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史可法一生影响最大的是其恩师左光斗。万历四十八年隆冬腊月，年方19岁的史可法在京师附近的一所古寺内研习经史。一天，风雪交加，天气寒冷，时任北直隶提学的左光斗带着随从微服出行，因躲避风雪而入古寺，见偏房中有一年轻人，因读书疲困，正伏案而卧，案头摊着一篇刚草就的文章。作为一府主管教育的长官，他下意识地将文章拿起看看，目下数行。左光斗不觉眼前一亮：这文章的见识和才华太出众了！及至仔细看毕，为国惜才之心不禁油然而生。他解下自己身上的貂皮袍子，轻轻披在熟睡的青年身上。临出门又将房门轻轻关上，以免过堂风把年轻人吹凉了。左光斗向方丈打听，原来这位20岁的年轻人名叫史可法，是千里迢迢从祥符赶来参加府试在此借读的士子。
府试之时，当堂上点名到史可法时，主考官左光斗将他仔细打量了一番。一看卷子，果然很好，随即点为府试第一名。从此，这位年轻秀才，便算是左的门生了。左光斗将史可法安顿在自己家中食宿，并且月支薪米，给他奉养父母。每当公余之暇，师生便在书房内谈论时局，辩论古今，形同父子。左公总是以忠孝大义勉励史可法，当谈到国家危难时，他的心情十分沉重，情绪激动起来时，他的眼睛竟冒出血来。左光斗曾不胜感慨地指着史可法对夫人说：“我的几个儿子都是平庸之辈，将来继承我志向和事业的就是这个人。”
这时的史可法还未脱尽孩子气，有次他好奇地偷偷把老师的官服穿着试试，不巧恰被左光斗碰见了，这下可把史可法吓了一大跳。可是左光斗却笑着说：“没关系，穿这官服算什么，你是当宰相的料子！”常言说：伯乐识千里马。这个比喻用在左、史的情谊上无疑是恰当的，但却又是远不足以表述其深刻内蕴的。
明朝末年，政治腐败。东林党与阉党从政治到经济都存在尖锐的利益冲突，激烈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由于阉党手中有皇帝这张王牌，斗争结果必然是东林党人惨遭镇压。
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镇压东林党人的恶浪终于将左光斗打入了由宦官把持的东、西厂监狱。左光斗在狱中惨遭炮烙（一种用烧红的铁块来烧烙犯人的酷刑），命在须臾。在亲朋都怕株连、躲得远远的不敢作声的情况下，史可法以五十两银子买通狱卒，化装成一个掏大粪者，冒险闯入布满魏忠贤爪牙的狱中。此时左光斗的面额已被烙铁烧得焦烂，连眼睛都已不能睁开。左边筋骨尽脱，正席地倚墙而坐。史可法睹此惨景，跪在老师身旁，抱着老师的膝盖失声痛哭起来。左光斗从哭声中辨出了来人是谁，奋力用手指拨开眼眶，炯炯的目光直盯着史可法，愤怒地骂道：“没出息的奴才！这是什么地方，你居然来了？国事败坏到如此地步，我已经完了。你竟敢将自己的生命看得不值钱，跪到这里来寻死，天下大事将来靠谁支撑？你不快走，不必等暗探发现和陷害你，我现在就把你打死！”说着便摸地下的刑具要向史可法打去。史可法只得赶快离开这人间地狱。
这件事对史可法的心灵震撼太大了！连同前面一件件感人至深的事迹，都永不磨灭地深深铭刻在史可法的心中。老师的教诲、期望以及老师不论身处何境都以国事为重的崇高政治品质，如同灯塔，照亮着他的人生旅程；如同航标，指引着他的人生方向。后来每次提到老师，史可法总是声泪俱下地说：“吾师的肺肝是铁石所铸造的。”可以这样说，史可法的肺肝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左光斗铸造的。左公被陷害致死后，史可法用重金买通狱卒，收殓遗骸，使恩师得以安息。家教、幼学、师训使史可法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将忠、义、节作为自己最大的人生信条。
