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的东西太碎，营业员提议，要我再买个竹篮子，她把东西放进去，说，平常去食堂打饭也用得着。一个竹篮六毛钱。因为地处偏僻，钱特别经花，六分钱可买一个鸡蛋。听场长那天说，我的生活费每个月两百元，肖芸一百元，我的工作任务是照顾肖芸。那天刚见到她时，我愣了半天，八年可以把人磨蚀得面目全非。头发麻白了，牙也掉了两颗，眼皮耷拉着，嘴也显得有些瘪。我没有掉泪，只是鼻子发酸视线模糊，都是我，把她连累了。当年我被宣判罪行时，肖芸也被列了两项罪状：追随我干坏事与盗窃国家财物（因为抄家时发现她有外币）。其实，当时她可与我离婚，划清界线的，她的父母兄弟姐妹全在香港，做银行家的父亲绝对可以保证她衣食无忧日子太平。可是她傻，她坚决不相信我是反革命，她坚信我是无辜的。她说，她愿与我同甘共苦，誓不仳离。遭受不幸之时，肖芸是我的幸之又幸，与她结识于革命课堂，又一起走延安，一起在上海、香港做地下工作。腥风血雨，我们坚信共产主义，坚信新中国。其实，受罪，受冤屈，是共产党人就必须承受，只是肖芸为了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看到她现在这个样子，我无法把当年那个热情如火、健康开朗的女学生与她联系在一起。按说我是坚强的，可是在我面对她时，我的心会颤动，抽搐，那痛在心上绞。今生对她的亏欠，来生也难还。在内心最隐蔽的角落封存着一件事实，当初接近她，不排除她特殊的身份，因为她的身份，可以为革命工作带来很多方便。而她除了向往革命，只有对自己一心一意的爱恋。
在她之前，我是结过婚的。在当时，要革命，也就要放弃家庭责任。在那个家，我想回就回，说走就走。妻子从来不知道自己去哪了，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通常十天个把月不回家是常事。我恪守组织上的规定，不能说的绝对不说。那次，自己一走就是十个月，中间也没去个信。回去时，妻子已有五六个月的身孕，惊愕之后，耻辱瞬间即逝。最后坐在客厅的我居然微笑地吐出一口长气，觉得自己解脱了，她也能像个正常女人做妈妈了。多好。因为自己投身革命，就没想过要做父亲。自己的生命朝不保夕，又怎敢让孩子去承受这生命之重。所以，分手时，自己是祝福的。与肖芸，却是另一种夫妻，两人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追求与价值观，所以面对任何苦难，依然乐观依然无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