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黄庭芳看到了机会。1987年，“杨协成”第二代掌门人杨天恩行将作古，临终之际将家族企业经营大权交给了自己的儿子杨至耀，结果这一决定成了长期以来一直被家门遗训抑而难发的家族矛盾爆发的引线。杨天恩的世袭方针既出，当即引发非议。杨家其他兄弟的第三代公开表示“杨协成”不是杨天恩一家的私产，所有子孙都应有公平继承的机会。杨天恩谢世后，杨至耀无法服众，内讧愈演愈烈，结果半个世纪以前创始人杨景连担心的事终于发生，杨家四分五裂。家族企业的不合理性胜过了其合理性，导致了家族体制的崩溃，再次印证了 “富不过三代”那句老话。
此时的黄庭芳内心混乱而复杂。他与“杨协成”有着难解的情结，目睹它 的没落既有快意又有些惋惜。这毕竟是自己曾经的一个梦，而这个梦即将破碎， 更有可能变成现实，黄庭芳的心不由阵阵抽动。犹豫之际，杨氏股价一落千丈， 如果不拿定主意，那么，便有可能落到别人手里，这么一想，黄庭芳终于下定了 决心。
1994．年5月，黄庭芳通过旗下的上市公司斥资2600万新加坡元，在市场收 购了“杨协成”6．6％的股权。等到了6月份，黄庭芳手中持有的“杨协成”股 份已达到14％，成为杨家之外的最大股东。而杨氏家族内部并没有解决实际的 问题，利益之争越来越激烈，这使黄庭芳离自己的最终目标越来越近。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正在他准备完成收购之际，马来西亚巨富郭令灿家族也 开始对“杨协成”展开收购行动，就黄庭芳来说，收购“杨协成”一直是自己 曾经的一个未圆之梦，这是他的一个心结，必须解开，因而他对收购“杨协成” 不惜代价，志在必得。同是闽商名流，郭令灿清楚黄庭芳的底细，对他的心理也 摸得很透彻，明白黄庭芳不可能打退堂鼓，若一直争夺下去，只会使“杨协成” 涨到天价，而郭、黄两大家族也将就此结怨，两败俱伤。于是郭令灿改变目标， 决定试探到黄庭芳的底线后，赚一把就走。待时机成熟，郭令灿明白再斗下去怕 会坏事，便将自己吸纳到的股份悉数转让给了黄庭芳。郭令灿得了套现实惠，黄 庭芳则得到了“杨协成”。两大家族龙争虎斗把冷落已久的“杨协成”重新炒 热，等于帮了黄庭芳的大忙，虽让郭令灿赚去些钱，但看亏不亏，“杨协成”易 主后上升势头良好。
黄庭芳的入驻翻开了“杨协成”发展史上新的一页。三年后，“杨协成”进 军内地市场，使这个阔别故乡漳州半世纪的老字号传遍了中华大地，内地很多超 市中都可以闻到这一品牌酱菜和饮品的芳香。
如今，黄庭芳已在香港控制着本地上市公司包括尖沙咀置业71．4％的股份、 信和置业12．5％的股份及信和酒店46％的股份，在香港十大富豪榜榜上有名。 1993年，信和集团参与兴建中环广场，再显实力。这座大厦楼高78层，落成高 度374米，当时排名世界第四。由于黄庭芳的拓创，信和集团在港作为很多，包 括码头、屯门广场、观塘广场诸多物业。其一贯做法是以高于市场的预期价投资地产，曾在1997年以118亿港币投得小西湾地皮，一度成为市场佳话。1999年4月，香港政府恢复卖地，信和再以5．9亿及2．48亿港币投得北角云景道及粉岭沙头角公路地皮，至20世末其土地储备多达约500万平方尺。接任信和主席的其子黄志祥，被香港媒体称为“对尖东地区贡献最大的人”。
从一个酱油店的伙计到如今的商界风云人物，黄庭芳的故事值得我们慢慢咀嚼。其中的辛酸也许已随着岁月慢慢褪色，但黄庭芳的奋斗故事中包含着的受得苦、吃得累、敢拼敢做的闽南精神，则不断地给予我们启发。“大糖帝国”：不可复制的商界传奇
