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四年，鞑靼首领俺答进攻大同，计划称帝。居正闻悉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携妻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几人请求内附，大同巡抚方逢时和宣大总督王崇古决策受降。鉴于此事非同小可，张居正写信，要祟古立刻把详情“密示”于他。原来，俺答的第三个儿子死时遗一小孩即把汉那吉，把汉那吉长大娶妻比吉，后爱上姑母之女三娘子并再娶。然而，身为外祖父的俺答也爱上了三娘子意据为己有。于是祖孙之间为一个小女子心中结怨，演出了失恋青年离家投汉的一幕。居正接到报告，再次写信给崇古，要其妥善安排把汉那吉，并派人通报俺答：“中国之法，得虏酋若子孙首者，赏万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断汝孙之首以请赏，但彼慕义而来，又汝亲孙也，不忍杀之。”（《张文忠公全集》卷二二《答鉴川策俺答之始》）然后，指授方略，要祟古、逢时奏疏皇上纳降。朝中很多人极力反对，认为敌情叵测。果然俺答的骑兵如黑云压城至北方边境。祟古早在居正授意之下作好战事准备并以其孙要挟，俺答终于被迫妥协。居正顺水推舟应俺答之求，礼送把汉那吉回乡，俺答则把赵全等叛臣绑送明室。
把汉那吉穿着皇上官赐的大红丝袍回鞑靼帐幕。俺答见到非常感动，说以后不再侵犯大同，并决定请求封贡、互市，和明友好相处。
隆庆五年，穆宗在张居正等人的力劝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在沿边三镇开设马市，与鞑靼进行贸易。北部边防的巩固使张居正可以把注意力转向国内问题。
不求自身利
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张居正对明王朝所面临的问题是有深刻认识的。他认为当时国力匮乏和盗贼横行都是由于吏治不清造成的。官吏贪污，地主兼并，引起“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张文忠公全集》卷二六《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加之皇帝的穷奢极欲，百姓因此才饥寒交迫，落草为寇。由于张居正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正确地把握了问题的实质和关键，这才使他的改革能够顺应历史的潮流，并受到广泛的欢迎。基于上述看法，张居正决定从整顿吏治开始他的改革。万历元年（1573年）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实行“考成法”，明确职责。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对于要办的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到衙门，层层考试，做到心中有数，改变了以往“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张文忠公全集》卷三八《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的拖拉现象。考成法的实行，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而且明确责任，赏罚分明，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发而夕奉行”（《明史·张居正传》）。张居正整饬吏治的目的主要还是“富国强兵”，这条红线贯穿于他的改革始终，实行考成法的最大收获也正在于此。张居正在施行考成法时，将追收逋赋作为考成的标准。万历四年规定，地方官征赋试行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同年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级处分的，山东有十七名，河南两名；受革职处分的，山东两名，河南九名。这使惧于降罚的各级官员不敢懈怠，督责户主们把当年税粮完纳。由于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使国库日益充裕。据万历五年户部统计全国的钱粮数目，岁入达435万余两，比隆庆时每岁所入（含折色、钱粮及盐课、赃赎事例等项银两在内）250余万两之数，增长了74%。（《明通鉴》卷六七）财政收支相抵，尚结余85万余两，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正如万历九年四月张居正自己所说的：“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张文忠公全集》卷四五）可见，实行考成法虽是一种政治改革，但它对整顿田赋、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仅靠考成法增加的收入仍是有限的，更远远不能满足王公贵族的无限挥霍。张居正认为“古之理财者，汰浮溢而不骛厚入，节漏费而不开利源”。理财还是要以节用为主。他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几乎都在围绕这个中心进行。比如他通过加强对官吏的考核，裁减冗员，节省朝廷的俸禄开支。据对“两京大小九卿及各属，有沉滥者裁之”，竟“汰冗员二三”。同样，张居正也通过各种途径削减朝廷的军费开支。一方面与鞑靼人修好，通贡互市，保持边境安定，减少战争费用；另一方面也大量削减抚赏开支。到万历二年，北边“三镇二岁之中，所费不过万余，而所省已百余万”。还通过减客兵、清粮糗的办法减少支出，“岁所省，几得数十百万”。同时，张居正还要求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勒紧裤带，和大家一道过紧日子。