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何是西汉第一个丞相，为刘邦夺得天下立下了功勋，与张良、韩信并称“汉初三杰”。他亲手规划和组织了长安营建工程，又拟定了汉初的各种典章制度，竭力支持“休养生息”政策的执行，对西汉王朝巩固统治起了积极作用。身为国相，萧何生活俭朴，购置田地一定在穷乡僻壤，建家园不修围墙，并说：“子孙后代如果贤能，就学习我的俭朴；不贤能，不要被有权势的人家夺去。”
刘彻
汉武帝刘彻（前156年~前87年），汉代重要皇帝之一。景帝刘启之子，前156年至前87年在位。在位第二年，首创年号为“建元”，从此我国历史开始用年号纪年。在位期间，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用法术刑名；颁行《推恩令》，削弱割据势力；官营盐铁贸易，平抑物价；治理黄河，兴修水利，移民屯边，行“代田法”；派张骞等出使西城，任用卫青、霍去病等大破匈奴，设郡县于云南、贵州，将汉朝推向全盛时期。能诗善赋，原有文集两卷，亡佚。谥号孝武皇帝，庙号世宗。
晋升太子
武帝出生于公元前156年，父亲就是汉景帝刘启，碰巧这年又是景帝登基之年，等他出生时就已经是皇子了。武帝的母亲是王美人，美人是嫔妃的一种等级。后来传说在武帝母亲怀孕时梦见了太阳钻入怀中，汉景帝听说了，很高兴，认为是个吉利的梦，预示着小孩子将来会有大作为。
传说刘彻的母亲王氏进宫前已婚，曾嫁作金家妇，生有一女。后她的母亲强行将她从金家夺回，进与身为皇太子的景帝。但王氏生下刘彻时，并非是皇后，所以她生的儿子按照封建时期的规定不能继承皇位。不过，后来他终于如愿地当上了太子，最终登上了皇位。
少年皇帝
到了公元前140年，16岁的汉武帝正式继承了皇位，他雄心勃勃地想将“文景之治”的盛世继续下去，但在初期却遇到了阻力。这主要是当时的太皇太后窦氏，即武帝的爷爷汉文帝的皇后。从她做皇后到这时，已经四十年了，本家族在朝廷的势力很是庞大。按照规定，分封的一些王与侯都要到各地自己的封地去，但窦氏的亲属们不愿意到那些边远的地方去，都留在了京城。因此互相勾结，违法乱纪的事经常发生。对于窦氏来说，她和武帝的治国思想也有很大的区别。
但武帝此时还没有力量和自己的奶奶窦氏较量，在他任命的重臣赵绾提出窦氏不应再干涉朝政时，惹恼了窦氏。窦氏逼迫武帝废除了刚刚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武帝任命的丞相和太尉也被迫罢免，有的大臣被逼死狱中。随后，窦氏宠信的人接替了这些重要职位，听从窦氏的命令。这对武帝是一个打击，但武帝有年龄上的优势。他没有从此消沉，而是养精蓄锐，等待时机。
四年之后，即公元前135年，窦氏去世，时机终于来了。武帝马上将窦氏的人一律罢免，将田鼢重新重用，做了丞相。治国思想也采用了儒家的主张，开始加强中央集权，对付地方的豪强势力。
强化中央集权
当时，国家政治形势比较稳定，经济状况也比较好，但诸侯王国的分裂因素依然存在，封建统治思想尚待确立。所以，刘彻在继续推行景帝时各项政策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尤其在思想方面，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了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当时的丞相负责管理文武百官，实权很大，皇帝有时还不如丞相的权力大，这是武帝所不能忍受的。所以，亲政后，在加强中央集权方面主要是削弱相权。当时，武帝削弱丞相的权力有一个很有利的条件，就是原来做丞相的都是开国的功臣，而现在他们基本上都已经年老，或者去世。武帝便利用这个有利的时机来让众多的儒生代替元老们，掌握国家政权，同时通过打击丞相来加强自己的权力。在公元前124年，武帝便让平民出身的儒生公孙弘来做丞相，这样就改变了以前总是由贵族来做丞相的惯例。
此后，武帝的另一个措施就是采纳了主父偃的主张，颁布了《推恩令》。高祖刘邦时期，曾经封了很多刘姓王，叫做同姓王。但后来这些同姓王的后裔却横行乡里，对抗朝廷，不肯听从朝廷的命令。为了彻底削弱诸侯王的势力，武帝就颁布了这项命令，内容主要是：诸侯王的王位除了由嫡长子继承以外，还可以用“推恩”（也就是广布恩惠，让更多的人来享受特权）的形式把其他的儿子在本侯国内分封。新的侯国就脱离原来王国的限制，地域独立；而且政治权力也基本被剥夺，受当地郡县官吏的管辖。这样，就使原来独立的地方王国自动地将权力上交给了国家。此后，地方的王与侯仅仅享受物质上的特权，即享用自己封地的租税，但是没有了以前的政治上的特权。