忠心为国
崇祯的即位，敲响了魏忠贤一伙的丧钟。他除客魏，黜阉党，优恤被害的东林党人。一时间，濒临溃灭的明帝国似乎又出现了一线生机。崇祯元年（1628年），27岁的史可法殿试中进士。由于殿试是皇帝在殿廷上亲发策问的考试，史可法一跃成了名义上的“天子门生”。明清时代录用官吏是很重进士出身的，仕宦之途在这个27岁的年轻人眼前豁然打开了。祸国殃民的魏忠贤被铲除，恩师的沉冤得到昭雪，自己在科场上连战连捷，这一切对于当时的史可法来说，都是十分惬意的事。此后的事实表明，在史可法的忠君思想中，是糅合着对崇祯皇帝朱由检感恩图报的深情的。
史可法在中进士后，被授予西安府推官之职，从此踏上仕途。在崇祯朝从政17年，史可法一直是“上恐负朝廷，下恐愧吾师”。在任职西安府的三年中，史可法赈灾济民，除奸斩盗，办事果断干练。三年任满，考察官绩，史可法因列为最优等而升迁为京师户部主事。他在任主事期间勤廉奉公，于崇祯七年再次被擢升为户部郎中，督管太仓及辽饷，将太仓和辽饷的出入账目督管得清楚明了，不差丝毫。
崇祯八年（1635年），陕北的农民发动起义。起义军渡过黄河，与河南的农民军汇合，声势浩荡，大举南下，直捣明王朝的发祥地中都凤阳（今安徽凤阳）。崇祯朝廷十分恐惧，但慑于农民起义军的庞大声势，无人敢领命带兵去设防堵截。此时已任户部郎中要职的史可法出于对朝廷的耿耿忠心，情愿放弃安闲的京官生涯，去到兵凶战危的江北地区堵截农民军。崇祯八年秋天，明廷派卢象升总理江北、河南、湖广等地军务，大举围剿农民军；而以史可法为副使，分巡安庆、池州，监江北明军。卢象升和史可法在与农民军作战时是颇为凶恶的，可是又都先后壮烈牺牲于抗清战场上，表现出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在崇祯十一年（1638年）冬以前的三年多的时间里，史可法率领着不多的明军在安徽境内为进攻或防御农民军而疲于奔命。他不曾与高迎祥、李自成等重要股头交过锋，也没和张献忠打过大仗，主要是和一些较小股头的农民军周旋。一次作战时，他争先冲锋陷阵，连败农民军于英山、六合，掳获农民军首领顺天王。崇祯十一年冬，清军由墙子岭、青山关两路入关，大举攻明，北京戒严。当年腊月，史可法率二千余人北上赴援。从此以后，便与农民军脱离接触。
由于清军退回关外，史可法在率军渡过黄河后“奉旨止回”。崇祯十二年（1639年）夏至十四年（1641年）夏，史可法遵照封建礼制，在家守父丧三年，暂时离开了政治舞台。崇祯十四年阴历九月，史可法的丧服刚除，即被任命为漕运总督，这是一个保障东南地区的大米通过大运河输送到北京的重要官职。史可法在任上大力兴利革弊，成绩卓著。整顿漕运之后，史可法又致力于在江淮间建立军事重镇，以保证关联七省的漕运畅通无阻。他在辖区内开屯田，招募流亡的百姓，修城墙，访察贤明人士帮助自己处理军政事务，终日忙得不亦乐乎。在他的经营下，江淮南北，百姓安居乐业，军队衣足粮丰，一派欣欣向荣。崇祯十六年（1643年）阴历七月，史可法升任南京兵部尚书，参预军机，成为支撑即将坍塌的明帝国的一根栋梁。