他不仅多次向神宗提出“节用爱民”，“以保国本”，而且在皇室的奢侈性花费上，也是锱铢必较，寸步不让。万历七年，神宗向户部索求十万金，以备光禄寺御膳之用。居正据理力争，上书说，户部收支已经入不敷用，“目前支持已觉费力，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场意外之变，何以给之？”他要求神宗节省“一切无益之费”。结果，不仅免除了这十万两银子的开支，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花灯费也被废止。在张居正的力争下，还停止重修慈庆、慈宁二宫及武英殿，停输钱内库供赏，节省服御费用，减苏松应天织造等，使封建统治者的奢侈消费现象有所收敛。对于自己的用度，张居正也是力戒奢华。纂修先皇实录，例得赐宴一次。张居正参加篆修穆宗实录，提出辞免赐宴。他说：“一宴之资，动之数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节财之道。”他还请求将为明神宗日讲的时间放在早上，可以免晚上的灯火费用。
张居正在整顿吏治、厉行节约的过程中，不仅自己廉洁奉公，而且对家属也严格要求。儿子回江陵应试，他吩咐儿子自己雇车；父亲生日，他吩咐仆人带着寿礼，骑驴回里祝寿。万历八年，居正次弟张居敬病重，回乡调治，保定巡抚张卤例外发给“勘合”。居正立即交还，并附信说要为朝廷执法，就不能不以身作则。对于明王朝来说，张居正确实是难得的治国之才。他早在内阁混斗、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时候，写过一偈：“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他的确做到了。
心系百姓
作为一名杰出的理财家，张居正深知只顾节流尚不足以解决问题，而要彻底改善国家财政状况，还需要进一步开辟财源，增加收入。
但张居正反对通过“开利源”来理财，因为在他看来，“夫天地生财止有此数，设法巧取，不能增多。”他早年曾较多接触下层人民，深深懂得安民养民后国富的道理，他指出：“窃闻政理之要，惟在于安民。”那么，如何才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呢？当时明王朝的庞大机器都由田赋支撑，而田赋收入因土地兼并和负担不均而很难增加。为此，张居正提出惩办贪污、清理欠赋和清查田亩等三项措施，其中尤以清查田亩声势浩大。
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地，结果“闽人以为便”。于是在万历八年，张居正上书并获准在全国陆续展开清丈土地，并在此基础上重绘鱼鳞图册。全国大部分地区根据户部颁布的《清丈条例》对田地进行了认真的清丈，但也有一些地方官吏缩短弓步，溢额求功。如浙江海盐“水涯草堑，尽出虚弓，古冢荒塍，悉从实税。至于田连阡陌者，力足行贿，智足营奸，移东就西，假此托彼。甚则有未尝加弓之田，而图扇人役积尺积寸，皆营私窖。遂使数亩之家，出愈增而田愈窄焉。”然而由于大部分州县清丈彻底，革豪右隐占，额田大有增加。万历八年，全国田地为7013976顷，比隆庆五年（1571年）增加了2336026顷。随着额田的增加，加之打击贵族、缙绅地主隐田漏税，明朝田赋收入大为增加。尽管张居正清丈田亩、平均赋税的做法被海瑞等人认为是下策，并不能真正解决民间赋税不均的问题，但从理财的角度看，清丈田亩对于朝廷比较全面准确地掌握全国的额田，增加财政收入起了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不久推行“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创造了条件。张居正很清楚，仅靠清丈田亩还远远不能彻底改变赋役不均和胥吏盘剥问题，不进一步改革赋税制度就无法保证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将会有更多的贫民倾家荡产，不利于社会的安定。赋役改革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事情，一旦过多触犯权宦土豪的利益，弄不好就会引起强烈的反对，使自己的所有心血前功尽弃。当时，不少地区已在试行适应本地区的赋役改革方案，如应天府（今江苏南京）的“里甲银”，浙江、广东的“均平银”，福建的“纲银”，还有江南的“十段锦”，以及有些地区的“一条鞭法”等。“一条鞭法”最早于嘉靖十年（1531年）二月，由南赣都御史陶谐在江西实行，取得了成绩。当时御史傅汉臣曾上书说：“顷行一条鞭法。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则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矣。”此后王宗沐在江西，潘季驯在广东，庞尚鹏在浙江，海瑞在应天，王圻在山东曹县也都实行过“一条鞭法”。海瑞在应天府的江宁、上元两县“行一条鞭法，从此役无偏累，人始知有种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买田，乡间贫民始不肯轻弃其田矣”，做到了“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
