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瑟琳的求学生涯分为两部分：在瓦瑟学院的学习和芝加哥大学的岁月。
1934年秋天，凯瑟琳离家来到瓦瑟学院学习。凯瑟琳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马迪拉的大多数高年级学生都去那里，所以她很自然也选择了它，并且她也渴望像二姐比斯那样过上冒险和充满刺激的生活。当她来到瓦瑟学院开始大一生活时，比斯和哥哥比尔正在伦敦学习，比尔在伦敦的经济学院读大三，由于对在耶鲁大学的学业失去信心，因此父母把他送到伦敦学习。而比斯后来转学到慕尼黑读大三，她依旧过着令人羡慕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再后来，比斯去英国为电影制片商亚历山大·科达工作，与朋友一起拍摄《红花侠》。
当哥哥姐姐正在冒险进入真实世界的时候，凯瑟琳还不谙世事地生活着。凯瑟琳的活动圈子和活动范围都很适宜和正常，但凯瑟琳却觉得生活不够完整，感觉若有所失，曾经有段时间里很难集中精力工作和读书。她的思想不断迷失在“我要去哪里”和“我在做什么”的问题上，以及如何使自己不孤单的问题上。此外，凯瑟琳也开始应对来自过度保护带来的困难，她曾经一度认为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理所当然。凯瑟琳对时尚也不太了解，只有几套母亲为她定做的高雅服装，但日常穿的衣服却少之又少，并且她还不知道该去哪里买衣服和该买什么样的衣服。于是在大学的头几天就只能穿着不合体的裙子和毛衣。总之，她缺乏日常生活的实际经验。
无论是做饭、打扫房间、打扮、买衣服，还是如何支配钱，凯瑟琳不得不从生活中学习，从现实中不断地碰壁学习或者从朋友那里学习。凯瑟琳就这样胡乱地应付过了大一的生活，尽管杂乱，但是依然学习了很多东西，尤其是开始了解罗斯福政府的一些事情。新政首次成为现实，凯瑟琳也从具体的角度去关注这个社会问题。她的父母都是反对罗斯福新政的，但是受到学校教授和瓦瑟校报激进派的影响，凯瑟琳成为了新政的支持者。事实上迈耶家的三个孩子都是新政的支持者，这也直接导致了他们与母亲激烈的政治辩论。
凯瑟琳大一的时候学习了法语，成为托马斯·曼迷，尤其喜欢他的中篇小说《托尼奥·克勒格尔》。在这本书中，曼讲述了来自普鲁士的父亲和热血的、情绪化的来自南德意志的母亲之间的不和，给托尼奥造成矛盾心理和情感冲突。这两种对立性格的影响造成的分裂使故事主人公感到自己与众不同，并且渴望和他人一样。凯瑟琳认为这样的理解也许是，也许不是对故事的正确解读，但是她确实被故事的主题感染了，陷入其中。于是她买来了英文版，飞速地将其读完。
凯瑟琳一直坚持学习，成绩却不稳定而且学得有些无序，稀里糊涂就上了大学，她缺乏专心读书所需要的自律以及研究思考和写论文所必需的技能。这个问题可以从她与历史老师的冲突中解读出来，但是这也正显示了她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这是当年凯瑟琳写给父母讲述冲突的信件：
凯瑟琳现在仍然不同意历史老师的观点。目前凯瑟琳的想法或许太泛，但凯瑟琳认为她的想法过于局限，她教了10年的历史，这太长了。凯瑟琳选择了中世纪女性的地位问题，探寻从德国的撒克逊到英格兰等民族的相似风俗，并找出意大利、法国、德国和英国的不同点。由于她们刚刚开始取得权利，因此她对这一时期很感兴趣，或许等学习以后时期时她也会感兴趣。凯瑟琳认识到这是一项庞杂的工作，但是老师希望她选择一名女性进行研究。如果凯瑟琳选择一名女性，必须是著名的女性，而这不是她所追求的。凯瑟琳不会按她的意思来写，即使写得不好，她也会尽力，但这很可能会导致很低的分数，因此她们都不喜欢对方。她以她自己的方式学习历史，并且乐在其中。
在这件事情上，凯瑟琳不但没有遭到母亲的批评，反而得到母亲的支持，母亲写信给学校，使凯瑟琳从中得到解脱。
大一期中时凯瑟琳逐渐适应了学校的生活，她逐渐感到学习生活的乐趣，并且觉得学校生活越来越充满活力。与此同时，她对母亲似乎可以超越自己所有的成就感到难受，这是一种无形的压力。这主要是由于，在上大学期间，她经常发现母亲的阅读量远远超过自己，并且已经对书读得很透彻。在大一那年，她读了托尔斯泰的一本有关“艺术的功能”的书，发现“他的大多数想法竟与母亲一致”。她是这样说而不是反过来说。从这点可以看出来，母亲对凯瑟琳思想的影响是很大的。