回顾这十六年来的历程，史可法的官运是亨通的。如果换上别的人，恐怕早已是姬妾成群、家财累万了。然史可法依旧两袖清风，经济上并不富裕，给家中寄钱，最多一次也不过银五十两，银杯一只；并多次叮嘱妻子“可将首饰变卖充用度”，又让妻子从少量的用度中匀出一部分救助贫苦亲戚。崇祯朝内的一些人对他的廉洁表示怀疑，曾在他回家奔父丧时，事先派几名宦官在涿洲等候，检查其行囊。使宦官们大为惊奇的是：史可法带回家的只有两个银杯、扇子十七柄、奠章三十二轴而已。这件事情传到皇帝耳中，一向爱猜疑的崇祯帝感叹万分，朝中的大臣甚至提出夺情（不等丧满而强行要史可法出来做官）之议。
节俭自律却并不妨碍史公对他人的慷慨。服丧期间，史可法路过画家崔子忠家，顺便拜访，见其已穷得揭不开锅，身边别无所赠，就留下自己所乘的马，步行回家。其对人的恭敬友善可见一斑。
史可法的继室杨氏见他42岁还没有子嗣，想要为其娶妾，史可法叹息说：“王事方殷，敢为儿女计乎？”坚决不答应。史可法督师时，“行不张盖，食不重味，夏不簟（扇子），冬不裘，寝不解衣。”平日作战，吃的是粗茶淡饭，睡的是地铺草垫。军队在六安驻扎时，生活较为安定，史可法也丝毫不放松。每日至夜不辍，凡事以国家为重，事无巨细皆亲自过问，从不敷衍了事。他在士兵面前总保持精神振作，从不露出半点倦色。然而，将史可法这十六年的一切德行惠政都加起来，也不过说明他是个比祖父史应元更大的清官而已。如果没有最后的一年，也就没有流芳百世的民族英雄史可法了。
鞠躬尽瘁
此时的明朝已是千疮百孔，少数忠臣良将的励精图志已难挽其颓势。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称王于西安，三月，李自成攻进北京城。崇祯帝知大势已去，连杀数名妃嫔，并刀劈爱女长平公主，最后自缢于万岁山腰的一棵老槐树上。
李自成已经进京十天之后，有关大顺军逼近北京的消息才传到南京。史可法闻讯急忙会合南京的大员们，准备勤王。阴历四月十四日，李自成进入北京、崇祯帝吊死山上的确息，由明宫中逃出的宦官带到了南京。闻听此讯，史可法北向痛哭，誓为崇祯复仇。可是，他手中并没有几个兵马，立即大举北伐是不可能的。当务之急是尽早立君，表示明朝仍然存在，以维系人心，收拾残局。史可法主张：“非英主不足以定乱”，他和姜曰广、张慎言、吕大器、高弘图等东林党人认为福王朱由崧虽是神宗之孙，按次序固然当立，但此人有七不可“不孝、虐下、干预有司、不读书、贪、淫、酗酒”不适合当皇帝，而应当立贤明有德的潞王朱常淓。史可法据此呈上疏议。而凤阳总督马士英却与阉党分子阮大铖等认为朱由崧昏庸可利用，同时可有“拥戴之功”，便与拥兵江北地区的明将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勾结，将昏庸的福王朱由崧弄到手中，居为奇货，用兵力做后盾，抢先一步送往南京。形势所迫，史可法等只有俯首听命。五月，福王在南京称帝，建立了南明第一个政权——弘光政权。东林党虽然在君王择立问题上受挫，但却成功地掌握了内阁的权力。其中史可法为内阁首辅，掌握了朝中大权。
马士英眼看觊觎已久的权位没能到手，不由大怒，便由凤阳带兵入朝，摆出了一副与史可法见个高低的架势，最终把史可法排挤出内阁。史可法则以忠奸势不两立的姿态，自动请求督师扛北，出朝镇守淮、扬，仍挂兵部尚书衔。
这是南明弘光政权存亡的一个关键。史可法被马士英等排挤出朝的消息传出，南京城里一片哗然。吴县诸生卢渭奏疏中说：“秦桧在内，李纲在外”，“宋终北辕”之语，传遍了朝野上下。广大群众清楚地认识到，马士英之流是秦桧式的祸国奸臣，史可法是李纲式的民族英雄。现在有马士英在朝中窃弄权柄，处处作梗，史可法在外再有本领，也无法获取成功。此后的历史进程，日益清晰地证实了这个论断。