为了进一步加强君主权力，武帝还用派御史的方式对地方的豪强、官吏进行监督。公元前106年，武帝将全国分成了十三个监察区。每个区叫做部，每部派出一名刺史，中央的刺史叫做司隶校尉，其他十二个州都叫刺史。刺史在六个方面对地方进行监督，即“以六条问事”：一是豪强占田超过了限制数量，而且恃强凌弱；二是郡守不遵守诏书、法令，欺压百姓，横行地方，贪污腐败；三是郡守审判案件不体恤百姓，草菅人命，随意赏罚，被百姓嫉恨；四是选拔任命官吏不公平，排斥贤能之人，任用小人做官；五是郡守的子弟们仗势欺人，郡守也为子弟向下属求情，使下属枉法办事；六是郡守不忠于皇帝，而是和地方的豪强们勾结，搞权钱交易，损害国家利益。
刺史的作用主要是为了防止郡守和地方的豪强们相互勾结、对抗中央，重蹈原来同姓王犯上作乱的覆辙。同时，刺史也要负责向中央推荐自认为较好的官吏，对于政绩不好的还可以罢免。刺史的地位在当时是相当高的，相当于钦差大臣，而且是常年的，在地方还有自己的办公地点。就“刺史”名字本身来说，其实它已经具备了这种特点。“刺”即是刺举，也就是侦视不法，“史”是指皇帝派出的使者。
广开仕途
在这方面主要是通过官吏的选拔制度改革来实现的。当时还没有隋唐时期以后的科举制度，主要是推荐制，即察举制。但原来的做法并不理想，推荐的人中亲属占了绝大部分，贤才却不多。这对于急需人才治理国家的武帝来说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所以，武帝在继续推行汉初的察举制的同时，扩大了察举的范围。在汉朝初期只有贤良和孝廉两科，武帝增加了儒学、明法（即明习、通晓法令）以及德行、学术等科。
武帝命令郡守向中央推荐贤才，否则就以不举孝廉罪处罚。同时允许官吏和百姓上书评议政事。武帝通过这种方式最大限度地选拔出了有德有才的人。
武帝又听从董仲舒的建议，在京城设立了“太学”，成为封建官吏培养文官的学校。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国家设立的大学，以儒家的经典为主要讲课内容，学生是国家选拔的杰出青年和各地郡国推荐的青年。在太学学习一年之后，通过考试的，依照成绩分等级来任命做官。从此，儒士们开始大量地进入政权体系。
武帝还参用宦官为中书，掌尚书之职。这些人在皇帝左右，逐渐形成了一个宫内决策的机构，称为“中朝”或“内朝”，与以丞相为首的政务机关“外朝”相对应。皇帝依靠中朝，加强统治；中朝则恃皇帝之重，凌驾外朝。
中朝官吏还包括大将军、骠骑将军、前后左右将军等武官，以及太中大夫、光禄大夫、尚书等文官。其中尤以大将军和尚书最为重要。
大将军、骠骑将军的地位与丞相相当，其他将军如车骑将军、卫将军、前后左右将军的地位则与上卿相当。尚书在先秦时期原为主管文书的小官，汉武帝则更多地利用尚书机构办理政务。汉武帝还开始任用宦官担任尚书，称为中书。在此以前，皇帝下章通常要经过丞相、御史；从此时开始，吏民一切奏章都可以不经过外朝，而通过尚书直达皇帝，丞相九卿也必须通过尚书入奏，皇帝的旨意也由尚书下达丞相。尚书还可以质问大臣，并可因大臣所言不善加以弹劾。这样，专制制度就进一步加深了。
在军队建设方面，汉武帝也进行了大的改革。按照汉初的军事制度，军力分散于全国各地，都城内外，都无重兵。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首先建立一支可以由中央随时调遣的军队，只有这样，才能加强封建国家的镇压职能。
公元前111年，武帝创建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虎贲、胡骑、中垒八校尉，常驻京师。之后，武帝又设期门军、羽林军，以加强宿卫力量。
经过这些改动，汉武帝摆脱了田鼢等人的束缚，成为大权在握、说一不二的绝对统治者。
反击匈奴
汉朝建立之初，一直受北方强大的匈奴族的威胁。武帝以前，对边疆民族问题主要采取安抚和亲政策。汉武帝改变过去的方针，通过战争开拓疆域。
汉武帝车骑将军卫青、将军李息率兵西进，用避实击虚的战略，迂回到陇西，对河套及其以南的匈奴军队进行大包围，歼敌数千人，获牛羊万头，匈奴白羊王领残部逃走。西汉完全收复了秦末以来被匈奴占领的河套地区。
匈奴不甘心失败，企图夺回失地，卫青数度出击，多次在漠南战胜匈奴军。公元前124年，匈奴右贤王屡次侵扰朔方（今内蒙古杭锦旗北）。卫青奉武帝之命，率领10万余骑从高阙、朔方出发，直向北进，深入塞外六七百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右贤王王廷。右贤王仓皇北逃，汉军大胜，俘匈奴小王十余人，士兵15000余人和数百万头牲畜。武帝闻之，龙颜大悦，特命使者持大将军印到军中，拜卫青为大将军，令诸将皆受其节制。
河西郡在今甘肃的武威、张掖、酒泉等地，是内地至西域的通道。匈奴驱逐大月氏占领河西后，将酒泉地区封给浑邪王，武威地区封给休屠王，借以西控西域各国，南与羌族联合，致使内地与西域的通道被阻断。为了打开通往西域的道路，保卫西部边境的安全，汉武帝在元狩二年（前121年）3月，命将军霍去病率骑兵万人出征，发动了河西战役。