凯瑟琳的情绪慢慢稳定是源于她和康妮开始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们反对纽约州参议院的一项议案，议案的内容是纽约州的每所大学都宣誓服从宪法。尽管在这个问题上，她和父亲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她大胆写信给父亲并与父亲探讨这个问题：“爸爸，我听说你在这个问题上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是这并非学院共产主义。我认为这很荒谬，你不能通过拒绝共产主义而抹杀它。”后来，凯瑟琳被任命为学院政治俱乐部的财务主席，本来想拒绝，因为担心是通往“奥什科什女性俱乐部主席”之路。尽管这样，她最终还是接受了。
在大一夏天的假期，父母提议让凯瑟琳到诺埃尔·梅西拥有的韦斯特斯报业的一家报社工作，她立即答应下来，并到芒特弗农阿格斯工作。凯瑟琳每天开着一辆雪弗兰敞篷车上下班。这是一份没有薪水的工作，但是凯却特别喜欢，而且学着与同事们和睦相处。尽管她的工作是接电话和收信件等不太体面的工作，不过偶尔也写一些小报道或者通知之类等。凯瑟琳非常喜欢这份工作，因为工作使她忙碌，使她慢慢体会到有序的生活和工作是什么样子。大学时代，凯瑟琳与父亲的关系越来越近，而与母亲的关系则日渐疏远。尽管父亲不擅长表达感情，但是凯能感到父亲的不断尝试。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18岁的凯瑟琳参与的社会活动逐渐增加。而她的这种活动始于感恩节的一场茶舞会和12月26日的一场舞会，舞会非常精彩，房子被装饰成希腊主题，凯瑟琳穿着希腊式礼服，金黄色，而不是传统的白色。并且凯瑟琳此时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帮助确定邀请名单和日程安排。再后来，凯瑟琳感到日益频繁的社交生活和学院生活的矛盾在加剧，她自己也在这两者之间摇摆着。在这期间，凯瑟琳和康妮一起参加了美国学生联合会的成立大会，她们被要求为瓦瑟的《综合新闻》报道这次大会。学生联合会是信仰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学生团体，是愿意接纳反法西斯学生并与之相处的自由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的结合体。她们在活动中遇到了来自达特茅斯的朋友，与之有许多相似的观点。
1936年春天，凯瑟琳参与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和平大游行活动。恰好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加剧了凯瑟琳思想的分裂。瓦瑟的高层邀请她和康妮加入为“雏菊花环”而挑选的少数几个女孩中——据称是以美丽和其他优秀品质为标准，事实上是他们喜欢女孩子。尽管这是个过时的典礼，但是凯瑟琳仍然暗自高兴。
凯瑟琳计划在大二暑假的时候和康妮一起去苏联旅行。尽管母亲的第一反应是积极的，但是父亲坚决反对，并写信解释了反对的理由：
现在是乱世，比你能认识到的更加混乱。我确信你明白我是坚决不同意——你是一个通常都很通情达理的孩子，我一贯愿意对你说“行”。但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东欧，除非我有时间在你出现麻烦的时候全身心地投入到解救你的工作中，但是我现在做不到这一点。我非常爱你，或许某一天我可以和你一起去苏联。
凯瑟琳对于父亲的否定进行了礼节性的辩解，即说她们可以将旅行的时间缩短等，并且表示会在9月之前回家，整个9月将会和父亲一起在《邮报》工作。但是父亲仍旧表示否定，只是同意去西欧旅行。尽管在旅行中，凯瑟琳也意识到政治局势的严峻性，但是她仍然能感觉旅行生活的丰富多彩。在巴黎，社会学家莱昂·勃鲁姆是人民阵线政府的社会党总理，因为她们在法国国庆日的前一天到达巴黎，因此感受了浓重的政治氛围。除了通常的军事游行外，还有人民阵线的示威，这给凯瑟琳留下了前所未有的对社团力量的深刻印象。并且凯瑟琳和康妮也加入了游行的队伍，走了好几个小时。后来回到了英国参加牛津的一个学生会议，并与伦敦经济学院的政治家哈罗德·拉斯基共进午餐。在英国的旅行结束后，她听从了父亲的指示只在欧洲旅行，就此与康妮分别。尽管心里很伤心，但是她完全理解父亲的关爱。