万历五年，山东东阿知县白栋推行“一条鞭法”，全县钱粮均按地丁起科。但由于这种做法触犯了官绅的利益，他们便制造浮言，户科部给事中光懋说：“至嘉靖末年，创立条鞭，不分人户贫富，一例摊派；然其法在江南犹有称其便者，而最不便于江北。如近日东阿知县白栋行之山东，人心惊惶，欲弃地产以避之。请敕有司，赋仍三等，差由户丁，并将白栋纪过劣处。”幸亏张居正及时派人前往东阿巡察，才知道光懋歪曲事实。于是张居正拟旨答复：“法贵宜民，何分南北？各抚按悉心计议，因地所宜，听从民便，不许一例强行。白栋照旧策励供职。”又致书支持白栋的左都御史李世达：“条鞭之法，近旨已尽事理，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耳。法当宜民，政以人举，民苟宜之，何分南北。”张居正认为“一条鞭法”不仅不应反对，而且可以“不分南北”，在全国普遍推广。万历九年，他终于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是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后来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条鞭法”的运用和发展。“一条鞭法”的施行，改变了当时极端混乱、严重不均的赋役制度。它减轻了农民的不合理赋役负担，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别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一条鞭法”所实行的赋役没有征收总额的规定，给胥吏横征暴敛留下了可乘之机，这是它的主要不足。
张居正的理财并不限于一味地为朝廷公室谋利，而且也十分重视人民的实际生活。他通过多种渠道设法减轻人民的赋役负担，有时还直接提出减免人民的负税。万历十年，随着清丈田亩工作的完成和“一条鞭法”的推行，明朝的财政状况有了进一步的好转。这时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这年二月，张居正上疏请求免除自隆庆元年（1567年）至万历七年（1579年）间各省积欠钱粮。另外，张居正还反对传统的“重农轻商”观念，认为应该农商并重，并提出“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主张。因此也反对随意增加商税，侵犯商人利益。这些做法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缓和了一触即发的阶级矛盾，对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张居正于国事日以继日地奔忙，连十九年未得见面的老父文明去世，他都未能服丧守制。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居正病逝，舍弃了他十六年始终不放的权力，十年来竭诚拥裁的皇帝，撒手人寰。死后，神宗为之辍朝，赠上柱国，谥“文忠”。他带着平生的抱负埋入了江陵的墓地，可他哪里知道，自己一生为国任劳任怨的功德，换来的竟是家族子孙的大难。
张居正一切的改革着眼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因而必然在某些方面损害一些官僚、大地主的利益。他自己在政策及用人上也存在一些失误。在他死后，有些人就开始肆意的报复和攻击。而神宗呢？居正在位时，他不是一直尊其为师吗？那是出于需要与无奈。他早已耿耿于居正的震主之威。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居正效国的需要，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权力上，居正和神宗成为对立面。居正的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这是帝王的逻辑！居正既死，神宗这个已经成年的以享乐和追求财富积累为天性的年轻皇帝，开始寻找一种复仇的快慰。
张居正逝世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潘晟，神宗命潘致仕。潘晟乃居正生前所荐，他的下台，标明了张居正的失宠。
不久，言官把矛头指向张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抄居正家，并削尽其官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刻棺戮尸。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居正呼冤。
然而国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明熹宗为激励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予以复官复荫，然一切俱已晚矣！
戚继光
戚继光（1528年~1588年），明朝抗倭名将、军事家。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山东登州（今山东蓬莱）人。原籍河南卫辉。一说祖籍安徽定远，生于山东济宁。出身将门，于闽、浙、粤沿海诸地抗击来犯倭寇，历十余年，大小八十余战，终于扫平倭寇之患。著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
他年少的时候喜欢读书，精通经史大义。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依例袭父职为登州卫指挥佥事。三十二年，任都指挥佥事，备倭山东。三十四年，调任浙江都司佥事。旋进参将，分守宁波、绍兴、台州（今临海）三府。三十六年以劾免官，旋以平汪直功复官，改守台州、金华、严州（今浙江建德东北）三府。时浙江多被倭患，而旧军素质不良。戚继光招募农民和矿徒，组成新军。严明纪律，赏罚必信，并配以精良战船和兵械，精心训练；他还针对南方多湖泽的地形和倭寇作战的特点，审情度势，创造了攻防兼宜的“鸳鸯阵”战术。以十二人为一队，配以盾、枪、叉、钯、棍、刀等长短兵器，因敌因地变换队形，灵活作战。每战多捷，世人誉为“戚家军”。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很早以来，两国人民就友好交往。但在明朝的时候，由于日本国内形势的变化，酿成了倭寇侵扰中国沿海地区的倭患，和以戚继光为首的中国军民抗击倭寇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