--原印尼建源集团董事长黄仲涵
在印度尼西亚，建源公司与黄氏家族的影响已经销声匿迹，成为历史。但年长的人都还记得，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这个公司及这个家族曾有过一段令人瞩目的辉煌。而书写这段辉煌的正是被号称为东南亚第一个企业帝国的掌舵人黄仲涵。他的故事虽已成为传说，然而关于他的研究却愈来愈多，覆盖整个东南亚及欧洲地区，曾经的辉煌已无法掩盖，关于他的参考文献和传奇故事也被陆续整理出版，成为商界广为流传的一段佳话。
老子英雄儿好汉：富有雄略的黄氏父子
说起黄仲涵，我们不得不提起他的父亲黄志信。前者打江山，后者守江山，并将其势力发扬光大，成就一番霸业。寻思起来，这父子二人真是商界的亲兄弟，生意场上的父子兵，无不让人喷喷而叹，夸夸而赞。
1835年，黄志信年出生于中国福建同安县。少年时，由于满清王朝的腐败统治，中国受到各帝国主义的侵略宰割、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那个时期，广大的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各地人民都纷纷掀起各种反抗和斗争。黄志信也在当时参加了“小刀会”的革命活动，在“小刀会”起义军中担任一名管理军粮和军服装备的军需官职务。在起义军遭镇压失败后，黄志信于1858年和两位兄长黄信卓、黄卓丕离开家乡，在厦门港搭乘一条商帆船逃到印尼爪哇，后来定居中爪哇三宝垅。黄信卓和黄卓丕到三宝垅后不久，分别到格都地区的巴拉干和梭罗谋生，后来都杏无音信。黄志信则在三宝垅做小商贩，后来逐步扩展经营，到1863年，他已拥有上百万荷盾的资产。
拥有了自己的资产，黄志信便创建了“建源栈”。当时，印尼实行开放政策，他把爪哇出产的蔗糖和烟运往中国，再把中国的茶叶、丝绸、香料等运回印尼，后来又经营大米。这种海上贸易使他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到19世纪末，他已成为南洋著名的华侨巨商。，
1866，黄家喜添贵子，黄仲涵降生于印尼三宝垅市。虽然当时的印尼是荷兰殖民地，但华人所占人口比例很大。在华人社会中，多数人还是用家乡语言，很多人不会讲当地的印尼话。而黄仲涵从小与当地人接触较多，能操一口流利的印尼语，这为他后来参与商务活动提供了很多的便利。
小时候的黄仲涵常常与当地的印尼小孩玩在一起，不像其他华人的孩子常常受到排挤和欺负。甚至在华人小孩遭受欺负的时候总是站出来帮其讨回公道，他的勇敢和义气也逐渐征服了那帮印尼小子，不但受到华人小孩的尊敬，也得到了印尼小孩的友谊。在他的带领下，华人小孩和印尼小孩常常玩在一起，这使他的父亲大为吃惊，认为儿子颇有当年自己的风范。勇敢而活泛的黄仲涵在他的童年成长中便显示了他的聪明和智慧，父亲对他更加喜爱，由衷赞赏，并为自己拥有如此聪慧的儿子而感到骄傲。
有一次，母亲喊在外面玩得不亦乐乎的小仲涵吃午饭，洗罢手的小仲涵坐在餐桌上筷子一动不动。慈祥的母亲把平常他最爱吃的菜往他碗里加，小仲涵竟然一声也不吭，母亲以为他病了，而父亲正要发作，小仲涵却说话了：“爸爸妈妈，我已经吃过了！”说完，把手中剩下的几个荷盾放在餐桌上，独自离开了屋子。