在这些年晚些的时候，凯瑟琳和父亲乘火车一起到芒特基斯科时她提出了第二年去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的想法，父亲表示反对，认为这个想法过于缺乏理性和不成熟，无法整体考虑欧洲的社会问题。父亲表示理解凯瑟琳为何希望离开瓦瑟，并建议凯瑟琳去美国的任何一所学校上学都可以。凯瑟琳当时很受挫，并且一时想不出该去哪里可以代替伦敦，但是这又是迫切需要作出决定的事情，因此仓促之中，她选择了芝加哥大学，这并不是出自想要认真学习的突然冲动，而是因为她想到了在翻阅《红书》杂志时看到的一张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的一张相片。相片的下面写道，他正在改革学习的过程，以新的、有趣的想法运作学院教育，一场智慧的革命正在酝酿。尽管在读杂志的时候并没有刻意关注，但是在要做出决定时，很快把一切印象拼凑起来。
事实上，凯瑟琳还没有来得及多想，在火车上的对话不到一个月之后，她就来到了芝加哥。尽管她没有意识到这个决定的重要性，在融入芝加哥的生活之前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凯瑟琳处于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当中，幸运的是，她没有时间去品味孤单。随着时间的推移，凯瑟琳的生活一点点摆脱困境，证明这里适合她，她最终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并逐渐爱上这个地方，一直在这里读完研究生课程。
凯瑟琳住在校园边上的旅馆里，里面住满了外国学生，研究生和一些像她一样的转学生。他们都在自助餐厅吃饭，坐在一个圆桌边，因此有机会结交各种朋友。不久，凯瑟琳遇到了和自己想法一致的泰洛·汉娜福德，她俩都迷恋研究生悉尼·海曼，还经常一起讨论都喜欢的作家托马斯·曼，一谈就是几个小时，这加深了彼此的友谊，并一直保持了许多年。他们一群学生这个时候的“乐趣”就是聊天说笑、交流想法、唱流行歌曲、在学院汉利啤酒屋里坐上几个小时。
那时的芝加哥是知识骚动的中心。芝加哥大学是一所都市大学，但是多数学生并不太富裕，教职员工则颇为优秀，具有很高的知识水准。由于哈钦斯着迷于一种教育理论，认为学生应该广泛阅读西方世界的巨著并吸收其思想，所以学校课程和大多数学校不同。哈钦斯受到莫蒂默·阿德勒和圣约翰学院的影响，他还废除了足球和其他运动项目。整个架构有些古怪但启人深思。但是对于凯瑟琳来说重要的是，与瓦瑟相去甚远。
凯瑟琳主修美国历史，因此在经济和历史的概况课注了册。并且凯瑟琳也参加了哈钦斯和阿德勒联合教授的由哈钦斯推动的西方巨著教育课，她有些战战兢兢地选择了这门课。这门课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讲起，到圣托马斯·阿奎那和其他的哲学家，最后讲到弗洛伊德、马克思、恩格斯。这门课被学生们认为是教授“如何阅读一本书”的课程。他们大约有30个人，围坐在一个长方形的桌子旁边，哈钦斯或者阿德勒，用苏格拉底式问答法讨论学生阅读的书籍和测试学生的阅读能力。比如，他们两个会花费整整两个小时来苦心研究，穷追猛打地问——“迈耶小姐，用你自己的话告诉我们亚里士多德是怎么想的？”“你是怎么理解他说的话的？”“你真的认为好的行为是源于好的价值观吗？”“什么是好的习惯？”“什么是好的价值观？”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这样的教学法教会凯瑟琳如何反击和勇于接受挑战。尽管上这门课还是有畏惧感，但是这门课对凯瑟琳来说很有意义，并且在第一年结束的时候还得了优。
在芝加哥大学的日子里，凯瑟琳的各个方面在逐步取得成绩。但是她仍然感到自己很难在社会生活和学业之间寻求平衡。即使到了大学三年级，当外部世界发生戏剧性变化的时候，她关心的还是自己做事方式是否恰当，言行举止是否得体。
