁区发起大胆冲击。
虹影不是羞答答的玫瑰，在一定程度上，她摒弃了传统文化所规范的女人温顺、本分、自我牺牲的一面；她真诚、热烈而坦率；她是绽裂的石榴，不怕展露内心的隐秘。正如她自己所说，“是你教会我成为一个最坏的女人/你说女人就得这样//我插在你身上的玫瑰/可以是我的未来可以是这个夜晚/可以是一个日新月异的嘴唇或其他器官/它甚至可以是整个世界//我要的就是整个世界一片黑色/可以折叠起来/像我的瞳仁集中这个世纪所有的泪水”。她以自身感受为基点，形成了透视自己、他人、社会的视角：把人物置于极端境遇下加以观照与审视；她在倾诉自己，也在剖析别人。她通过对女性的自我审视以达到对男权社会的叛逆与解构。
虹影善于写人的欲望，对人的性欲的描写有时几近嚣张，她的人物发乎情，永远不会止乎礼。虹影笔下的性爱狂野却又本真，在她眼里，性爱不仅是一种可以理解可以宽容的生理需要，而且也是一种值得礼赞的创造行为，既创造他人，也创造自己。她笔下的女性身体的美往往都是通过“性”得以绽放，并且大都为离经叛道的性爱：不管是《K》中不顾一切的情爱欲望，还是《红蜻蜓》中的病态疯狂，虹影都直面压抑状态下的不被言说的女性欲望，透视常被遮蔽的女性身体诉求，打破女性压抑情欲的言说禁忌，努力唤醒人们对女性欲望的理解。在答记者问时，她说：“性爱是我们生活中最会卷入无数关系问题、文化问题、阶级问题、种族问题等等。……性爱其实麻烦无穷。以最简单的男女相悦开始，以最复杂的方式收不了场。正因为这样，性爱才成为我写作中的重要主题之一——我就是要写出性爱的文化意义，它可以使人的灵魂升华，更能使人的缺点恶性爆发。”
虹影在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中，力图追求一种性爱关系的诗意浪漫，如《女子有行》中的性爱描写，摒弃了传统情色小说中的直白表述，把性爱写得大胆而缠绵，浪漫而唯美。虹影除了描写性爱中迷人的躯体，异性的交媾之外，还调动一切心灵和感官的触动，写性爱的氛围、气味、质感、触觉等等。虹影笔下的“欲”女不仅躯体迷人，而且大胆主动；其笔下的性爱不仅缠绵，更是奔放肆意。因此，虹影的小说，充满了女性的自我发现，这种女性意识的恢复和超越，也是虹影形成叛逆品性的原动
力。无论是《大师，听小女子说》中“没有性，并不影响健康。一旦走出虚构的世界，回返现实世界，她就比别人更深刻地感受到性追求比性更令人过瘾。作为一个人，一个女人，我很不正常？她第一次意识到”，还是《红蜻蜓》中，“她应当被那只手带着走，水波轻轻泛起波纹，仿佛正在朝她侵袭过来，她感觉自己在抚摸那只手，她的身体应当悬起，在空中飞一般，随那只手牵纸鸢似的带着她，空荡荡的街口，下起零零散散的雨点，是石榴花瓣，上上下下把她身体抹了个干净，只有那只手会是特殊的，实在，而有力。她并不想看清这只手的主人，她只渴望这只手一次比一次更凶猛地占有她”。在命运冲突中，实现爱欲本能的释放，探求生命超越的途径，是虹影创作的根本动因，也是虹影与同时代其他女性写作的迥异之处。
虹影对女性的“饥饿”有一种敏锐的先知先觉，对女性书写有一种舒展的生命感觉，她呈现的是来自女性生命深层的召唤，表达的是生命对性爱的完美追求。
2009年12月修改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