原来小仲涵在外面玩的时候，一帮华人家的孩子拿了一些特产给他吃，他不但吃了个饱，还把剩下的卖给了那些垂涎三尺的印尼学生。拿到这些钱后，小仲涵并没有偷偷跑回家，而是去商店给大家买了些小食品，然后分给那帮印尼小子和华人小孩，剩下的钱他如数上交给了父母。这小小的行为，更加让黄志信震惊。由此，他便决定带小仲涵列席每周的公司例会，以便从小培养他的商业天赋。
12岁那年的最后一次例会上，稚嫩的黄仲涵开始给自己的父亲建言献策了。他提醒父亲势必在过年时给员工举办个晚会，至于什么样的晚会，黄仲涵也说不清楚。总之，大家在一起快乐而有气氛，有糖果吃，有甜酒喝，员工可以带上家里的小孩一起玩，大家一起过年，一定都会很高兴，很有趣。
虽然只是一句简单的提醒，却使黄志信豁然醒悟。平时只顾关注员工的工作进度，着重加强管理，却很少和员工接触，做沟通，个人的权力凌驾于公司之上，员工无不身受负重和约束，不敢放开手脚，运作僵硬，公司的气氛也相当沉重，这管理上的缺陷没想到让儿子的一句话点醒，只有充满人情的管理才能激活整个集体，从而更加提高公司的效益，想到这些，黄志信更坚信，儿子将会是把自己事业发扬光大的人。
1890年，黄志信开始把建源公司交给黄仲涵主持。这年，黄仲涵年方24岁，开始全方位地接触公司管理。1893年，荷印殖民政府为了发展当地经济，政策上作了一些修订，诸如放开自由贸易，取消强迫种植甘蔗等等。黄仲涵认为这是天赐良机，立即调整了建源公司，改名为“建源贸易有限公司”，随后调整生产、贸易比重和经营结构，从1894．年起，他发展大面积的甘蔗种植，并先后投资兴办了巴基斯、里约阿贡等5家糖厂，总投资约为1000万荷盾。其中里约阿贡糖厂采用当时最先进的电气碳化设备，能够加工生产优质白砂糖，令同行十分羡慕。
黄仲涵的事业青云直上，不到10年时间，他的糖厂年产量已达到15万吨。可是，正当他一帆风顺迅速发展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英国和荷兰政府将本国的船只都征调回国运送战争物资。这样一来，爪哇的航运秩序便被彻底打乱，三宝垅海口码头上，华商的货物堆积如山，茫茫海面上却看不见一艘货船。
蔗糖无法运出，爪哇的糖商们纷纷降价倾销，一时糖价大跌。作为爪哇最大的出口企业，建源公司的损失更是惨重。眼看着大厦摇摇欲坠，黄仲涵心急如焚。他决定组织一个糖业股份公司，向荷兰商业银行借贷以缓和危机。然而，当时的荷印殖民统治者对华商企业有许多限制，从各方面予以刁难，荷兰小公银行更是落井下石，趁机提出许多令人无法接受的苛刻条件。黄仲涵放弃了对殖民主义政府的幻想，转而召集各路糖商，连续开了十多次同行业会议，群策群力，终于找到克服航运停滞的办法，渡过了难关。
1901年，黄志信病逝，留下1750万荷盾的遗产【约合’700万美元】。他逝世前，分给他的另一儿子黄仲鹏一笔相当可观的遗产，但不要他插手建源公司的业务。至此，黄仲涵完全接管了建源公司，开始了他真正的商海之旅。
强势铁腕：固执刚毅的压力式管理
上面我们曾提到过黄仲涵曾在12岁那年给父亲建议举办员工晚会，加强与员工的交流，激发员工的集体意识，使管理更人性化。然而在他接手建源公司后，不但没有遵从自己曾经的想法，反而比父亲更苛刻，这实在是让人想不通，如此的管理方式又如何让建源的发展势头更迅速更强猛，其中的道理至今仍是许多管理研究者的讨论话题。