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在大学期间，凯瑟琳的政治见解进一步形成——反法西斯和支持劳工运动。尽管她热衷于自由主义思想和活动，但是仍然相对保守。在到芝加哥大学之前，凯瑟琳并未见过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来到芝加哥大学后，她受到了美国学生联合会芝加哥分会的热情欢迎，这个分会由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组成，而芝加哥大学的美国学生联合会与瓦瑟的截然不同，瓦瑟的联合会由初涉政治且对政治认识不太深刻的女孩儿掌管。后来不断有人建议她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她因为怀疑对方的身份而没有被说服。凯瑟琳在拒绝对方的劝诱信中写道：“尽管我不同意我父母正在做的一些事情，但是我爱他们，我感激我出生的环境和我所拥有的一切，不想反抗任何东西。我不想推翻我自己所属的体制，尽管我明白确实存在应该解决的问题。”凯瑟琳也不确定为什么在许多朋友加入共产党时，自己却决心拒绝。她认为可能是自己存在一个平衡性弱点——她天性顺从、满足、遵守法律，成为一个好女孩。
到芝加哥的第一个春天，凯瑟琳选修了劳工关系课程，并逐渐对劳工问题产生兴趣。那是一个钢铁、煤炭和汽车公司以极端有力，甚至暴力的方式大规模地反对工会组织的年代。凯瑟琳同情工会组织，尽管逐渐对一些工会的领导力和策略产生了怀疑，但是同情没有改变，工人阶级没有办法对抗雇主。
在那时，凯瑟琳和拉尔夫·贝克成为朋友，拉尔夫当时正为《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工作，负责报道芝加哥的钢铁工人罢工事件。离芝加哥大学不远的共和钢铁厂受到罢工的影响。拉尔夫便邀请凯瑟琳一起前往那里去采访，凯瑟琳热情地答应了。凯瑟琳即使留在相对安全的后方，但是她仍然目睹了当时对峙的现场：钢铁工人向前移动，保卫和警察突然开始射击，打死7个，打伤许多人，现场一片混乱。
在这起创伤事件以后，为了了解清楚里面又发生了什么，凯瑟琳在被获准的情况下，用《邮报》和《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名义进行了采访和报道。他们被邀请进入，在官员的陪同下参观了工厂。尽管当时的《邮报》还只是一个小报，但却让凯瑟琳了解到华盛顿报纸的威力巨大。没想到在许多年以后，凯瑟琳会亲身体验并获得有关劳工关系的更加深刻的认识。
在大学期间，凯瑟琳与父亲一直保持书信的往来，并且会经常谈到《邮报》。从父亲的来信中可以看到，《邮报》在编辑业务方面不断进步，而且已经能够吸引更多的广告，但是迈耶先生仍然在为实现它不亏损的目标而疲惫不堪。当时《华盛顿先驱报》锁定了蓝领读者群，《星报》则是一份有名望的官方报纸。它们占据了华盛顿的市场，上面充斥着广告，这些给她的父亲以巨大的压力。
凯瑟琳与父亲频繁的书信交流，特别是关于《邮报》的交流似乎表明她的父亲希望她参与到报社的发展壮大中来。父亲经常与她分享来自报社的好消息，比如报社得到了某个新的业务或专栏，再或者自己作为典型的报人参与聚会之类的喜悦。从她父亲给她的一封信中可以读出来：
如果你不马上来《邮报》做事，那么除了努力保住我们现有位置的日常工作之外就没有什么可做的了。你应该来做把它推向顶峰的工作。努力达到顶峰比已经达到顶峰并保持那里要好得多。在我们达到顶峰之后，我会找点其他的麻烦事来做，让你，你的母亲、凯西·琼斯和菲利克斯·莫利维持《邮报》的运作。
凯瑟琳感到幸运的是自己想要成为一名记者，而父亲拥有一份报纸，尽管当时并没有想到自己将成为其管理人。而当时凯瑟琳为《邮报》所做的一个贡献是在漫画领域。凯瑟琳提议父亲登载当时芝加哥人都在讨论的《特里和海盗》的漫画，结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凯瑟琳也为自己能给父亲帮忙而高兴。
在与父亲关系日趋紧密的同时，凯瑟琳发现与母亲的关系则截然不同，母亲变得越来越难以相处和以自我为中心。后来母亲的情况变得更加严重，情绪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身体也如她的情绪一样大起大落。在那段日子里，凯瑟琳发现自己事实上能够更加负责任地为他人提供帮助。她与父亲的关系更密切，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都对新闻和公共问题感兴趣，而另一方面则是她帮助母亲摆脱了忧伤。