霍去病奉命率领1万轻骑兵与匈奴作战。在战争中，霍去病神出鬼没，足智多谋，转战5个王国，奔驰千余里，取得辉煌战果。共杀匈奴小王2个，俘获8900余人。同年夏天，他又深入匈奴腹地2000余里，斩首3万多人，俘获匈奴小王70多人。从此，汉朝控制了河西走廊一带，匈奴与羌人的联系被切断。匈奴单于听到此失败的消息，大为震怒，就想将浑邪王斩首治罪，于是浑邪王决定投降汉朝。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命大将卫青、霍去病等人率领远征军再次远征匈奴，卫青、霍去病各带领5万骑兵和数十万步兵，分别从定襄、代郡出发，越过漠北追击匈奴。卫青率军行千余里，扎环状营，以兵车自卫。然后命5000骑兵去单于阵中挑战，与万骑单于兵发生激战。单于向北遁去，汉军乘胜追击，直至赵信城。卫青捕获或斩首匈奴军19000余人。霍去病率军与匈奴左贤王之军作战，追出两千余里，把匈奴军逐出狼居胥山以外，俘虏匈奴小王3人、将军和相国等高级官员83人。匈奴军死伤70443人，令匈奴元气大伤，闻风丧胆。此后，匈奴长期游牧于漠北，无力南下。
武帝派大将卫青、霍去病等连续发动了多次反击匈奴的战争，解除了来自匈奴的威胁，保障了黄河流城广大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加强经济管理
在经济方面，武帝下令统一五铢钱，将铸币大权收归中央。又将盐铁的专卖权收归国有。还采纳桑弘羊的主张，设立平准官，由政府控制物价，经营贸易。朝廷因此获得厚利。
首先，武帝将有巨大利益的盐、铁、酒这些有关百姓生活和国家稳定的商品的专卖权收归中央。从煮制、冶炼、酿造直到销售，都由国家来负责经营，并制定了法令来严格限制私人的经营。
其次，是推行均输令和平准令。这是武帝时期封建国家运用行政的手段来干预市场、调剂物价的重要措施。平准就是由中央大司农的属官平准令来负责京城和其他大城市的物价平抑工作。在丰收的季节，因为粮食价格比较低，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由国家以高价来收购。等到第二年粮食贵时，再由国家平价卖出，达到平抑物价的目的。这使大商人们失去了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的机会，同时也稳定了国家的政局。
再次，是推行告缗令。公元前119年，武帝推行“算缗”，这是向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规定商人们都要向官府申报自己的财产数，然后根据财产征税，每二千钱征收一算，即一百二十钱。但商人们为了少交或者不交，就隐瞒不报或者少报。所以，在公元前114年，武帝又下令实行“告缗令”，即鼓励人们告发不遵守“算缗”的人。告发的人可以得到被告发商人财产的一半作为奖励。命令一下，全国的商人遭到了沉重打击，中等以上的商人基本上都破产了。
武帝的这种抑商政策虽然增加了国家的收入，但严重打击了商人的经商积极性，使当时的商业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在武帝时期，还有其他的抑商措施。如商人不能坐车，不能穿丝绸衣服，不能携带武器，他的后代也不能做官。这种歧视商人的思想影响了后来的封建社会各个朝代。
对外关系以及和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也有了新的变化。通过对匈奴的打击，使之不再对汉族地区产生威胁。这使北方的局势基本稳定，经济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另外，汉武帝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与大月氏、乌孙、安息等国联系，开通了内地与西域之间的交往，最终确立了汉朝对西域诸国的宗主地位，扩大了汉朝的影响。武帝还使现在的新疆和甘肃地区纳入了中国的版图范围。当时东北方向的版图则扩展到了现在辽东半岛和鸭绿江和浑江一带。
在南方，他先后消灭了闽越、瓯越、南越三个国家，将东南越族地区纳入汉朝版图。在西南，他派司马相如等以招抚兼武力胁迫的手段，征服了当地未开化的夜郎等民族，统一了今天的两广地区。又在今云南、贵州等省设置郡县，加强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
晚年的悔过
汉武帝虽然政绩突出，但他也很奢侈。宫殿、园林建了很多，对外国的使者和来汉贸易的商人也摆大国的架子，任意赏赐。此外，武帝和秦始皇一样也喜欢巡游，而且次数也有十几次之多。公元前110年那次巡游里程达到了一万八千里：从长安出发，先到北面阅兵，再南下到了中岳嵩山，然后向东巡游海边，接着到泰山封禅；又沿海岸往北到了碣石（现在的河北昌黎），此后向西经过九原（现在内蒙古包头）再回到长安。这次巡游里程和花费都超过了秦始皇，在武帝刚即位时，由于有文景之治的基础，国家还很富足，但经过了几十年的战争，国库已经快要空虚了。