在接手父亲管理权的第一天，黄仲涵就当即将“建源栈”改组为“建源贸易有限公司”，随即将家族企业改为有限公司，以吸收股东资本扩大生产经营。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黄仲涵认识到有限公司的形式远比家族式的传统公司更具活力--它处在各位股东的监督之下，所有的决定都需要董事会开会通过，这样就能开发群智，避免了个人决策时的主观和狭隘，使得公司的决策更加慎重，更加有的放矢。建源贸易有限公司的大股东自然是黄仲涵，他绝对控股。作为董事长兼总经理，他主持公司的事务，每周召开一次股东例会，让各位股东即时了解公司的运作情况。从种种的迹象我们不难看出，二十出头的黄仲涵还未涉海便充满了野心，做事果断干练，这样的性格也在后来影响着整个公司的管理模式。
其实黄仲涵从小便深受其父的性格影响，加上他常常参与例会，见识了父亲的管理方式，潜移默化，使得后来的他一时间找不到更好的方式，又不能拿冒险做赌注，毕竟，他还年轻，带着些许轻狂，他比父亲更凶猛地显示了自己的秉硬性格和决断力。
一个过于犹豫的人自然是成不了管理者的。而黄仲涵的管理方式也是一种传统保守的压力管理法，企业的运作人员就像一盘散动的沙，要想凝结成一股力量，必须攥紧自己的拳头，这正是那时许多闽裔企业家的一贯做法。
作为公司的领导，黄仲涵不单对员工很苛刻，对自己更苛刻。凡是在建源公司任职的人，必须要按时完成公司所分配的任务，必须拥有实际的办事能力，否则就算是黄仲涵的亲侄子铁哥们，也休想在公司谋到一官半职。就是这么对自己够狠的一匹带头马，绝不允许平庸懒惰的害群之马趁机滥竽充数。而在工作中，公司有明确的准则和要求，职员要按时保量完成工作，并要保证其质量，如果出现失误，二话不说，马上走人。
在黄仲涵筹备建立第五制糖厂时，曾有这么一个“段子”。当时正是夏天，忙得热火朝天的他将手下的工程技术人员叫到跟前，询问筹备情况。工程员不敢多言，将早就准备好的报告递给他，报告里分析了厂房的选址事宜，机器设备安装等问题，设计和步骤面面俱到，可就是和以前的四个厂大同小异，没有多大区别。黄仲涵马上召集技术员和顾问到会议室讨论，席前，他仔细地审读着报告，很长时间沉默不语，一言未发，这使与会者心里都忐忑不安，不明所以，想问又不敢问。因为在他们眼中，黄老板是个特别威严的人，很阴沉，不怒而威，就是不说话也能给人带来无形的压力，不发脾气则已，一旦发起脾气来，那可是雷霆万丈，惊天动地，没有人敢多说一句。但这次黄仲涵比较意外地没有发脾气，低声问那工程师：“你对我们工厂的机器设备有什么评价？”工程师说：“并不算一流。”黄仲涵开始严厉了起来：“那么为什么不让他们成为第一流？我聘请你们要的就是一流的工程，一流的设备，一流的产品，一流的技术，一流的工人。你现在给我个答案，你能否做到这些？如果不能请说出来，我会考虑换人！”工程师立即被激将般涨红了脸，随即坚定地说：“我一定行！”
这位很是强悍的老板常常使手下的人喘不过气来。整个企业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的脾性，在他的管理下，各级各层次的人员终日感受着来自企业核心的那种直逼而下的无形压力，慢慢成为了整个企业的管理风格，所有员工无不尽职尽责，兢兢业业，唯恐出错。就是在当时的整个企业界，几乎无人不知有这么个铁面铁心的老板，而外界的一些老前辈也常常言道，虎父无犬子，小黄比老黄更胆大有魄力。就是太冷血了。不苟言笑的黄仲涵并不是不会笑，就是太认真，只有在员工有上佳的表现时，他才偶尔对其露出笑容。表现得不好，那就像捅了大马蜂窝，员工们必躲躲藏藏，唯恐被他看见。黄大老板这下倒变成了一只老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