在芝加哥的第一学期即将结束时，凯瑟琳决定留在芝加哥而不回瓦瑟。因为她找到了一个能够刺激自己学习的学术环境，能结交许多朋友，并且有了显著的进步，过得也很充实快乐。但是与此同时，身份认同的痛苦以及来自家庭的强大影响仍然困扰着她。凯瑟琳偶尔也会有浪漫的情调——有时自己主动，有时男士主动，但是很少两情相悦。即便如此，凯瑟琳依然羞怯，不懂得如何处理两性关系。
对凯瑟琳来说，大四那年发生的重要事情之一是二姐比斯到芝加哥看望她，当时比斯在加利福尼亚州工作。凯瑟琳和二姐在芝加哥的经历非同寻常。她们待在一起用很长的时间来谈论作为迈耶家族成员的复杂性，有哪些利弊，以及她们各自的人生规划。并且她们在后来的信件中对这些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总结和交流。其中凯瑟琳给比斯的一封信总结了凯瑟琳对工作、家庭、《邮报》，特别是对父亲的想法：
在迈耶家族这个问题上，凯瑟琳有很多话要说，尽管她不否认自己对它没有完全了解，无论是它的缘起还是影响。显然，它可以被比作是一条章鱼，其触角伸得又长又广，最糟糕的是触及很深。换句话说，如果你试图摆脱它，你会发现还在其掌握之中。
要在这个循环中找到一个起点，凯瑟琳想投身到报业工作，因为她对政治有一定的看法，又喜欢写作。
把目前无法回答的难题先撇在一边不说，凯瑟琳有能力成为一名好记者，而且是真正优秀的记者，这是上帝给予极少数人的礼物。而她感兴趣的是劳工报道，或许以后转作政治报道。
这对父亲没什么帮助。他希望和需要的人是一个全能的人，从采访到报道、发行到管理到社论写作，而且还需要成为他的助手。问题是，第一，凯瑟琳极其厌恶广告和发行，而那正是一名报纸执行官花费最多时间需要考虑的问题；第二，如果凯瑟琳在父亲手下工作，必定会有意见不合之处，这可能使情绪复杂化；第三，凯瑟琳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承担像《邮报》这样重的担子；第四，她知道父亲需要另一种人，像是一个听他指挥的机器人；第五，她很清楚那将是一个报酬虽高但辛苦如狗的活儿。
反正暂时不要去想与《邮报》有关的事情，还有很多假设性的问题有待验证。正如她在这封信一开始的时候所说的，迈耶家像章鱼般紧抓着凯瑟琳。就父亲的角度而言，这当然是好事，她或许是在虚夸自己，但是她认为父亲会想到她可以与他作伴，他可以与她的子女相处，以及他辛苦所做的一切不会随他而去。
客观地说，如果凯瑟琳拒绝为父亲工作，这是在放弃一个成千上万人挤破头都得不到的有影响力的职位，它是世界上最重要国家之一发行的一份颇具影响力的报纸的重要职位。至少现在是这样的。除此以外，放弃这个职位将意味着失去有价值的帮助、陪伴和建议，这些已经对凯瑟琳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是她非常珍视的。
如果凯瑟琳发现自己由于某种原因不适合做报纸工作，她会退出，而且并不认为这是丢脸的事情。如果只是“适合”，则她只是胜任而已，表现不会绝佳。虽然人各有其天赋，不可强求，但她认为是有务实的解决办法的。不过从她目前所处的象牙塔而言还拿不出解决的办法。
还有，有一天凯瑟琳会产生嫁人的念头，这是因为，就本性而言，她不想独自生活。她喜欢和某个人生活在一起，而且最好是和这个人结婚。所以她应该奉献自己，正如洛夫过去总是大声预言的，生16个小家伙，抚养他们长大，把他们全部教成不成器的小野兽，尽可能不要带有叫做懂道理的人的品质。
这份给比斯的信似乎总结了凯瑟琳心中关于“我是谁”的问题，以及她在大学生活后的想法。虽然父亲一直在教育、新闻生涯和《邮报》的进展中与凯瑟琳进行交流，但是凯瑟琳对于为父亲工作还是充满忧虑和矛盾。
凯瑟琳在芝加哥的生活于1938年6月结束，在大学的成绩不好也不坏，但是凯瑟琳并不在乎，她认为自己在两年中学习到了许多东西。尽管凯瑟琳并没有把毕业看做是一件大事，但是父母没有参加典礼却让她感到是一种伤害。毕业典礼在洛克菲勒修建的漂亮的教堂中举行，由哈钦斯主持。在与朋友们欢聚之后，凯瑟琳离开了芝加哥前往芒特基斯科，她要面对一个全然不知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