史可法拥有巨大的东南人望，并且当时朝中还是正人居多，却如此迅速地为马士英所排挤。这里的最深刻原因是皇帝是偏向马士英之流一边的。当年万历皇帝曾想立宠妃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东林党人根据封建宗法制“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坚决反对。结果朱常洵终被出封为福王。弘光帝朱由崧是朱常洵的儿子，东林党人是他的世仇，因此他对以史可法为首的东林党人从心理上就是既疏且戒且忌的。阉党余孽之所以看准了朱由崧这个奇货，主要也是因为这一点。对于这段恩仇记，史可法和马士英一样清楚，不过无法明言，被迫将这杯苦酒吞下而已。在此后的近一年中，史可法屡以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名言激励自己。然而三国时的刘后主是将国事交给诸葛亮，现在的弘光却是将国事交给马士英，因此史可法虽有诸葛之忠谨而不能有诸葛之业绩。
扬州本是江北重镇，南北交通枢纽，商业繁荣，向称富庶之地。在扬州四周，有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等四路大军作为藩屏，固守江北。这就是晚明史上的所谓“江北四镇”，史可法的职责，就是调度指挥这四镇。然而四镇将领为了争夺扬州，相互厮杀，使扬州一带景象残破。一路上史可法看到官兵军纪败坏，骚扰百姓。到扬州城下，更是惊心动魄：城门紧闭，城外大兵云集、杀气腾腾；城内严阵以待，剑拔弩张。高杰先到扬州城外，任兵士在城郊大肆掠杀百姓，抢夺财物，城外尸横遍野，惨不忍睹。城外的百姓无法耕作，城内的百姓不能交易，真是民不聊生。扬州百姓送上丰厚的物品犒劳高军，请求不要进驻。高杰自然不愿放弃快到嘴的肥肉，将扬州城围困一个月；刘泽清不甘示弱，将军队驻扎在离扬州不远的瓜洲小镇；黄得功则陈兵仪真，四足鼎立，虎视眈眈。四镇中高杰气焰嚣张，最难安抚。史可法先连书三封，以飞马传送给刘泽清、刘良佐、黄得功，对他们晓以大义，然后亲自赴三镇劝说，使三镇得以安定。之后史可法亲赴最难对付的高营。高杰自恃有福王的安抚“手诏”，非常骄横。但他素来敬畏史可法，知道他要来，内心十分紧张，连夜挖坑，掩埋尸骸。当他拜见史可法时，脸上仍是苍白，脊背上冒着虚汗。史可法知道，其它三镇只会扰民，不能指望靠他们抗敌；高杰虽然骄横暴烈，难以驾驭，但他统率的数万精兵，却是能够打仗的。任其横行，则是一股祸水；将其笼住，则是一支力量。因此，史可法则和颜悦色，对高杰以诚相待，又一一召见高营的将士。这些和善的举动，使高杰大喜过望，内心余悸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当史可法严肃指出高杰不服从朝廷命令，妄图抢占扬州时，高杰跋扈的本相便露出来了，他竟将史可法软禁于城外的福缘庵中达月余之久。史可法却利用这个机会，除做高杰的工作外，还对监视他的高营兵将做工作，使得他们深受感动，盛称史大人是个好统帅。高杰为史可法之诚所感，撤出了扬州。史可法凭着他的“德望”，多方斡旋，总算使四镇愿意听命，消除了四藩争夺扬州的战乱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